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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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没什么,”我说这话让他放心。“我只是觉得这些画——你知道——也许能让你笑一笑。”

事实上,我本来希望这些画起的作用比这要大得多。我已经想出了一个计划,其中这些画是最初的一步,现在他不温不火的反应,好像让我没法跟他讲其余的。可是我的沉默并未持续很久。那天下班前——甚至是在吃午饭前,我想——我就把整个破计划一五一十跟他讲了。

现在有成百上千的美国人靠着大兵法案报名上法国的美术学校,我解释说。当然有许多是认真的画家,可是别的还有好多人根本不是画家:他们就算达到专业要求,达到的方面也很少;他们公然揩大兵法案的油,以资助他们在巴黎生活。美术学校也无所谓,他们巴不得美国政府源源不断出钱。我是在《时代》杂志上读到的,里面还点了一所美术学校的名字,说那是“在处理这种事情上最随便的一所”。

我现在已经决定去申请读那所学校,以便继续写作。我跟丹·罗森塔尔讲了,可是我需要一封推荐信。所以问题是这样:他可以给我写封推荐信吗?

他显得摸不着头脑,也略微有点不高兴。“我不明白,”他说,“让我写信?他们应该听说过我吗?”

“不,可是你可以很他妈有把握他们听说过库珀联合学院。”

进行得不是很顺利,这点再明显不过,可是他同意了。他用他画画的铅笔很快写了那封信,递给我让我打。

他告诉那所学校我是他的一个朋友,在线条画方面显示了有前途,他希望支持我去申请;在第二段也是最后一段,他才提到他毕业于库珀联合学院的资历。

“嗯,这样挺好,丹。”我说,“非常感谢。真的,只是有一件事:你说我是个‘朋友’,难道不觉得有点会削弱了整个——”

“咳,要命,”他头也没抬地说。我也许看错了,可是我觉得他脖子上粉红的颜色比平时更深了。“要命,比尔,得了吧。我说你是个朋友,可没说我们是刎颈之交。”

即使他当时不喜欢我——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却没有流露出这一点。令人尴尬的第一天过去后,我们之间又全都没事了。

如今他既然见过了我的妻子,我们相熟日子里的仪式中,便有了新内容。每天晚上,要么至少我们一起离开大楼,到了我们必须分头去乘坐不同公共交通工具的路口时,他会腼腆地向我挥挥手说:“嗯,问家人好。”

好多晚上他都这样说,过了一阵子,他似乎觉得需要来点变化,会装作皱着眉头说:“问候一下怎么样?”或者:“我们问候一下,好吗?”但都不是很让人满意的替代语,所以他又用回了原来那句。我总是会说谢谢他,也跟他挥挥手,说“你也一样”,或者“你也是,丹”。那样略微说一两句,似乎合适地结束了一天。

我一直没收到巴黎那所“随便”的美术学校的回信,他们甚至没有确认收到了我的申请,所以我只能认为《时代》杂志上登了那篇故事,肯定让他们收到雪片般的来信,写信者来自美利坚全国各地,都是些全无才气的申请者,有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失败者、不开心的丈夫等等,在他们眼里,“巴黎”开始意味着最后的光明希望。

后来几个月里,丹跟我一起回家吃过几次饭,艾琳很快发现他能让她哈哈大笑。那样挺好,可是我几乎从来不能让她哈哈大笑——好像从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很早期以来,就没有过——所以我感到嫉妒。后来有一天他走后的深夜时分,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变得安静得让人不舒服,她指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开过一场派对。她说在她变得太“大”之前,她马上想开次派对,我们就开了——我想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害怕把什么都弄砸了。

丹带来了他在库珀联合学院认识的一位朋友,是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名叫杰瑞,他还带来了一个一言不发的可爱女孩。派对开得还行——至少挺热闹,气氛很快就活跃起来——所以我和艾琳后来都能告诉对方派对开得挺好。一两个星期后在办公室,丹说:“知道吗?杰瑞跟他女朋友快结婚了。还有件事情你想知道吗?是你们开的派对起了作用。我不是开玩笑。杰瑞跟我说他们都觉得你们两个人很——我说不好,谁知道呢?——很浪漫,我想,他们觉得管他的,我们结婚吧,所以就决定结了。杰瑞接受了一份工作,我想他在换种情况下,绝对不可能考虑,那就是去一所商业美术学校工作,是在英属哥伦比亚北边很他妈遥远的地方。我不知道他去那儿能他妈干什么,我想是教爱斯基摩人使用丁字尺吧。可是现在不能回头了。定好了。他妈的木已成舟。”

“嗯,那太棒了,”我说,“替我向他们道喜。”

“好啊,我会的,我会的。”然后他从制图板那边转过椅子——他不常那样做——坐在那里,显得表情凝重,在思考什么,一边仔细看着他那根雪茄濡湿的一头。“咳,他妈的,我也想结婚,”他说,“我是说我并不是真的对那没想法还是怎么样,可是有几个障碍。第一,我还没遇到合适的女孩;第二,我有太多别的责任;第三——要么等一下,想想就会觉得,谁他妈还需要第三条呢?”

一九五零年元旦后不久,宝宝出生前没几个星期,全国女艺术家协会终于同意雇用我妈妈,起薪为一星期八十美元。“哦,天哪,真的让人松了口气,”艾琳说,我再同意不过。除了请她过来吃次晚饭“庆祝”,要面带微笑却觉得无聊外,现在好像我们可以无限期地不用再考虑她了。

后来我们的女儿就出生了。丹·罗森塔尔出乎意料地来医院看望艾琳,带来了鲜花,那让她脸红了。我陪他出去到走廊上隔着窗户看宝宝,他郑重地称宝宝是个“美人胚子”;后来我们又回去,在艾琳的床边坐了半个钟头左右。

“哦,丹,”他起身要走时,她说,“你能来真好。”

“是我的荣幸,”他告诉她,“完全是我的荣幸。我很乐意来产房看看。”

名为利维顿的著名长岛住宅区开发项目最近开盘了,十一楼的几位比较年轻的已婚男人一开始讨论就是很久——他们每个人都跟别人解释,好像是要说服自己——讨论从很多方面说来,去那里买房很划算。

后来丹跟我说他也决定在利维顿买房子,要是我没有及时管住自己的嘴巴,本来可能会说但是你还根本没结婚呢。他跟他妈妈还有他弟弟上个周末去看过了。

让他对利维顿一见倾心的,是他们看的那座房子的地下室特别大,光线也好。“干脆设计成个工作室吧。”他说,“我在那间地下室里走来走去,只想着哇,我要在那里画个过瘾。我甚至可以做版画,弄起一套印石版画的工具,我想做什么都行。你知道关于郊区生活种种的那些话吗?说是你从市里搬出来,按说你的生活就会四分五裂?我对那些一点都不相信。如果你的生活即将四分五裂,去哪儿都会。”

另外有一次他说:“你了解哈佛吗?”

“哈佛?不了解。”

“嗯,我想菲尔很有机会去那儿上学,也许甚至还能获得奖学金。听着不错,可是呢,我对哈佛知道的只是名气,你知道吗?——外界的看法。那可以说就像帝国大厦,对吗?你从远处看,也许在日落时,它是这样一座美仑美奂的建筑。然后你进去了,你在较低的楼层走了走,结果发现那是纽约最差劲的写字楼,里面除了一些三流的保险经纪行和人造珠宝批发店,别的什么都没有。对一幢世界最高建筑来说,根本没道理嘛。所以你坐电梯一直到楼顶,让你的耳膜发疼。你出去了,站在胸墙那里往外看,往下面看,即使那样也让人失望,因为你在照片上已经看到过好多次。要么拿无线广播城综艺剧院来说吧,如果你是个十三岁左右的小孩——那也一样。我在部队休假时带菲尔去看过一次,我们都知道那是个错误。哦,看着七十八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出来开始动作划一地踢腿当然非常享受——即使她们在半英里外,即使你刚好知道她们全都嫁给了飞行员,住在雷戈公园那边——可是我是说你自己在无线广播城综艺剧院发现的,只是在你坐的椅子操蛋的扶手下面,发现有很多皱巴巴的口香糖粘在那里。对吗?所以我不知道,我想我和菲尔最好去哈佛待两天,可以说去打探打探。”

他们就去了,罗森塔尔太太也去了。回到办公室后,对哈佛的一切,丹都赞不绝口,包括“哈佛”一词本身的发音。“你想象不到,比尔。”他跟我说,“你得到那儿,你得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才行。真奇妙,就在一个商业城市的中心,有这样一个关于思想的小世界,就像差不多二十七个库珀联合学院合到一起。”

所以就安排好到了秋天,菲尔让哈佛大学招生去上一年级,丹提到好几次家里人肯定会想念那个小孩。

有天晚上,我们一起离开那幢大楼时,他让我们那段路走得慢悠悠的,好让他把心事一吐为快,那好像烦扰了他一整天。

“你知道你到处听到的‘寻求帮助’这种话吗?”他问道,“‘他需要帮助’,‘她需要帮助’,‘我需要帮助’?好像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在接受心理治疗,似乎这是全国性的新热潮,就像三十年代的大富翁游戏。我在上学时认识这位朋友——聪明人,不错的画家,结了婚,有份挺好的工作。昨天晚上我见到他了,他说他想接受心理治疗,但是花不起钱。说他去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间免费诊所申请过,得做很多测试,还要写一篇关于自己的狗屁文章,他们拒绝了他。他说:‘我想他们觉得我不够有趣。’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嗯,我有种印象,是他们为治疗那些受到母亲溺爱的犹太男孩而忙得焦头烂额。’你能理解那种事吗?”

“不能。”当时我们在黄昏中,漫步走过一间间灯光辉煌的店面——一家旅行社,一家鞋店,一家午餐店——我记得我对每一家都仔细看了看,似乎那样也许能帮助我集中思想。

“因为我是说首先说来,‘有趣’是怎么回事?”丹质问道。“我们都应该躺在一张沙发上跟人掏心窝子,好证明我们有多么‘有趣’吗?那种世故我可不想达到。好了。”这时我们到了那个街角,就在离去之前,他向我挥了一下他的雪茄。“好了。问家人好。”

那年春天我都感觉很糟糕,当时更是每况愈下。我一天到晚咳嗽,乏力;我知道我在变瘦,因为我的裤子好像快掉下来;我睡觉时盗汗很厉害;白天我只想找个地方躺下来,而整个雷明顿·兰德公司里,都没有这种地方。后来有天午餐休息时间,我去了公司附近的一处免费透视点,得知我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他们给我在斯塔腾岛的一家退伍军人医院找到一张床位,所以我就退出了商业世界去休养,如果说不是退出了世界本身。

后来我读到过在“心理所致”的疾病中,肺结核病高居前列:人们在艰苦得无法想象的情形下证明自己如何努力时,就会患上。这里面也许很有道理,可是我当时只知道被鼓励——即使由一个戴着消毒口罩的严肃的前军队护士命令——躺下来并待在那里时,那种感觉甚是愉快。

一待就是八个月时间。一九五一年二月,我出院了,以后只去看门诊,并被告知我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由退伍军人协会认可的诊所继续治疗。“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个短语让人听着舒服,最棒的是这一点:我被告诉我的病符合“与服役有关的残疾”,允许我每个月领两百美元,直到我的肺部康复。这桩安排中,还有项追溯性条款,可以提供两千美元现金。

我和艾琳以前从未看到过这样的成功之光。有天深夜,我在试图做计划时,讲出了心里的疑虑,那就是是回到雷明顿·兰德公司呢,还是去找份更好的工作,这时艾琳说:“哦,听着:我们去做吧。”

“做什么?”

“你知道,去巴黎。因为我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做,趁着我们够年轻、够勇敢的时候,到底什么时间才会去做呢?”

我几乎不敢相信她说的话。她当时的样子,很像她在演出了《梦幻女孩》那一幕后,因为人们鼓掌而致意的样子,她的脸上,也有以前那种秘书式的“坚强”模样,说明她很有可能证明自己是个精力充沛的旅行者。

因为之后一切都发生得很快,接下来我记得清楚的,只是在“美国”号轮船上我们的舱室或者游客“包舱”里,举办的那场人多地方小的派对。艾琳在一张上铺上想给宝宝换尿布,但是不好弄,因为这个小房间里挤进很多人。我妈妈也在,她坐在一张下铺的边上,不停地说话,跟每个人讲全国女艺术家协会的事。有几个博特尼工厂的雇员,还有另外几个熟人,丹·罗森塔尔也在。他带来了一瓶香槟酒,还有一个看着挺贵的套手木偶,样子是只老虎,还要再过两年,宝宝才会欣赏这样的玩具。

关于这次时间紧张的聚会,我几次听到艾琳在电话上形容过是“我们在船上举办的小小soignée”[6]——我觉得那个词用得不对,可是懂的法语又不足以纠正她。酒喝得很多,可是好像多数都进了我妈妈的喉咙。她穿了件漂亮的春季套装,戴了一顶美丽的有羽毛装饰的帽子,很可能是专门为了这次而买的。

“…嗯,可是你们要知道,我们是唯一一家全国性机构,成员现在有几千个,当然,在我们考虑她们的入会申请之前,她们必须提交证据来说明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专业水平,所以我们真的是个很…”她越是自个儿说得起劲,她的膝盖就分得越开,她的前臂在膝盖上一边搭了一只,直到坐在她对面的客人都能看到她裆部阴影里的那兜布。她经常犯这种错误:她好像一直没意识到人们如果能看到她的内裤,也许就不会关心她戴着什么样的帽子。

丹·罗森塔尔走得最早,甚至在第一声警告的汽笛鸣响之前就走了。他跟我妈妈握手时,说他挺高兴见到她;然后他郑重地转身面对艾琳,张开了双臂。

已经给宝宝换过尿片——也好像对别的来访者都不关心了。“哦,丹。”她哭了,显得既难过又可爱,她很快就软绵绵地扑到他怀里。我看到他粗粗的手指有三四次抓紧了她娇小的背部。

“照顾好我的朋友,这个有前途的作家。”他说。

“嗯,当然,可是你也要保重,丹,好吗?保证写信?”

“那当然。”他告诉她,“那当然。不用说。”

后来他就松开了她,我马上起来,陪他上楼梯去主甲板,然后走踏板。我们很快都爬得气喘吁吁,所以在爬那条转得很厉害、散发着油漆味的楼梯时,我们不赶时间,但他还是说了不少话。

“这么说你会寄回来很多短篇,对吗?”他问我。

“对。”我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我是暗示他在利维顿的购房计划,我说:“去那边,我要写个过瘾。”

“嗯,好。”他说,“所以到头来,你还是不需要那家狗屁小美术学校。你永远都不需要整天鬼鬼祟祟地冒充画家,想歪点子,不用去跟一帮很‘随便’的法国人合谋揩美国的油。那就好,不错。你会凭着你搞坏了的肺而挣到的钱,自力更生做整个这件事。我为你感到自豪,我是说真的。”

我们这时到了开阔的甲板上,在踏板旁边的一堆人中间面对面站着。

“那好吧,”我们握手时他说,“保持联系。只是听着,帮我个忙。”他退后一步穿上大衣,大衣在微风中拍打着,他耸肩,让脖子旁边的地方穿得妥顺;接着他又走近看着我,严肃地告诫我:“帮我个忙,”他又说,“别搞砸了。”

我听不懂他的意思,甚至在他挤了下眼睛,以说明他主要是开玩笑时,我还是不明白,直到我想到我拥有的一切,肯定是他曾经想拥有的——自从他的父亲过世后,他让自己不再去奢望。我有运气、时间、机会,妻子是个年轻的女孩,还有自己的孩子。

此时船上的汽笛又响了一声,低沉,有力,把十几只海鸥吓得飞到空中。那是离开和启航的声音,这种声音,能让你喉头发紧,不管你有没有想为之一哭的事。我从栏杆那里,看到他厚实的背部往码头上下去。他离得还不远,我还是能最后大声说几句轻松的话,会让他转身、微笑、挥手,我想大声说:“嗨,丹?问家人好!”可是这一次,我总算管住了自己的嘴巴,我一直为此感到满意。我只是看着他在被挡开的人群中越走越远,走进码头上的重重阴影中,直到看不见。

后来我快步走下新漆的、能应付海上航行的楼梯,去让我妈妈下船——不再有警告的汽笛了——然后就去把握自己的人生之路。

* * *

[1] 指美国1944年通过的一项法案,为退伍士兵提供教育、培训、贷款、补助等。

[2] 由醋酸戊酯和通常为硝化纤维素组成的混合物,有类似香蕉的气味,用作溶剂或调味剂。

[3] 埃德纳·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1892—1950),美国女诗人、剧作家。

[4] 约翰·济慈(1795—1821),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5] 新学校(The New School)为纽约市的一所大学。

[6] 法语,意为“整洁”、“认真”,应是想说soirée(晚会)而用错了词。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告别萨莉

杰克·菲尔茨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让他有理由感到自豪,但是精疲力竭得快要病倒。他当时三十四岁,住在格林威治村一间黑乎乎的房租便宜得可怜的地下室里,婚姻解体后的他一头扎到那里写作好像挺好。他本来以为等他的书出来后,他就能找到更好的住处,甚至也许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可是他错了:尽管那部长篇小说获得一片赞誉,卖得却很差,出版后的整整一年里,只在短期内有少量进项。等到杰克开始酗酒很厉害,却写得不多时——甚至没有干多少不署名、收入微薄的捉刀工作,有好多年,通过那样做,才让他有收入,不过他总算做到了干得够多,让他付得起赡养费——他开始视自己为一个悲剧性角色,那样做,又分明体会到某种文学上的满足感。

他的两个年幼的女儿经常从乡下过来跟他过周末,总是穿着新洗的鲜艳衣服。在他那个潮湿且肮脏的可怕的家里,她们的衣服很快就会变得皱巴巴、脏乎乎的。有一天,小女儿眼泪汪汪地宣称她不会再在那儿洗澡了,因为洗澡间里有蟑螂。在他把能看到的蟑螂打死并扔进马桶冲走,然后又哄她哄了很久后,最后她说她想如果她一直闭着眼睛,还是可以洗澡的——她闭着眼睛站在发霉的塑料帘子后面,动作匆匆忙忙,在给自己打香皂、冲洗时,在危险的水流涌动的排水沟边,尽量不移动她的脚,想到这些,他就悔恨不已。他知道自己应该搬离那儿,他不会不知道这一点,除非他疯了——也许他已经疯了,就因为住在那儿,继续让他的两个女儿受苦——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去着手理顺自己的生活,那项任务微妙而困难。

然后到了一九六二年早春,他三十六岁生日后不久,他完全没想到自己会时来运转:他受邀把他特别欣赏的一部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制片人会出路费让他去洛杉矶跟导演见面,另外还建议他留在“那边”,直到完成剧本。大概会需要不到五个月时间,而单是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先不提以后仍有进项的光明前景——就能让他挣得比他之前两三年挣的钱加到一起还多。

他跟两个女儿说起这件事时,大女儿要他给她寄张理查德·张伯伦[1]的签名照片,小女儿则什么要求都没提。

在别人的公寓里,大家为他举行了一场欢快而热闹的派对,跟他一向期望传达给别人的轻松活泼的形象挺吻合,一面墙上,还拉了条横幅,上面很大的字是手写的:

再见百老汇

你好中国剧院[2]

两天后的夜里,他第一次坐上了喷气式飞机,机舱里面长长的,到处软绵绵的,大家说话都轻声细语,他在陌生人中间,把自己扣在座位上,喝得烂醉。飞越美国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没有醒来,直到他们低低悬浮在夜色中洛杉矶外围地区一片广袤的灯光之上。他把额头贴到那面冷冷的小窗户上时,想到而且感觉到过去几年中的疲劳和焦虑感开始散去,想到他即将经历的(无论好坏),都很容易成为一次意义重大的冒险,相当于F. S. 菲茨杰拉德[3]来到了好莱坞。

在加利福尼亚的头两三个星期里,杰克是作为客人,住在导演卡尔·奥本海默在马利布区的豪华家里。奥本海默引人注目、脾气暴躁、绝对是说话粗鲁,当时三十二岁。奥本海默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直接去了纽约电视界,当年给晚间观众播放的,还是实打实的“直播”剧。当评论者开始在写东西时用“天才”一词来评论他在那些节目中的工作时,他就被招揽到了好莱坞,到了后,请他执导的电影项目让他应接不暇,他的电影很快让他赢得了名声,有人决定以“新生代”称他那一派。

跟杰克·菲尔茨一样,奥本海默也有两个孩子,他虽然离了婚,但从来不是一个人过。有个聪明、年轻而且漂亮的女演员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她叫埃莉斯。她感到自豪的,是每天都能想出新招数来取悦他,经常痴迷地一看他就是很久,尽管他好像没注意到,她还习惯称他为“我的爱人”——语气轻轻的,重音落在“我的”上。她也做到了是位态度殷勤的女主人。

“杰克?”有天日落时分,她用一个值钱的很重的玻璃杯盛了酒递给他们这位客人时问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菲茨杰拉德住在这儿的海边时做了什么事?他在所住房子的外面弄了个牌子,上面写道:‘Honi Soit Qui Malibu’[4]。”

“哦,是吗?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不是很棒吗?我的天,当时就能在这儿不是很好玩吗,当时所有真正——”

“埃莉!”卡尔·奥本海默从房间那头叫道,在吧台(用昂贵的淡色木头、皮革做成,长长的,放有很多酒)后面,他弯着腰,把橱柜门弄得砰砰响。“埃莉,你去厨房看看肉汤都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好吗?”

“嗯,当然可以,我的爱人,”她说。“可是我想你在上午时,才喜欢喝‘公牛子弹[5]’。”

“有时候是,”他说着站直身子,脸上露出的微笑说明了他既是恼怒,又在克制着自己。“有时候不是。我刚好现在就想做一批,问题只是我想知道他妈的一点肉汤都没有,让我他妈怎么做‘公牛子弹’,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埃莉斯听话地匆匆走开时,两个男人都转身看着她的紧身便装兜着的坚实、抖动的屁股一晃一晃的样子。

从那时起,杰克变得急切地想找地方自己住,也许还能找到一个自己的女孩,所以剧本大纲一出来——他们在奥本海默所说的“要点”上一达成共识——他就搬了出来。

沿着滨海公路再开几英里,还是马利布的一部分,从公路上看,那里无非是长长一溜挤在一起的风吹日晒的小屋。他租了座小小的两层海滨别墅的下面一半,那里装有并不夸张的海景窗,还有个上面有不少沙子的混凝土小阳台,但是几乎只有这两个优点了。直到搬进去后,他才意识到——在预付了所要求的三个月租金后——那里简直跟他在纽约的地下室房间一样令人丧气、潮湿。按照久已熟悉的模式,他开始担心起自己来:也许他无法在世界上找到光线和空间;也许他的本性总是去寻找黑暗、幽禁和衰败,也许——当时在全国性刊物上,这个短语挺流行——他具有自毁性人格。

为了让自己摆脱那些想法,他想出几个好理由应该马上开车去市里见他的经纪人;等到他在午后的阳光下,开着租来的那辆汽车轰轰隆隆地驶过大团大团颜色鲜亮的热带植被时,他才开始感觉好了一点。

经纪人的名字叫埃德加·托德,他的办公室是在比弗利山庄边上一幢新建的高楼靠上的楼层。杰克去跟他聊过三四次——第一次,在他问怎样能弄到理查德·张伯伦的签名照片时,发现埃德加·托德只需要随随便便马上打个电话就解决了——每次去,他都越来越意识到埃德加的秘书萨莉·鲍德温这个女孩长得不是一般的漂亮。

乍一看去,她也许不能完全归于“女孩”那一类,因为她仔细梳好的头发是灰白色的,夹有一绺绺银发,但是她脸庞的形状和皮肤,说明她还不到三十五岁;她走动时,能看出她身材苗条、动作敏捷、两腿修长,也说明了这一点。她跟他说过她“爱读”他的书,说她敢肯定有一天会根据这本书拍出一部精彩的电影。还有一次,他离开那间办公室时,她说:“干吗不让我们多见见你?再来看看我们吧。”

但是今天她不在那儿,没在那张整洁的秘书办公桌前,就是埃德加的办公室外面铺地毯的走廊上,也看不到她在别的地方。那是星期五下午,她很可能是提前回家了,他心里涌起一股失望之情,直到他看到埃德加的办公室的门半开着。他轻轻敲了两下,然后推门进去——她在那儿,比以前更可爱,她坐在埃德加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前。书架上至少有上千本书,颜色鲜艳的书脊成为背景,衬托着她那张可爱的脸。她在看书。

“你好,萨莉,”他说。

“哦,嗨,见到你真好。”

“埃德加今天不在?”

“嗯,他说是出去吃午饭,可是我想我们要下星期才能再见到他。不过你来打断我读书也挺好:我读的这本,是今年最糟糕的书。”

“你替埃德加读书?”

“嗯,大多数吧。他没时间,反正他也讨厌读书。所以对送来的书,我给他打出一两页纸的概要,他就读那些。”

“哦,那,听着,萨莉,跟我出去喝一杯怎么样?”

“我很愿意。”她说着合上那本书。“我本来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开口呢。”

不到两个钟头后,在一家著名酒店的酒吧里,一张阴暗处的小桌子前,他们腼腆然而有力地把手握在一起,显然她今天晚上会跟他回家,这件事清楚了,也确定了——而且不言自明的是待整个周末。杰克·菲尔茨看着她,开始觉得自己安静、强壮、血气方刚,似乎他从未想过自己具有自毁性人格。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世界仍是完好的,谁都知道是什么让它转动。

“只是,你看,杰克,”她说,“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停一下好吗?在比弗利山庄那儿?因为我得拿几样东西,而且反正我也想让你看看我住的地方。”

她指路,让他开上了一段缓坡,那是刚进比弗利山庄的地段,然后开始有更陡的坡。他发现道路全都设计得具有优雅的弯度,似乎设计者受不了考虑直来直去。那里还有高大、挺拔而优雅的棕榈树,间隔经过精确测量。沿途的大房子有的漂亮,有的一般,有的丑陋,可是都让人联想到普通人难以想象的财富。

“现在如果你在下个路口往左拐,”萨莉说,“我们就快到家了。好…这儿。”

“你住这儿?”

“对。我都可以解释。”

那是座老南方风格的白色大屋,从门廊到高高的柱廊那儿,至少立了六根柱子,有很多反射着阳光的大窗户。大屋本身还往一边延长很远,样子是厢房,另外在游泳池那边,还有几座连在一起的附属房屋,颜色一样,风格也一样。

“我们总是这样进来,经过游泳池,”萨莉说。“从来没人走前门。”

她领着他经过游泳池走进的那个宽敞的房间,他想可能会被称为“私室”,不过要是她能从办公室把埃德加·托德的上千本长篇小说拿回家,也许挺容易就可以把那里布置成一间图书室。高高的几面墙上是由看着舒服的黑色木头做的镶板,里面有又软又厚的皮沙发和扶手椅,还有座壁炉,里面扑闪着小小的火苗,尽管当时天气尚不算冷。壁炉前面有几张蒙了皮面的铸铁长椅,其中一张上,坐着一个脸色苍白、闷闷不乐的男孩,十三岁上下,脸也没有对着火,两只手绞在一起放在大腿中间,看上去好像他之所以坐在这儿,是因为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嗨,基克,”萨莉跟他说。“基克尔,我想让你认识一下杰克·菲尔茨。这是基克尔·贾维斯。”

“你好,基克尔。”

“嗨。”

“你今天看了道奇队的比赛吗?”萨莉问他。

“没有。”

“哦?干吗没看?”

“我说不上来;不想看。”

“你可爱的妈妈呢?”

“我不知道。在换衣服吧,我想。”

“基克尔可爱的妈妈是我的老朋友,”萨莉解释道。“这个很了不起的地方是她的,我只是在这儿住。”

“哦?”

过了一分钟,那个男孩的妈妈进到这个房间时,杰克觉得她的确可爱——像萨莉一样个子高,姿态优雅,甚至更漂亮,黑色长发,蓝色眼睛,听到她的名字被提起,她的眼神自动带上了调情的意味。

可是今天晚上,他并不是很想遇到一个比萨莉还要令人向往的女人——暂时有萨莉就足够了,即使是在好莱坞——所以他看吉尔·贾维斯看得够仔细,想在她那张瓜子脸上,找到点什么茫然或者受惊的样子,不过他还来不及细看,她就转过了脸。

“萨莉,你看这个,”她说着把一本厚重的平装书塞到萨莉手里。“可不是太好了?我是说这可不是太好了?我好多好多个星期前就让人弄过来,我都快放弃了,但是今天终于寄到了。”杰克不失礼地瞄了一眼,看到书名为“填字游戏解密大全”。“你看有多厚,”吉尔还在说这件事。“我以后再也不会有解不开的填字游戏了。”

“太棒了,”萨莉说着把书递回给她,接着又说,“等我两秒钟好吗,杰克?”她匆匆进了客厅,那里宽阔得像是一面湖,在一道苍白的下午光线里,他看着她漂亮的两腿跑上一段不发出声音的楼梯。

吉尔·贾维斯要他坐下来,然后去哪里“倒酒”了,让他和基克尔单独在一起,两人之间的沉默似乎越来越让人尴尬。

“你在附近上学吗?”杰克问。

“对。”

他们的谈话便到此为止。上周日《洛杉矶时报》上的漫画及幽默版放在壁炉前的长凳上,那个男孩侧过身子耸着肩看,可是杰克很有把握他没在读,甚至也没有看那些图片,只是在等他妈妈回来。

壁炉上方,在那个显然本意是挂一幅又老又重的肖像画或者风景画的地方,却挂着一幅以黑色天鹅绒为底的小幅画作,颜色很鲜艳,画的是一张马戏团小丑的脸,表情忧郁;画家的签名是白色字迹,显眼得也许会被当成这张画的名字,写的是“好莱坞的斯塔尔”。那种画,你可以在全国三流的酒吧、午餐饭馆、生意江河日下的医生诊所那不通风的候诊室的墙上看到,在这个房间里显得很是傻傻的,格格不入,似乎让人想到是有人开玩笑挂在那儿的——不过呢,那本《填字游戏解密大全》也是如此,这时被孤零零地翻开放在一张至少值两千美元的咖啡桌上。

“我想象不出是什么让伍迪耽搁了,”吉尔端着一个放着酒的托盘走进这个房间时说。

“想让我打电话去工作室吗?”基克尔问她。

“不,别费事了;他会回来的,你了解伍迪。”

后来萨莉下来了,拎着一个墨西哥草编手提袋,看上去让人高兴的是,里面塞得满满的——她的确计划跟他共度周末——她说:“我们就喝一杯吧,杰克,然后我们就走。”

但是他们喝了两杯,因为喝第一杯时,伍迪面带微笑地回来了,非让他们留下来再喝一杯。他跟杰克岁数相当或者还要年轻一点,中等身高,长得单薄,穿着牛仔裤和饰有流苏的印第安式软皮鞋,还有一件复杂的衬衫,是用金属摁扣扣紧的,而不是钮扣。他走动时躯体柔软,膝盖那里不时歪一下,他脸上不设防地露出迫切想讨人喜欢的样子。

“嗯,马利布那边当然很不错,”他终于坐到一张扶手椅上歇息时说。“有几年我在那里有个小地方——很小的地方,但是很舒服。不过呢,我已经真的喜欢上了比弗利这儿。我在这儿感觉自在,只能这么说了,你知道有件事情好玩吗?我这辈子里,还从来没有对别的地方有这种感觉。给你再倒一杯?”

“不,谢谢了,”杰克说。“我们最好该上路了。”

“我们什么时候找你,萨莉?”吉尔问。

“哦,我不知道,”在和拎着那个墨西哥手提袋的杰克一起走向露台那道门时,萨莉扭头大声说。“我明天什么时候给你个电话,好吗?”

“我不会让你把她带走一去不回,杰克,”伍迪大声说。“你得保证你很快就会把她带回来,好吗?”

“好的,”杰克告诉他。“我保证。”

他们就自由了,只有他们两个人,脚步匆匆地出去经过游泳池,去行车道那边,上了等在那里的他的小汽车。回家的一路上——在这个宁静而芳香的夜晚刚至的暮色中,那段路开得好像根本没花什么时间——他想放声大笑,因为他的生活应该一直是这个样子,这样挺好:收入很不错,到了一个周末,在太平洋岸边,冒出来一个爱他的女孩。

“哦,我想这里可以说——有趣,”萨莉这样说他住的地方。“当然小,可是你真的可以在很多方面改进一下。”

“是啊,这个嘛,我大概不会在这里住得够时间去做那么多事。我给你倒杯酒好吗?”

“不,谢谢了。你干吗不只是——”她仔细看过那扇黑色的观景窗后,转身向他露出微笑,显得既大胆又羞涩,然后略微移开眼睛。“你干吗不只是过来,好让我们扑到一起?”

他认识的别的女人从未比她更优雅地从熟人过渡到亲密关系。她脱衣服的动作全无尴尬之处,也根本没有炫耀:她把衣服脱下来扔到一旁,似乎等了一整天想脱掉;然后她钻到他床上,转身用一种渴望的表情来欢迎他,那跟他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漂亮。她长长的身体又强壮又柔软,对于一个女性的身体在男人眼里有何妙处,她心中有数也因此而自豪。要过很久,他才有可能想到任何别的女人或女孩,即使他也想。

“哦,听听海浪声吧,”她后来说,当时他们平静地依偎在一起。“那种声音,可不是好听极了?”

“是啊。”

可是杰克·菲尔茨在她身后蜷着身体贴着她,胳膊搂着她,一只手在拨弄她漂亮的乳头,根本没去注意海浪。他太开心了,也太困乏,只有一个连贯的而且幸好不为人知的想法:这是F. S. 菲茨杰拉德认识了希拉·格拉厄姆啊。

萨莉·鲍德温的原名叫萨莉·蒙克(“天哪,我等不及想摆脱那个名字”),她是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工业镇上长大的,她爸爸在那里当电工,直到他英年早逝,后来她妈妈在一家百货商店的改衣间当了好多年裁缝。上高中时,萨莉被选中在一系列关于青少年的低成本电影中当配角——“可以说就像安迪·哈代系列老电影[6],可是根本没那么好;不过呢,还是比现在塞给小孩儿们的愚蠢的沙滩排球、穿比基尼的那些玩意儿要好”——可是在她个子长高到不再适合她按说要演出的角色时,她的合同就失效了。她用自己演电影剩下的钱去上了大学,后来是当侍者。“在鸡尾酒会上当女侍者是最糟糕的,”她解释说,“挣钱最多,可是真的——真的消磨志气。”

“你穿那种一直拉到屁股的鱼网袜吗?”他问,心里觉得她看上去肯定不可思议。“还有那些小——”

“是啊,是啊,所有那些,”她不耐烦地说。“然后没过多久,我就结婚了,维持了差不多九年。他是个律师——现在还是,我是说。人们是怎么说的嘛,千万别嫁给律师,因为你吵架永远吵不赢,你知道吗?说的是大实话啊。我们没有孩子——刚开始是他一直说他根本不想养,后来发现反正我也生不了,我有那什么,纤维瘤。”

到了下午还早时,他们在那个有沙子的小阳台上靠着躺在帆布轻便折叠躺椅上,她转而说起了吉尔·贾维斯和她那座大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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