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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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塞尔从来不知道她有这么健谈而且兴奋,除了她从学校领回一个女孩那次。就算在那种时候,她们的对话能听见的很少,似乎主要都是控制不住地咯咯笑。这会儿,她在尽她所能总结剧本,注意不要在任何方面说得过多,以免影响哈里对整体的理解。她在那番独白刚开始时,向这两个男孩做过一个不明显的欢迎动作,很快,他们就实际上占据了她的房间:哈里坐在唯一一张椅子上,把一摞戏院节目表放在他的大腿上,拉塞尔站在窗边,拇指插在腰带间。

“…我觉得最好的,”她在说,“最好的是一个警察的角色。他动作僵硬。”她踱了几步又转过身,以表现出那种僵硬特点。“他很棒,唱了首很好听的歌。”

她拿起那份歌谱,试着带点伦敦腔用男低音唱,努了很大力忍住不笑。

当一个人没在忙于他的份内事

——他的份内事

“哦,我忘了跟你们说,”她说,一边用手紧张地把自己的头发弄平。“你们知道,舞台上有整整一个合唱团,他们总是开口唱,重复每一句的结尾,就像这样”:

——他的份内事

也没在谋划他邪恶的小计谋

——小计谋

他对单纯快乐的享乐之心

——享乐之心

不亚于任何一个诚实人的

——诚实人的

我们费力压抑的感情

——压抑的感情

当警察的职责即将完成

——即将完成

啊,考虑了一样又一样——

哈里·斯奈德脸上表情扭曲,发出一声缓慢而响亮的呕吐声,好像这是他所听过的最糟糕、最让人恶心的歌,另外为了模仿呕吐,他把所有那些戏剧节目单撒了一地。那样做,让拉塞尔发出一声紧张的笑声,使他成了个同谋。接着房间内一片沉默。

南希脸上惊讶和受伤的样子只持续了几秒钟,接着就勃然大怒。迟一点她有可能哭,可是当然当时没哭。“好吧,滚。”她说,“给我滚出去。你们两个都是。马上。”

他们只能像小丑一样发狂地跌跌撞撞出去,相互推搡着,做着鬼脸,使得这像是一场假撒退,以此来嘲笑她发火了。她重重地在他们身后关上门,力气大得让走廊天花板上掉下了漆片。那天下午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只是在后院胡闹,互相躲避着眼神,直到哈里该回家了。

伊丽莎白最后回来时,她的样子“很糟糕”——露西是这样跟爱丽丝说的。

“那你觉得是彻底结束了吗?”爱丽丝问。“跟贾德?”她开始依赖她妈妈来解释大人的行为,因为也没有别的人可以问,但并非总是有收获:上个月,九年级有个女生因为怀孕而退学,露西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反感,使得不可能有任何解释。

“哦,这个嘛,我可不知道。”露西这时说,“我希望你不会问起私人问题还是怎么样,因为这真的不关我们的——”

“私人问题?我干吗要那么做?”

“哦,这个嘛,亲爱的,只不过是你一向这么爱打听别人的私事。”

爱丽丝露出受伤的样子,最近这种表情出现在她脸上,比她的妈妈或者她的弟弟都更频繁。

大多数时候,托尔斯一家都躲着伊丽莎白,南希也是;就像家里多了个陌生人。伊丽莎白穿着高跟鞋脚步沉重地下楼,站在前面的窗户那里盯着邮政路,似乎陷入沉思。不论给她端上什么菜她都挑剔,晚饭后,她不耐烦地翻了很多杂志,一边喝很多酒,她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她让每个人都感觉多么不自在。

后来有天夜里,孩子们都上床睡觉后,伊丽莎白把《新共和》杂志扔到一旁说:“露西,我看这样不行。对不起,因为以前的确像是个好主意,可是我想我们都应该开始另外找地方住了。”

露西感到震惊。“嗯,可我们是签了两年的房租协议啊。”

“哦,好了吧。我以前毁过约,你也是,人们一天到晚都毁约。我觉得你跟我不是很合适这样住,如此而已,孩子们也不喜欢,所以我们就算了吧。”

露西的感觉,是好像一个男的要离开她。有一小会儿,她努力控制住自己不要哭——她知道为这种事哭就太可笑了——她迟疑地说:“那你是要搬到市里吗?跟贾德?”

“哦,天哪,不。”伊丽莎白站起身,开始在地毯上踱来踱去。“那个大嘴巴,那个傲慢、装模作样、酗酒的狗娘养的——不管怎么样,他跟我分手了。”她刺耳地笑了一声。“你应该看看他是怎样跟我分手的。你应该听一听。不,我要去找像我以前住过的那种,也许更好点,在那里,我可以安安静静的,去做——一个人去做我的事情。”

“嗯,伊丽莎白,我希望你会考虑一下。我知道你今年冬天过得不容易,可是这真的好像不公平——哦,你看:等几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再决定吧,因为你在这儿住也有好处,或者说可能有,再说,我们是朋友。”

伊丽莎白让“朋友”这个词在空中悬了一会儿,似乎是要检查一下。

“嗯,”露西说着,又对那个词做了限定,“我是说我们当然有很多共同点,我们——”

“不,我们没有。”伊丽莎白的眼睛里掠过一丝残忍,那是露西以前从未见过的。“我们根本没什么共同点。我是个共产党员,而你很可能会投阿尔弗·兰登[1]的票。我一辈子都在工作,而你几乎从来没动过一根手指。我从来根本不赞成付赡养费,你却是靠赡养费生活。”

这样,露西·托尔斯别无可做,只有不出声地傲然走出客厅,走上楼梯,上床,等着自己忍不住一阵阵抽泣起来。可是还没有那样,她就睡着了,很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她也喝了不少酒。

后来就到了早春季节。他们在同一屋檐下住了有半年了,现在随时会结束。这件事没有多讨论,可是在每个人眼里,那些日子都带上了最后的时光的特点。

这座房子的一侧,即跟哈里·斯奈德家相反的那侧有块空地,是个玩战争游戏的好剧场:有些野草高得能藏住人,有几条小路和几块开阔地——表面都是踩实了的土面——适合演出步兵战斗。有天下午,拉塞尔一个人在那片地方瞎玩,也许因为那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可以那样玩,不过没有哈里参加,也没多大意思。他正往家里走时,发现南希在后面走廊上看着他。

“你在那儿干吗?”她问他。

“没什么。”

“看上去你在转着圈子走路,自言自语。”

“哦,我是。”他扮了个鬼脸说,“我总是那样做。难道大家不都是那样吗?”

让他如释重负的是,她好像觉得那样好玩,甚至赏给他愉快的轻声一笑。

很快,他们就一起溜达到那块空地上,他指给她看最近军事行动的几处地标。这是那一丛野草,哈里·斯奈德曾在此藏了个机关枪火力点;这儿是那条小路,拉塞尔曾经率领一群幽灵巡逻,刚一开火,他就正好被击中胸膛。

为了重现那一幕,他在中枪后摇摇晃晃往后退,然后歪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着。“你要是胸口那样中了一枪,就没什么办法了。”他一边起来拂掉身上的灰尘一边解释。“但是最糟糕的,是你肚子上挨了一颗手榴弹时。”这让他再次表演痛苦,并且四肢摊开躺在地上。

他为她表演死了第三次后,她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你很喜欢倒下,不是吗,”她说。

“呃?”

“嗯,我是说对你来说,最好的就是被打死,不是吗?”

“不。”他不服气地说,因为她的语气暗示这种倾向有种不健康因素。“不,我只是——我不知道。”

那有点让人扫兴,尽管他们走回那座房子时,关系仍然挺好;但不可否认,有一小会儿,他们当了一会儿伙伴。

就凭这一点,第二天中午放学回家吃饭时,拉塞尔从后面走廊那里脚步沉重地走进屋,有重要的话要跟她说。

她先到家,靠着客厅沙发的垫子坐着,盯着窗外,中指缠绕着自己的一绺黑色头发。

“嗨,”他说,“有件事挺滑稽。你认识你们班那个块头很大的家伙吗?卡尔·舒梅克?”

“当然,”她说,“我认识他。”

“嗯,我当时刚从学校出来,卡尔·舒梅克和另外两个人在操场上,他把我叫过去。他说:‘嗨,托尔斯,你想参加选拔赛吗?’”

“我说:‘什么选拔赛?’”

“他说:‘人类选拔赛。可是我最好先警告你,他们不让娘娘腔的参加。’”

“我说:‘谁是娘娘腔啊?’”

“他就说:‘你不就是吗?我听说你是,所以我要警告你。’”

“我就说:‘哎,舒梅克,去警告别人好吗?’我说,‘你要是想警告谁,最好还是继续找人吧。’”

这样重现一段对话挺精确,南希似乎听得有兴趣。可是最后一句有种不确定的感觉,像是留下了一种可能,也就是等他回到学校时,也许还会有麻烦。“那样说完后,他们只是可以说笑了笑就走开了,舒梅克和另外两个人。我觉得他们不会再纠缠我,可是我是说整个这件事都很有点——有点古怪。”

他这时纳闷自己干吗要跟她说这个,而不是讨论别的事。看她坐在沙发那儿,在下午的光线中,他看得出等她长大和变得漂亮后,很可能会是什么样。

“说他听说过你是个娘娘腔,呃?”她说。

“嗯,他是那么说的,听说过,可是我想我——”

她久久盯着他,让人来气,也带着狡黠。“嗯,”她说,“我想知道他究竟是从哪儿听说的。”

拉塞尔瞪大眼睛,对她的背叛行为感到震惊,他在地毯上慢慢往后退,两个拇指也从皮带间抽了出来。就在他到门口之前,他看到她脸上的狡黠变成了害怕,可是已经太晚了:他们都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根本无法阻止他。

在楼梯脚,他叫道:“妈妈?妈妈?”

“怎么了,亲爱的?”露西·托尔斯出现在楼梯口,带着担心的样子,穿着她所称的她的下午茶衣服。

“南希跟卡尔·舒梅克说我是个娘娘腔,舒梅克又跟别的很多人说过,现在每个人都在说,这是谎话,这是谎话。”

露西的神色端庄,跟她穿的喝下午茶衣服相配。“哦,”她说,“好吧,我们可以在午饭时讨论这件事。”

伊丽莎白从来不回家吃午饭,爱丽丝在初中的自助食堂吃,所以餐桌上只有三个人:一边是拉塞尔和他妈妈,一边是南希。没人能分担一点露西缓慢、感情强烈、无情的声音中所具有的力量。

“我对你所做的事感到吃惊,南希,让我感到很苦恼。一个人不应该做这种事,不应该在朋友背后散布恶意的闲话和谎言。这就像偷东西、骗人那样糟糕,让人恶心。哦,我想有些人是会那样做,可是我不想跟那种人坐在同一张桌子前,也不想住在同一座房子里,也永远不想让自己有这种朋友。你明白我的话吗,南希?”

女用人端着他们的盘子进来了——今天会有小份的牛肉、土豆泥和豌豆——她没有马上走,而是在回厨房之前,暗带责备地看了露西一眼。她以前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家庭工作过,也不想再有这种经历。一个挺好的女士,一个疯了的女士,三个样子悲哀的小孩:这算什么一家人?好了,极有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她已经让职业介绍所给她找份新工作——可是同时呢,应该有人让那个疯女士闭上嘴巴,免得她把那个小女孩骂死。

“拉塞尔是你的朋友,南希,”露西·托尔斯说,“你跟他在同一个家里。你在学校背着他散布关于他的恶意谎言时,可是害人不浅啊。哦,我敢说你是知道的,一开始你就知道。可是我想知道你有没有考虑一下我。因为你知道吗,南希?是我找到了这座房子,我让你的妈妈一起来住,所以我们都能住在一起。是我一直希望了又希望我们在这儿,生活中会有一点点平静与和谐——是的,即使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之后,我还是继续希望。所以你看,你伤害的不仅仅是拉塞尔,南希,还有我,还有我。你深深伤害了我,南希…”

还有更多的话,然后正好到拉塞尔知道会结束的地方结束了。这番责备从头到尾,南希坐在那里没出声,绷着脸,垂着眼睛——她甚至还做到吃了点东西,似乎想显得她不在乎——可是到最后,她的嘴巴合不住了。她的嘴唇也说明了问题,抽动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后来张开了,固定为一个绝望的样子,中间还有两粒嚼了一半的豌豆,她哭得可怜,但又没有发出声音。

那天下午他们上学都迟到了,尽管南希先出发,至少先走了一百码。拉塞尔从别人家的草坪之间走出去,穿过那道破损的栅栏,然后沿着那条拐得不算急的弯弯曲曲的小路走,他只是偶尔能看到她远远在前面,一个高个、瘦削的女孩,走路的样子显得她不止九岁。她会长大,变得漂亮;她会结婚,有自己的男孩和女孩;所以如果担心她会一直记着拉塞尔·托尔斯今天对她所做的一切,也许是件又蠢又有点女孩子气的事。不过,现在不可能知道她以后究竟会不会忘了这件事。

“嗯,我看没什么理由再拖了。”伊丽莎白第二天说,一边把两个收拾好的行李箱放在客厅地板上。“我和南希会去怀特普雷恩斯找家旅馆待几天,然后等我们在哪儿安顿下来,我会让人回来拿其余的东西。”

“你这样让我很难做,”露西冷冷地说。

“哦,得了,我可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对了,你看,我给你多留一个月房租,好吗?”她拿着支票本去她以前的工作台坐了一下,潦草地写了张支票。“好了,”写完后她说,“那应该可以弥补痛苦了。”她和南希拿着她们的行李去A型车那边。

托尔斯一家人没有一个去前面的窗口挥手道别,不过也没关系,因为贝克母女两人都没有回头看。

“知道吗?”她和南希在邮政路上往北开去时,伊丽莎白说。“事实上我负担不了那张支票。它不会无效的,但是会让我们过上一个月的紧日子。话说回来,也许有时候,你得拿钱让自己脱身,无论能不能负担得起。”

又开了一英里左右,她把目光从路上挪开,看了一眼南希严肃的侧脸,她说:“噢,天哪,我们甚至不能在这辆车上笑两声?你干吗不给我唱一段吉尔伯特和萨利文的歌什么的?”

南希给了她一个羞怯的笑容,一现即逝,然后又转过脸。伊丽莎白慢慢把右手的手套摘下来。她伸手经过女儿的膝部,抓住了她右侧的大腿,让她凑过来一点,小心不让她小小的膝盖碰到抖动的换挡杆。她让孩子的大腿紧紧贴着她自己的,贴了很久;然后她用在车上噪音中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轻轻说:“听着,都会没事的,亲爱的,都会没事的。”

* * *

[1] 阿尔弗·兰登(1887—1987),美国政治家,曾任堪萨斯州州长(1933—1937年),1936年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失败。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恋爱中的骗子

沃伦·马修斯跟他妻子和两岁的女儿搬来伦敦住时,担心过人们也许会纳闷他怎么无所事事。说他“靠富布赖特奖学金”没多大用,因为只有少数几个美国人知道那指的是什么,绝大多数英国人会一脸茫然或者配合地微笑,直到他解释一番,但甚至到那时,他们还是听不明白。

“干吗要跟他们说什么,”他的妻子会说,“关他们什么事?那么多靠私人收入在这儿生活的美国人又怎么样?”然后她继续在炉子或者水池或者熨衣板上干活,或者继续有节奏而动作优美地梳理她那一头长长的棕色秀发。

她是个眉清目秀的漂亮女孩,名叫卡罗尔,经常说自己结婚时太年轻了。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自己讨厌伦敦。这里又大又乏味,而且缺少人情味;你可以走路或者坐公共汽车一去好多英里,都看不到有什么好看的。冬天来了,也带来了刺鼻的含硫磺的雾,把一切都染成了黄色,还从关着的窗户和门渗进来,留在你的房间里,让你眯起来还流眼泪的眼睛更加难受。

另外,她和沃伦关系不融洽已经有好久了。他们可能都希望过搬到英国这一险举也许能把事情理顺,但是现在难以回想起他们是否那样希望过。他们吵架并不多——吵架属于他们结婚后更早的一个阶段——可是他们几乎从来不喜欢跟对方在一起,还有整天整天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小小地下室房间里,几乎好像干什么都会影响对方。“哦,对不起。”每次他们笨拙地撞到一起或者挤到一块时,都会咕哝着说,“对不起…”

那套地下室房子是他们遇到的唯一一件好事:租金只是象征性的,因为房东是卡罗尔的英国籍姑妈朱迪思——一位举止文雅的寡妇,七十岁,独自住在楼上的公寓里,经常慈爱地跟他们说他们有多么“可爱”。她也非常可爱。唯一的不便——事先就认真商量过——是朱迪思需要使用他们的浴缸,因为她自己住的那里没有。她会早上不好意思地敲他们的门,进来,满脸带笑,嘴里不住地道歉,身上裹着一件长度及地的豪华浴袍。后来,她洗完澡出来,身上冒着腾腾的热气,那张漂亮的老人脸就像小孩子的一样,红扑扑、粉嫩嫩的,她会慢慢走进前面的房间,有时会逗留一会儿聊聊天,有时不停。有一次,她把手放在通向走廊的门把手上又停下脚步说:“你们知道吗,我们一开始这样安排住的时候,在我同意把这层分租出去时,我记得我在想,哦,要是我不喜欢他们该怎么办?现在,一切都这么棒,因为我对你们两个真的都特别喜欢。”

他们设法愉快而诚挚地回应了几句;她走后,沃伦说:“挺好的,不是吗。”

“是啊,挺好。”卡罗尔坐在地毯上,一边在努力把他们女儿的脚后跟塞进一只红色橡胶靴子。“别动,宝贝,”她说,“让妈妈省点事,好吗?”

工作日的每天,这个小女孩,凯西,去附近一家托儿所,名叫彼得·潘俱乐部。原来的想法是,这样能把卡罗尔解放出来,让她可以在伦敦工作,以便在富布赖特奖学金收入之外贴补家用,但是后来发现有条法律禁止英国雇主聘请外国人,除非能证明这个外国人能够提供英国申请人缺乏的某种技能,卡罗尔根本不能指望能证明类似的事。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继续让凯西去那家托儿所,因为她好像喜欢去,而且——尽管两位父母都没有明明白白说出来——因为让她整天不在家也不错。

这个特别的早上,卡罗尔想到即将可以跟她的丈夫单独在一起而心里挺高兴:她昨天夜里已经下了决心,就在这天,她要宣布自己决定离开他。事到如今,他肯定也会认可事情不对劲。她会把孩子带回家,回到纽约;等她们安顿下来,她会去找份工作——秘书或者接待员之类——开始自己的生活。他们当然可以通过写信保持联系,等到他靠富布赖特奖学金生活的一年结束后,他们可以——嗯,他们都可以考虑一下,到时间再讨论吧。

在凯西说着话、紧紧拉着她的手去彼得·潘俱乐部的一路上,以及一个人更快地一路走回来时,卡罗尔都在尽量刚好没出声地演习她要说的话;可是到了那时,却发现那一幕比她担心的容易得多。沃伦根本没有显得很吃惊——至少程度上没有达到也许会挑战或者削弱她的说法。

“好吧,”他一直沮丧地说,也没有正视她。“好吧…”过了一会儿,他问了个麻烦的问题。“我们怎么跟朱迪思说?”

“嗯,对,那点我也想到了。”她说,“如果跟她说实话,会很难堪的。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说我家里有人生病,只好回家?”

“嗯,可是你的家里人就是她的家里人啊。”

“哦,傻话。我爸爸是她弟弟,可是已经去世了。她从来没见过我妈妈,不管怎么样,我爸跟我妈天晓得早就离婚多久了。没有别的途径——你知道——联系途径什么的,她永远都不可能发现。”

沃伦考虑了一下。“好吧,”他最后说,“可是我不想去跟她说。你去好吗?”

“没问题,当然可以,我去跟她说,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这样问题好像解决了——除了他们分居这个更大的问题,还有怎么跟朱迪思说。但是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沃伦坐在那儿盯着烧煤气的壁炉里闪着蓝粉色相间光芒的灼热的粘土炉丝看了很久,之后他说:“嗨,卡罗尔?”

“什么?”她正在把干净的床单拍打、铺到沙发上,准备当天晚上一个人在那里睡。

“你觉得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的男人?”

“你什么意思?什么我的男人?”

“你知道的,就是你希望在纽约找到的人。哦,我知道他会在十几个方面都比我强,不用说,他也会比我有钱得多,不过我是说他会是什么样?他会长什么样?”

“这种话我根本不要听。”

“嗯,好吧,可是跟我说说他会长什么样好吗?”

“我不知道,”她不耐烦地说,“普普通通吧,我想。”

卡罗尔的船预定启航前不到一个星期时,彼得·潘俱乐部为庆祝凯西的三岁生日举办了一场派对。派对挺好,除了通常会有的抹肉酱以及果酱的面包,还有用“茶”时吃的冰淇淋和蛋糕,另外还有好多杯亮晶晶的液体,那是英国这里相当于“酷爱”[1]兑的饮料。沃伦和卡罗尔一起站在边上,对他们快乐的女儿微笑着,似乎是要向她保证无论如何,他们永远都会是她的父母。

“这么说你要一个人跟我们待段时间了,马修斯先生,”托儿所的负责人玛乔丽·布莱恩说。她身材苗条,烟抽得一根接一根,四十岁上下,已经离婚很久,沃伦有几次注意到她还不赖。“你一定要来我们的酒馆坐坐,”她说,“你知道富勒姆路上的芬奇酒馆吗?事实上,这是一家邋遢的小酒馆,不过很多挺好的人都去那儿。”

他跟她说他一定会去坐坐。

然后就到了启航那天,沃伦把妻子和女儿一直送到火车站,到了乘坐去码头火车的大门口。

“爸爸不走吗?”凯西问,显得很害怕。

“没事,亲爱的。”卡罗尔告诉她,“我们得暂时把爸爸留在这儿,不过你很快就会见到他。”她们快步走远,汇入拥上来的人群。

那次派对上送给凯西的玩具中,有一个是纸板做的音乐盒,前面有只快乐的黄色鸭子和一张生日卡,边上有个小摇把。转动这个摇把,音乐盒就会声音细细地演奏一段《祝你生日快乐》。沃伦当天晚上回到那间公寓后,发现了这个玩具,跟别的忘带的廉价玩具在一起,在凯西那张揭了床单的床底下。他在散放着书本和纸的写字台前喝威士忌时,玩了一两下;后来,他带着小孩一样无缘无故做什么试验的感觉,反方向转动摇把,慢慢地。他这样做开了个头,就发现自己停不下来,要么是不想停下来,因为它演奏出的那个细细的简单旋律让人想到世界上所有的失落与孤独。

嗒嘀嗒嘀嗒嗒

嗒嘀嗒嘀嗒嗒

他长得高,很瘦,总是觉得自己肯定有多难看,即使没人看他时——即使在他这辈子到头来独自坐着鼓捣一个纸板玩具,离家三千英里时。那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他二十七岁。

“哦,你这个可怜的人。”第二天早上,朱迪思下来洗澡时说,“看你一个人在这儿,真叫人难过。你肯定很想念她们。”

“是啊,嗯,只会有几个月时间。”

“嗯,那可真糟糕。难道没人可以说照顾一下你吗?你和卡罗尔难道不认识什么年轻人,可以让他们来陪陪你吗?”

“哦,当然,我们认识几个人。”他说,“可是我不想跟谁——你知道,我不是很想跟谁在一起还是怎么样。”

“嗯,那样的话,你应该走出去,认识新朋友。”

很快就到了四月一号,按照她的习惯,朱迪思去她在苏塞克斯的小屋那边住,她会在那里一直待到九月。她跟沃伦解释说她偶尔会回市里待几天,但是“别担心,我可以保证再下来找你时,一定会提前给你打电话。”

所以他就真的一个人了。有天晚上,他去了那家名为芬奇的酒馆,他隐隐有个想法,就是说服玛乔丽·布莱恩跟他一起回家,然后在他和卡罗尔的床上占有她。在人很多的吧台前,他找到了她,可是她看着显老,而且喝得醉醺醺的。

“哦,我说,马修斯先生,”她说。“过来跟我一起喝吧。”

“沃伦,”他说。

“什么?”

“人们叫我沃伦。”

“哈,对,嗯,这儿是英国,你要知道,我们这边的人都正经得要命。”过了一小会儿,她说,“我一直不是很清楚你是做什么的,马修斯先生。”

“嗯,我靠的是富布赖特,”他说,“这是美国的一种奖学金,提供给出国学生的。政府出钱,你——”

“对,当然了,美国很擅长搞那种事情,是吧。我应该能想象到你的脑袋肯定很聪明,”她扑闪着眼睛看了他一眼。“涉世不深的人经常是那样。”说完她缩了一下,做了个躲避一拳击来的动作。“对不起,”她马上说,“对不起我那样说。”可是她马上又眼睛一亮。“萨拉!”她叫道,“萨拉,快点过来见见年轻的马修斯先生,他想让别人叫他沃伦。”

一个高个儿漂亮女孩从另外一群酒客那里转过身对他微笑,一边伸出手,可是当玛乔丽·布莱恩说“他是个美国人”时,那个女孩的笑容僵在脸上,手也垂了下去。

“哦,”她说,“真好。”说完她又转回身。

当时作为一个美国人在伦敦,并不是个好时候。那段时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罗森伯格夫妇被处死[2];约瑟夫·麦卡锡正在崛起,朝鲜战争——英国也不情愿地派出部队参战——变得似乎也许永无结束之日。尽管如此,沃伦·马修斯还是怀疑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他在这儿还会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还想家。不说别的,就说本地人所说的英语吧,跟他自己的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每次跟别人交谈,都很有可能漏听什么话。什么都不清不楚的。

他继续尝试,但即使在好一点的夜晚,在比芬奇酒馆更让人愉快的酒馆里,跟比较和气的陌生人在一起,他只是发现不适感稍有缓和——但是他没发现有漂亮的单身女孩。那些女孩子,无论是姿色平平,还是美如天仙,总是挎在男的胳膊上,那些男的风趣之极的谈吐会让他迷惑不解地微笑。他也沮丧地发现这些人中有很多次暗示什么时——挤挤眼睛或者大声说出来——都集中在同性恋之幽默的方面。全英国都着迷于那个话题吗?要么只是在这里——切尔西区与南肯辛顿区于富勒姆路相接的地区安静、“有趣的”一带多一点?

后来有天晚上,他坐深夜巴士去了皮卡迪利广场。“你想去那儿干吗?”卡罗尔会这样问,他坐车几乎坐了一半的路,才意识到他不再需要回答那个问题了。

一九四五年时,他还是个战后第一次从部队休假的小伙子时,对那些被称为“皮卡迪利突击队”的妓女每天晚上走来走去感到很震惊。他看着她们走路,转身,走路,再转身:卖身女子;他的血流加快,无法忘怀。在那些见过世面的士兵眼里,她们似乎成了取笑对象。他们有几个人喜欢懒洋洋地靠在墙上,那些女孩经过时,把一枚枚大个儿的英国便士弹到人行道上她们的脚下,可是沃伦很希望自己有勇气挺身而出,制止他们的嘲笑。他想过选中一个女孩,给她钱,占有她,无论到头来有可能发现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因为自己让休假的两周白白过去,没有付诸行动而鄙视自己。

他知道近至去年秋天,那种景观的改进版还存在,因为他和卡罗尔去西区一家剧院时看到过。“哦,我不敢相信,”卡罗尔说,“她们真的全是妓女吗?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悲哀的事。”

近期报纸上,有文章讨论在加冕典礼前,迫切需要“清理皮卡迪利广场”,但是到目前为止,警方肯定办事不够雷厉风行,因为那些女孩子基本上都还在那儿。

她们多数都年纪轻轻,脸上化着浓妆;她们衣着鲜艳,是水果糖和复活节蛋的颜色。她们要么走路、转身,要么站在暗处。他喝了三大口威士忌才鼓起勇气,而且就算在那时,他还是缺乏自信。他知道自己的样子差强人意——上面一件灰色套装的外套,下面穿的是旧军裤,鞋子几乎可以扔掉了——但是当他从站在沙福兹伯里大街上的四个女孩中很快选定一个,并且走到她跟前时,无论他穿世界上任何衣服,都会感觉自己赤身裸体。他说:“你有空吗?”

“我有空吗?”她望着他的眼睛不到一秒钟,然后说,“亲爱的,我这辈子都有空。”

他们走了还不到半个街区,她首先想让他同意的就是价钱——挺高,不过在他承受范围之内,然后她问他介不介意坐一小段的士。在的士上,她解释她从来不像别的大多数女孩一样,去附近的廉价旅馆和公寓,因为她有个半岁大的女儿,不想撇下她很久。

“我不怪你,”他说,“我也有个女儿。”他说完马上纳闷自己干吗觉得需要跟她提这个。

“哦,是吗?那你老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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