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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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和他聊些什么呢？卡拉完全不知道。

弗兰克先生对母亲说：“我看了你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上写的专栏文章。”

“希望你能喜欢。”

“你对总理的不尊敬让我非常失望。”

“你觉得记者们只能写些对政治家阿谀奉承的文章吗？”母亲反驳道，“那太极端了。照你这样说，纳粹的报纸杂志也应该对我丈夫礼貌些！他们才不会这样呢。”

“我说的可不是普通的政客。”弗兰克有点恼怒了。

汽车穿过波茨坦广场前人声鼎沸的十字路口。汽车、电车、马车和行人各不相让，交通非常混乱。

母亲问：“平等谈论所有人对媒体来说不是会更好吗？”

“很好，”弗兰克先生说，“但你们社会民主党人只会做春秋大梦。所有现实的德国人都知道德国无法靠你们的那些理念活下去。人们必须有食物吃，有衣服穿，有炉子烤。”

“我非常同意，”母亲说，“德国确实需要发展，但我希望卡拉和埃里克作为自由国度的公民成长。”

“你把自由过于美化了。自由不会让人民更幸福。人民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我希望沃纳、弗里达和可怜的阿克谢尔在统一、纪律严明、能让他们为之而自豪的国家成长。”

“为了统一，年迈的犹太店主就该被冲锋队的恶棍毒打？”

“政治是严酷的，在强大的政治机器面前，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正相反，作为各自领域的领导者，路德维希，我们应该让政治不那么严酷——多一点诚信理智，少一点暴虐。如果做不到这些，我们就没尽到各自的爱国义务。”

弗兰克先生吹了声口哨。

卡拉不怎么了解男人，但她知道，在社会责任的话题上，他们不爱被女人教训。今天早晨妈妈想必没有切换到平时的优雅状态。但这并不奇怪，眼下每个人都很紧张，下周的选举弄得所有人都紧张兮兮的。

汽车抵达了莱比锡广场。“要在哪里放下你们？”弗兰克先生冷冷地问。

“这里就好。”母亲说。

弗兰克拍了拍玻璃隔断。瑞特停下车，然后赶紧下来开门。

母亲说：“我真心希望弗里达能快点好起来。”

“谢谢你。”

母女俩下了车，瑞特关上车门。

离杂志社还有几分钟的路程，但母亲显然已经不愿意继续在车里待下去了。卡拉不希望母亲和弗兰克先生一见面就吵，那样她就见不到弗里达和沃纳了。她不想要这种局面！

母女俩迈着轻快的步子往前走。“我们努力不在办公室里添麻烦。”母亲真诚的语调打动了卡拉，让她觉得使母亲为难是很丢脸的，决心表现得完美一点。

在路上，母亲和好几个人打了招呼：从卡拉记事起，母亲就一直在为杂志撰写专栏，在记者圈里很有名气。记者们都用英语的“茉黛女士”称呼她。

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所在的大楼附近，她们遇见了熟人，施瓦布中士。他和卡拉的父亲在一战期间曾并肩作战，现在还剃着士兵的寸头。战后，他做过园丁，先后为卡拉的爷爷和父亲工作，但后来因为从母亲的皮夹里偷钱而被父亲解雇。此时，他穿着一件难看的冲锋队制服。冲锋队员不是军人，只是一些相当于辅警的纳粹。

施瓦布大声说：“你好，乌尔里希太太。”似乎一点没为做过小偷而感到耻辱。他甚至连帽子都没有脱。

母亲冷冷地点了点头，然后从施瓦布身边走过。“不知道他来这干什么。”她一边念叨，一边不安地走进了大楼。

杂志社位于这幢现代化办公大楼的第一层。卡拉知道小孩子不应该来这里，希望她们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母亲的办公室。然而她们在楼梯上碰见了约克曼先生。他很胖，戴着副高度近视眼镜。“这是怎么回事？”他叼着烟直率地说，“难道我们开了一所幼儿园吗？”

母亲没有理会约克曼先生的无礼。“我在想前些天你的那席话，”母亲说，“你说年轻人只知道记者这份工作非常耀眼，却一点都不知道其中的甘苦。”

约克曼先生皱了皱眉：“我这样说了？好吧，确实如此。”

“所以我想让女儿来看看现实。我想这对她的教育会非常有用，如果她想当名记者的话就更有用了。她会写篇作文，把她在杂志社的所思所想告诉她的同学们。我想，你一定会同意的。”

母亲一定在路上就想好了该怎么应对，好在这种说法的确令人信服。卡拉差点也相信了她的话。母亲的优雅终于又回来了。

约克曼问：“今天不是有个重要访客要从伦敦来吗？”

“是艾瑟尔·莱克维兹，她是我的老朋友——见过还是个婴儿的卡拉。”

约克曼慢慢平静下来。“嗯，五分钟后要开个编辑会，我买好烟后马上就开。”

“卡拉会替你买的，”说完母亲转身告诉卡拉，“隔三个门洞有家烟店，约克曼先生常抽罗斯-汉德尔牌烟。”

“哦，那我就省事了。”说完，约克曼递给卡拉一马克硬币。

母亲交代卡拉：“买好烟以后，到顶楼来找我，火灾报警器旁边的房间。”说完，她亲切地挽住约克曼先生的胳膊转身走了。“我觉得上周的杂志是最棒的一期。”母亲边走边说。

卡拉跑出来，走到大街上。母亲用她的魅力和机智消除了约克曼先生的不满。她经常说：“女人要善用自己身上的每一件武器。”想到这儿，卡拉意识到自己采用了母亲的策略，才使她们搭上了弗兰克先生的便车。也许她和母亲完全一样。母亲高深莫测的笑容正基于此：她仿佛看见了三十年前的自己。

商店里排起了队，柏林一半的记者似乎都在这里购买日常所需。排了好久，卡拉终于买到罗斯-汉德尔牌烟了，拿着烟跑回杂志社大楼。她很快找到了火灾报警器——是个附着在墙上的大水平仪——但妈妈不在办公室。显然她去开编辑会了。

卡拉沿着走廊往前走。所有的门都开着，除了几个秘书和打字员，大多数房间里都没有人。拐过一个弯，卡拉在大楼后部找到一个挂有“会议室”标牌的房间。房间里传出不断抬高的争论声。她拍了拍门，但没人给她开门。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拧开门把手走进房间。

满屋子都是烟。十来个人围坐在一张长桌旁，母亲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当卡拉走到桌首，把烟和找零交给约克曼先生的时候，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显得非常吃惊。突如其来的安静使卡拉琢磨起擅自进来是不是犯了错。

但约克曼先生只是说了声“谢谢”。

“先生，不用谢。”不知为何卡拉轻轻地向约克曼先生鞠了个躬。

参会者都笑了。有人问：“约克曼，你是不是又雇了个助理啊？”卡拉这才知道自己并没做错。

她飞快地走出会议室，回到母亲的办公室。她没脱下大衣——母亲的办公室挺冷的。她四处看了看，办公桌上放着电话、打字机，以及成堆的白纸和复写纸。

电话旁的镜框里放着一张合照，是卡拉、埃里克和父亲。那是几年前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们在距柏林十五英里远的万斯湖畔拍摄的。照片上的父亲穿着短裤，三个人都在笑。那时的埃里克还不像现在这样爱耍酷。

房间里的另外一张照片是母亲和社民党领袖弗雷德里希·埃伯特的合照。埃伯特是战后德国的第一任总统。这张照片是大约十年前拍摄的，照片上母亲留着短发，穿着无袖低腰裙。卡拉会心地笑了：那在十年前一定很时尚。

书架上放着机构名录、电话簿、好几种语言的字典和地图册，但没有卡拉可看的书。她打开抽屉，里面放着一些铅笔、几副包装完好的新手套、一包月经垫，以及一本记着名字和电话号码的笔记本。

卡拉把桌子上的日历调整到了这天：1933年2月27日，星期一。然后把一张纸放进打字机。她在纸上打下了自己的名字：海克·卡拉·冯·乌尔里希。五岁时她对家人说自己不喜欢海克这个名字，让大家都叫她卡拉。让她有些惊讶的是，家里人都照办了。

打字机键盘上的每个键都连接着一根能带动墨带的金属棒，文章和信都是通过墨带的起起伏伏打出来的。卡拉不小心同时按下了两个键，使两根金属棒搅在了一起。她试图把它们拨开，但没有成功。按别的键也没有用——搅和在一起的金属棒反倒多了一根。她抱怨了一声：这回又惹上麻烦了。

大街上传来的喧闹声打断了卡拉。她走到窗前，十几个冲锋队员列队站在马路中央高喊：“杀死所有犹太人，犹太人进地狱去吧！”卡拉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恨犹太人，犹太人看上去和别的民族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她吃惊地发现，站在队列前方的正是刚才遇见的施瓦布中士。施瓦布被解雇时卡拉觉得很难受，她知道他很难再找到工作了。德国有好几百万人都在找工作；父亲说现在是经济萧条期。但母亲坚持要解雇施瓦布：“怎么能放小偷在家里呢？”

冲锋队的口号变了：“捣毁犹太人的报纸！”队员们异口同声地呼喊着。有人开始扔东西，一棵烂菜在一家全国性报纸的门口溅了一地。让卡拉害怕的是，他们很快把矛头转向了《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所在的大楼。她连忙后退，透过窗角偷偷朝外张望，希望冲锋队员们没看见她。他们在大楼外面停住脚步，嘴里仍然喊着口号。有个人朝楼上扔了块石头，砸中了母亲办公室的窗玻璃，幸好玻璃没碎，但卡拉还是害怕地轻轻叫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有个戴着红色软帽的打字员进来了。“怎么啦？”她问卡拉，然后朝外看了一眼，“哦，天哪！”

冲锋队员们走进大楼，楼梯上响起他们的脚步声。卡拉害怕极了：他们会干些什么啊！

施瓦布中士走进母亲的办公室。他犹豫了一会儿，看见办公室里只有卡拉和打字员以后，放松了下来，拿起打字机就往窗外扔，打字机破窗而出，摔到楼下，玻璃碎了一地。卡拉和打字员情不自禁地尖叫起来。

更多的冲锋队员喊着口号进来了。

施瓦布抓住打字员的胳膊问：“亲爱的，办公室的保险箱在哪儿？”

打字员惊恐地回答说：“在档案室里。”

“带我过去。”

“好，都听你的。”

施瓦布拽着她出去了。

卡拉哭了一会儿，然后自己停了下来。

她想躲在桌子下面，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不想在这些人面前露怯。内心的某种东西让她想进行反击。

但她该怎么办呢？她决定去提醒母亲。

她走到门口，看了看走廊。冲锋队员们在几个办公室之间进进出出，但还没有走到尽头的那几间。卡拉不知道会议室里的人有没有听到动静。她拼尽全力沿着走廊跑，但一阵尖叫让她站住了。她向声音传来的办公室里看了一眼，发现施瓦布正用力摇晃着戴软帽的打字员：“快告诉我钥匙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发誓说的是实话。”打字员哭着说。

卡拉气极了，施瓦布没权这样对待一个女人。她大声喊：“施瓦布，你这个小偷，不准碰她。”

施瓦布恨意满满地看着她，卡拉心一凉，满心都是恐惧。接着施瓦布把目光投向卡拉身后的一个人：“把这孩子给我拎出去。”

卡拉被人从后面提了起来。“你是小犹太人吗？”这男人问，“你满头都是黑发，一看就是个小犹太崽子。”

卡拉吓坏了。“我不是什么犹太人。”她尖叫着。

冲锋队员把她抱过走廊，送进了母亲的办公室。卡拉蹒跚几步，跌倒在地。“给我老实待着。”说完他就走了。

卡拉站起身，她没有受伤。走廊里都是冲锋队员，卡拉没法找到母亲，但必须找人帮忙。

卡拉朝打碎了的窗户外面看去。街道上聚集了一小群人。两个警察正站在旁观的人群中闲聊。卡拉朝那两个警察大喊：“警察先生，快救命啊！”

他们看着卡拉，笑了。

笑声激怒了她，怒气使她胆大了许多。她往办公室门外张望，偶然间看见了墙上的火灾警报器。她走到警报器前，抓住把手。

卡拉犹豫了，没有火灾绝不能拉响警报器。墙上贴着的告示上说，乱拉警报将受到可怕的处罚！

但她还是拉下了把手。

一开始风平浪静，什么声音都没有。警报器可能坏了吧，卡拉心想。

很快，此起彼伏的电喇叭声便响彻了整栋大楼。

记者们立刻从走廊那头的会议室跑出来，约克曼是第一个。“发生什么事了？”他扯着嗓门怒气冲冲地问。

一个冲锋队员说：“你们这些犹太共党分子办的破杂志侮辱我们的领袖，我们要关闭这里。”

“从我的办公室里出去。”

冲锋队员不顾他的阻挠，闯进了侧面的一间办公室。没一会儿，办公室里传来女人的尖叫声和像是金属台面被推翻的声音。

约克曼转身对一位下属说：“施奈德，赶快把警察叫来。”

卡拉知道叫警察没用，警察已经在楼下了，却什么都没有做。

母亲推开人群，跌跌撞撞地沿着走廊往前冲。“你没事吧？”她一把搂住了卡拉。

卡拉不希望母亲在众人面前把她当个孩子。她推开母亲，说：“别担心，我很好。”

母亲四处看了看：“我的打字机呢？”

“他们把你的打字机扔到窗户外面去了。”卡拉马上想到，妈妈再也不会因为打字机按键的操纵棒搅合在一起而迁怒于她了。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儿！”母亲抓起桌子上的相框，拉着卡拉的手，匆忙地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

冲下楼梯时，她们并没受到冲锋队员的阻拦。在她们的前方，一个可能是记者的健壮男子抓住一个冲锋队员的衣领，拉着他出了大楼。母女俩跟着这两人走出来。另一个冲锋队员紧跟在她们身后。

男记者把冲锋队员拖到两个警察面前。“请以抢劫的名义逮捕他，”记者说，“他抢的一罐咖啡还在衣袋里呢！”

“放开他。”较年长的警察说。

记者很不情愿地放开了冲锋队员的衣领。

跟在卡拉和母亲身后的冲锋队员站到了同伙身边。

“先生，你叫什么名字？”警察问刚松开手的记者。

“我叫鲁道夫·施密特，是《社会民主党人》杂志派驻在议会的首席记者。”

“鲁道夫·施密特，我以袭警的罪名逮捕你。”

“太荒唐了，我抓住了正在偷窃的小偷。”

年长的警察对两个冲锋队员说：“把他带到派出所去。”

两个冲锋队员架住了施密特的胳膊。施密特起先想反抗，但马上改变了主意。“这件事的所有细节都将出现在下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杂志上！”他说。

“不会有下一期杂志了，”警察说，“把他带走。”

消防车到了，十几个消防队员从车上跳了下来。消防队长飞快地对警察说：“我们要对这幢大楼进行清场。”

“回你们的消防队去，这里没什么火情，”年长的警察说，“只是冲锋队在关闭一家共产党的杂志社而已。”

“这和我无关，”消防队长说，“警报器响了，我们就得把所有人都撤出来，就算是冲锋队员也得从楼里出来。不需要你们帮忙，我们能对付！”说完他带着部下进了大楼。

卡拉听见母亲在喊：“哦，不。”她转过身，看见母亲正瞪着人行道上散了架的打字机。打字机的金属面板脱落下来，露出连接按键和金属杆的连接带。键盘已经被摔得不成形了，滚筒的一端脱落了，换行时会响的小铃孤苦伶仃地躺在地上。打字机不是什么稀奇的玩意，但母亲看起来像是要哭了。

冲锋队员和杂志社员工在消防队员的簇拥下走出大楼。施瓦布中士强辩道：“根本没有什么火灾！”消防队员却只是一个劲地把他往外推。

约克曼走到母亲面前说：“他们没来得及造成很大的伤害——消防队阻止了他们。按下报警器的人立了大功！”

卡拉原本担心会因为假报火警而受到责怪。这时她意识到自己做了件正确的事情。

她拉起母亲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似乎能暂时使母亲从悲痛中摆脱出来。母亲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反常的行为说明她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要是卡拉哭，母亲一定会让她用手绢擦的。“我们该怎么办啊？”母亲从来没说过这种话——她总是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卡拉注意到近处站着两个人。她抬起头，看见一个和妈妈年龄相仿、很有气势的漂亮女人。卡拉见过她，但已经完全认不出她来了。站在旁边的男孩，从年纪上看，像是她的儿子。男孩不是很高，瘦瘦的，但长得像个电影明星。他的面容很清秀，只是鼻子塌了，有点破相。面对此情此景，两位来客都很惊奇，男孩更是被气坏了。

女人开了腔，她用的是英语。“茉黛，你好，”卡拉觉得她的声音有些许耳熟，“你没认出我来吗？”她说，“我是艾瑟尔·莱克维兹，这是我的儿子劳埃德。”

劳埃德·威廉姆斯在柏林找了家不用花多少钱就能练一小时拳击的俱乐部。俱乐部位于工人阶级聚集的城北维丁区。他练了会儿实心球，跳了会儿绳，打了会儿沙袋，然后戴上头盔，在绳圈里打了五个回合。俱乐部教练为他找了个年龄和体形都差不多的对手——劳埃德是个次重量级拳手。德国拳手经常能出其不意地出拳，没几个回合，劳埃德就挨了好几下。躲闪一番以后，劳埃德突然打了记左勾拳，把对手打翻在地。

劳埃德生长在伦敦东部一个民风凶悍的街区里。十二岁时他在学校受到欺负。“我小时候也被欺负过，”继父伯尼·莱克维兹对他说，“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肯定会被班里的刺头挑出来欺负。”被劳埃德唤作“爸爸”的伯尼是犹太人——他的母亲只会说意第绪语。伯尼把劳埃德带到了阿尔德盖特拳击俱乐部。艾瑟尔反对这么做，但伯尼没有听她的，这在两人的婚姻生活中并不多见。

劳埃德学会了迅速移动、狠狠出拳，很快就没人敢欺负他了。他的鼻子经常被打碎，以至于不再像以前那么英俊了。然而劳埃德发现自己具有拳击方面的天赋。他反应很快，冲劲十足，经常在绳圈里把对手打倒。劳埃德没有选择转入职业拳坛，而是打算进剑桥大学深造，这让俱乐部教练非常失望。

劳埃德冲了个澡，穿上衣服，走进一间工人们经常聚会的酒吧，买了杯生啤酒，坐在吧台前，给同母异父的妹妹米莉写信，把自己和冲锋队员之间发生的冲突告诉她。米莉对母亲带劳埃德去柏林很妒忌，劳埃德答应写信告诉她旅途中的所见所闻。

劳埃德被这天早上的冲突吓得不轻。政治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母亲艾瑟尔是英国议会的议员，父亲伯尼是伦敦市的市议员，他本人是伦敦劳动青年联盟的主席。但至今为止，他眼中的政治只是辩论和选举。他从没见过穿着制服的恶棍在警察的微笑纵容下胡作非为。这种撕下和善伪装的政治，把他吓坏了。

“米莉，伦敦会发生这种事吗？”他在信中问。直觉告诉他这种事完全不可能。但希特勒在英国的实业家和报业寡头中很有人气。几个月前，一身匪气的下院议员奥斯瓦尔德·莫斯利创立了英国法西斯同盟。和德国的纳粹党人一样，他们喜欢穿着军装上蹿下跳。接下来还会发生些什么呢？

写完信，劳埃德把信折起来，乘地铁回到了市中心。他和母亲将和沃尔特·乌尔里希夫妇共进晚餐。劳埃德经常听母亲说起茉黛的事情。母亲和茉黛是地位悬殊的朋友：艾瑟尔在茉黛家的大宅子里当过女佣。之后她们却一起参政，为妇女的选举权而斗争。斗争期间她们创立了一份名为《军人之妻》的女性报纸。后来她们在政治策略问题上发生分歧，渐渐疏远了。

劳埃德清楚地记得1925年去乌尔里希家的伦敦之行。那时，五岁的埃里克和三岁的卡拉都学会了德语和英语，而他却只会一门英语，这让他颇为尴尬。也正是在那次伦敦之行中，艾瑟尔和茉黛和解了。

劳埃德走进罗伯特酒馆，里面摆放着长方形的桌椅和装饰着彩色玻璃的铁制灯座，内部装潢非常精致。可最让他倾心的还是盘子旁边直立着的浆白色餐巾纸。

母亲和乌尔里希夫妇已经先到了。走到桌前，劳埃德才意识到两位女士打扮得非常动人：两人都姿态优雅，衣着华贵，美丽而自信。引得餐厅里的其他客人都在看她们。劳埃德很想知道母亲对时尚的把握有多少是从这位贵族朋友那儿学来的。

点完了菜，艾瑟尔解释了她的来意。“1931年我落选了议员，”她说，“我想在下次竞选中赢回来，但我还要养家。幸运的是，茉黛，你教会我怎么做一名记者。”

“我没教你什么，”茉黛说，“你本身就有当记者的才能。”

“我正在为《新闻纪事报》撰写有关纳粹的系列报道，我还和出版人维克托·格兰茨签了合同，要为他写本书。我让劳埃德来这儿当我的翻译——他正在学法语和德语。”

劳埃德发现母亲笑得很自豪，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夸赞。“我的翻译技能没经过多少实践检验，”他说，“至今为止，我们见的大多是像你们这样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人。”

劳埃德点了在英国没吃过的裹着面包粉的炸小牛肉。他觉得这道菜非常美味。吃饭时，沃尔特问他：“你可以不去上学吗？”

“妈妈觉得这样学德语能更快些，学校也同意让我来。”

“到议会为我工作一段时间，怎么样？你能整天都说德语，只是我不能付给你工资。”

劳埃德激动起来：“太好了。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还需要艾瑟尔同意。”沃尔特补充道。

艾瑟尔笑了。“等我真需要他的时候，你可得给他放假哦！”

“这是自然。”

艾瑟尔把手伸过桌面，碰了碰沃尔特的手。这是种相当亲密的姿态，劳埃德意识到三个大人间的关系非常好。“沃尔特，你真是太好了。”艾瑟尔说。

“对热衷于政治的年轻人我是来者不拒的。”

艾瑟尔说：“我对政治有点看不懂了，德国到底在发生些什么啊？”

茉黛说：“20年代中期这里一切都还好，德国有一个民主政府，经济发展得也非常快。但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把一切全毁了。现在我们正深陷于经济危机之中。”她的声音似乎因为悲愤而颤抖着，“上百人排队竞争一个工作机会。我观察着他们的脸，都很绝望。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养活家里的孩子。这时纳粹给了人们希望，而那些人会问自己：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沃尔特似乎觉得她夸大了事实。他故作轻松地说：“好在希特勒没有赢得议会的多数。上次选举时，纳粹只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尽管他们的票数最多，但领导的是个少数派当权的政府。”

“这就是希特勒要再进行一次选举的原因，”茉黛插话说，“他希望在议会中获得多数，把德国变成他想要的野蛮的极权国家。”

“他能达到目的吗？”艾瑟尔问。

“当然不能。”沃尔特回答。

“是的，他不能。”茉黛附和道。

沃尔特说：“我不相信德国人会为独裁投赞成票。”

“但这不会是一次公正的选举，”茉黛怒气冲冲地说，“看看今天在杂志社发生的事吧。批评纳粹的人都处在了危险之中。与此同时，拥护纳粹的标语却铺天盖地。”

劳埃德说：“似乎没见人反抗过！”他心想，如果上午早几分钟去杂志社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给冲锋队员来上几拳。他意识到自己不经意间捏起了拳头，连忙把拳头松开。但他的怒火没有消散。“左翼分子为何不去洗劫纳粹杂志的办公室？让他们尝尝这种滋味就好了。”

“我们不能以暴制暴，”茉黛动情地说，“希特勒正在寻找镇压反对派的机会——他想借机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取消所有的公民权利，把反对者投入监狱。”她恳求地对劳埃德说，“不管形势如何严峻，我们都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等他们吃完饭，酒馆里的客人也渐渐走光了。咖啡端上来之后，沃尔特的堂弟、酒吧老板罗伯特·冯·乌尔里希和主厨容格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一战前，罗伯特在奥地利驻英国的大使馆任外交官，沃尔特是德国驻英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也正是在那时，沃尔特和茉黛陷入了爱河。

罗伯特很像沃尔特，但打扮得更花哨，在领带上别着金别针，表链上盖着印章，头发油光水滑。容格则是个面容清秀、笑容可掬的金发小伙。罗伯特和容格在俄国一起做过战俘。现在他们住在酒馆楼上的公寓里。

他们想起了战前夜沃尔特和茉黛举行的秘密婚礼。婚礼没有邀请宾客，罗伯特和艾瑟尔分别是伴郎和伴娘。艾瑟尔说：“我们在饭店里放了香槟，我假意说要和罗伯特一起离开，沃尔特却……”她强忍住笑容说，“沃尔特说，‘哦，我还以为我们要一起吃晚饭呢。’”

茉黛笑道：“你们可以想象当时我有多高兴！”

劳埃德觉得很尴尬，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咖啡。他十八岁，还是个处男，有关蜜月的笑话让他觉得很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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