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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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洛佳让助理贝洛夫中尉去了解卓娅现在在哪里。

等待贝洛夫找出地址的时候，沃洛佳把伏龙芝报告的原文和译文各自看了一遍。因为不能把报告带出办公大楼，沃洛佳把报告上看似关键的语句都记了下来。看了一小时左右，他基本理解了报告的内容，可以向卓娅询问比较深入的问题了。

贝洛夫发现卓娅既不在大学，也不在为科学家们建造的附近公寓里。公寓管理员告诉他年轻的科学家们都去帮助建设莫斯科的里层新防线了，管理员把卓娅劳动的具体地点告诉了他。

沃洛佳穿上大衣，离开了情报中心大楼。

他感到非常兴奋，但不知道这么高兴是因为能见到卓娅还是能搞清楚超级炸弹的事。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

他征用了一辆“吉斯”轿车和一个司机来执行这个任务。

经过运行向东列车的喀山火车站时，他发现车站像掀起了一场骚乱似的。逃难的民众连车站都挤不进，更别提登上火车了。蜂拥在一起的男男女女带着孩子、宠物、手提箱和皮箱争先恐后地往火车站的几个入口挤。沃洛佳震惊地发现，有人为了抢占有利地形，竟然无耻地对其他人拳打脚踢。几个警察无助地在一边观望着，没办法帮助受侵害的群众：维持这里的秩序至少需要一支部队。

驾驶兵一般都不爱说话，但替沃洛佳开车的这个兵却看不下去了。“该死的懦夫，”他说，“这些人模狗样的家伙，就知道自己逃，留下我们和纳粹作战。”

沃洛佳非常吃惊。在现时的苏联，批评权贵阶级存在很大的风险，司机的评论很可能被人检举揭发。之后他会被送到秘密警察在卢布扬卡广场总部的地下室折磨上一两个星期，出来时多半已经不成人样了。

沃洛佳身心俱疲地发现，维持苏联社会主义体系层级和相互尊重的刻板体系已经开始削弱和分化了。

他们找到了公寓管理员所说的防御工事修造点。沃洛佳下了车，吩咐司机留在车里等着，开始打量这道城市的内层防卫线。

工人们在道路上扔满了反坦克“刺猬”。一个“刺猬”包含三根铁轨，每根铁轨一码长，中心焊接在一起，在三英尺高的基架上组成了一个星形，“刺猬”的三只胳膊从星形向外伸展。这种装置显然能对坦克的履带造成极大的破坏。

在散布反坦克“刺猬”的阵线背后，工人们正在用锄子和铲子挖一条地沟。地沟后面是一道沙袋墙，守卫莫斯科的部队可以从沙袋的缝隙之间朝外射击。工人们在障碍之间留了一条曲折的小路，以便莫斯科市民在德国人到来前从此出入。

挖掘地沟、构建沙袋墙的大多数都是女人。

沃洛佳在一座堆满沙子的小山边找到了卓娅，卓娅正用铲子往沙袋里铲沙。沃洛佳在远处观察了她一两分钟。她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大衣，戴着毛手套，脚上踏着毡鞋。她的一头金发向后梳，还戴了一块破头巾，脸上都是泥巴。尽管这样，卓娅还是非常性感。她有节奏地铲着沙子，不一会儿就装满了几个沙袋。监工吹了声哨子，工人们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卓娅坐上沙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报纸包着的一个小饭盒。沃洛佳坐在她身边，说：“你完全可以不干这种活。”

“这是我的城市，”她说，“我为什么不出力守卫它呢？”

“所以你不会往东面逃，是不是？”

“我才不在该死的纳粹面前逃走呢！”

沃洛佳对卓娅的激烈言辞感到吃惊：“很多人都逃走了！”

“我知道。我以为你也跑了。”

“你对我评价不高，你认为我和自私的权贵是一类人。”

她耸了耸肩。“只想着活命的家伙都已经走了。”

“你错了，我们家所有人依然待在莫斯科呢！”

“也许我看错你了，来个烤薄饼吗？”她打开饭盒，拿出卷心菜叶子包着的四个烤饼，“试着尝一个。”

沃洛佳接过饼，咬上一口。卓娅的烤饼不怎么可口。“用什么做的？”

“用土豆皮做的。食堂和餐馆的后门扔着许多没人要的土豆皮。把土豆皮切碎煮软，拌上少量的面粉和牛奶，如果有盐的话再加上一点盐，最后拌上猪油烤熟。”

“竟然过得这么艰苦，”沃洛佳非常不自在，“你完全可以来我家吃饭的。”

“谢谢你这么说。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气体扩散所造成的同位素分离是什么意思？”

卓娅瞪着沃洛佳：“哦，天哪——发生了什么事？”

“没发生任何事。我只是想试着甄别一些可疑的信息。”

“我们终于要开始制造裂变式炸弹了吗？”

卓娅的反应表明伏龙芝的情报也许是真的。卓娅很快便理解了他的问题所隐藏的意义。“请回答我的问题，”沃洛佳严厉地说，“这是公务，即便我们是朋友，也请你好好对待。”

“好。你知道同位素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同位素是些略微不同的元素。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碳元素含有六个中子，但也有些碳元素含有六个中子，或是七八个中子，这些不同类型的碳元素就叫同位素，分别被称为碳-12，碳-13和碳-14。”

“即便对我这样一个学语言的人来说，这解释也完全听得懂了，”沃洛佳说，“但为何同位素如此重要呢？”

“铀元素有铀-235和铀-238两种同位素。在自然界中，铀-235和铀-238通常相依相存，但两种同位素中只有铀-235能爆炸。”

“因此需要分离它们是吗？”

“从理论上来讲，气体扩散是一种方法。当气体通过薄膜时，质量较轻的分子会扩散得更快一些，这些气体中所含的低阶同位素要更多一些。当然，我从没见过这个过程。”

伏龙芝的报告说，英国正在西部的威尔士建立一个分离铀同位素的气体扩散工厂。美国人也正在建立一家相似的工厂。“建立这类工厂还会有其他的理由吗？”

“我实在想不出分离同位素还会有其他的理由。”卓娅摇了摇头，“要我说，战时建造这种工厂的人不是疯了就是想制造一种武器。”

一辆汽车开近街垒，沿着曲折的小路向前。这是一辆为富人家庭设计的基姆10双开门小汽车。这种汽车的最高时速是六十英里，但这辆车的负荷太重，最高时速超不过四十英里。

开车的是一个穿着西方时髦的布制大衣、戴着帽子的六十岁男子。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戴着裘皮帽的年轻女郎。汽车的后座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纸板箱。车顶上摇摇欲坠地绑着一架钢琴。

司机显然是个试图带着妻子或情妇逃出莫斯科的权贵阶层，出逃时带上了几乎能带的一切家财——卓娅觉得沃洛佳也会是这种人，因此一直不愿意和沃洛佳出去约会。沃洛佳想，这次打过交道以后，卓娅对她的看法也许会有所改观了吧。

一名构筑街垒的志愿者在基姆10前面设置了一只“刺猬”，看来一场冲突在所难免了。

汽车继续往前慢慢移动，直到撞上“刺猬”才停了下来，开车的人原本一定以为能把“刺猬”从路中间撞开呢！几个女人上前来查看。金属“刺猬”的几条腿深深地扎在地里，很难被汽车从路上撞开。车前杠碰撞上丑陋的金属“刺猬”时，撞弯的金属发出犀利的碰撞声。司机猛打方向盘，把车往后倒。

司机把头伸出窗户大喊：“立刻把那东西挪开！”一听这家伙就是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

一个戴着男式方格帽，体形敦实的中年女志愿者抱着手臂嚷着：“逃兵，要挪你自己挪。”

司机面红耳赤地下了车。沃洛佳惊奇地发现，司机竟然是他在西班牙认识的鲍伯罗夫上校。鲍伯罗夫上校因经常以逃兵的名义在士兵的后脑勺上来上一枪而闻名于西班牙战场。“对懦夫毫不留情”是他的口号。在贝尔希特，沃洛佳亲眼看到他以逃兵的名义枪杀了三个弹尽粮绝的国际纵队的战士。眼前的鲍伯罗夫上校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沃洛佳不知道他会不会开枪杀了这个挡他道的女志愿者。

鲍伯罗夫上校走到车前，用手抓住金属“刺猬”。“刺猬”比他想象得重，但稍一用力，他还是把“刺猬”搬离了马路。

走回车里的时候，戴着帽子的女志愿者又把“刺猬”挪到了车前。

其他的志愿者已经围了上来，旁观着女志愿者和鲍伯罗夫上校的对峙，叽叽喳喳地嬉笑议论。

鲍伯罗夫上校走到女志愿者跟前，从大衣口袋里拿出身份识别卡。“我是鲍勃罗夫将军！”他说。从西班牙回来以后，他一定又升了职。“让我过去！”

“你还算是个士兵吗？”女志愿者嗤之以鼻地说，“为什么不去和敌人战斗？”

鲍伯罗夫脸红了。他知道女志愿者的愤怒是正当的。沃洛佳觉得鲍伯罗夫很可能是被自己的年轻妻子说动逃离莫斯科的。

“试图带着小蜜和钢琴离开莫斯科，”戴着帽子的女志愿者说，“你就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变节者。”说着她把鲍伯罗夫的帽子打在地上。

沃洛佳非常震惊。他从来没有在苏联的国土上目睹过如此藐视权威的事情。在纳粹统治前的德国，他曾经吃惊地目睹过普通德国民众无惧无畏地和警察据理力争的情景，但苏联却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女人们纷纷鼓起掌来。

鲍伯罗夫和在西班牙时一样，一头剪短的白发。他看着自己的帽子滚过湿漉漉的马路。他气势汹汹地向前走了一步，在思量之后却又退了回去。

沃洛佳无意干涉其中。对于这场混乱，他什么都做不了，对鲍伯罗夫的处境他也毫不同情。在他看来，鲍伯罗夫应该体验一下他对别人的那种暴虐。

一个裹着脏床单的年老女志愿者打开了汽车的后备箱。“看看这些！”她说。后备箱里有好几个皮箱。她搬出一个皮箱，用指头拨开箱锁。箱盖打开了，里面的东西掉了出来：蕾丝内衣、亚麻裙子、亚麻晚礼服、丝质长袜和丝质背心。这些衣服都是西方货，苏联的普通老百姓别提买了，连见都没见到过。丝质的衣服落在泥里，好似落在粪堆里的花朵一样黯淡不堪。

一些女人把衣物从地上捡起来。另一些则抓住了其他那些箱子。鲍伯罗夫跑到车后面，把女人从车旁推开。他这一来，事态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沃洛佳心想。鲍伯罗夫可能带了把枪，任何时候都可能把枪掏出来。但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裹着床单的女人拿起铲子，对着鲍伯罗夫的头狠狠地来了一下。能用铲子挖沟的女人绝不是软柿子，铲子打到鲍伯罗夫的头上时发出沉闷的声响。将军应声倒地，裹着床单的女人对准他的身体就是狠狠一脚。

车里的年轻女人下了车。

戴着帽子的妇女朝她大喊：“帮我们一起挖沟吗？”围观的女人们都笑了。

将军的女朋友看上去三十岁左右。她低下头，沿着汽车开来的方向往回走。带着方格帽的女志愿者撞了她一下，但她躲闪在“刺猬”之间，开始撒开脚步往前跑。女志愿者追在她的身后。年轻女人穿着棕褐色仿麂皮的高跟鞋，她滑倒在泥地里，裘皮帽也从头上掉了下来。她挣扎着站起身，又开始往前跑。志愿者捡起帽子，放年轻女人逃跑了。

在遗弃的汽车旁，所有的手提箱都被志愿者打开了。她们从车后座上拿下并打开盒子，把盒子里的东西都倒在了地上。厨具散落在泥里，瓷器都破了，玻璃制品碎了一地，绣花床单和白毛巾在泥水里飘来荡去，十来双漂亮的鞋子散落在柏油路面上。

鲍伯罗夫直起身子，试图从地上爬起来。裹着床单的女志愿者又用铲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鲍伯罗夫痛苦地瘫倒在地。她解开鲍伯罗夫羊毛外套的纽扣，试图把外套从鲍伯罗夫身上剥下来。鲍伯罗夫拼命抵抗着。女人发起怒来，又用铲子打了鲍伯罗夫好几下，直到他躺在地上不动，满是白发的头上全都是血才停下了手。女志愿者扔掉身上的旧床单，把鲍伯罗夫的大衣穿在身上。

沃洛佳走到鲍伯罗夫一动不动的身体前，发现鲍伯罗夫的眼睛里已经没有生气了。他单膝跪地，检查鲍伯罗夫有没有呼吸、心跳或是脉搏，发现他完全没有了生命体征。鲍伯罗夫已经死了。

“对懦夫不应有任何怜悯。”沃洛佳说，但却还是合上了鲍伯罗夫的眼睛。

几个女人解开了绑在钢琴上的绳子。钢琴滑下车顶，哐的一声摔在地上。女人们兴高采烈地用锄和铲子砸开钢琴。另一些女人则开始争抢起散落在地上的宝物来，她们抓起餐具，拽着床单，在争抢内衣时把内衣撕得四分五裂。女人间的打斗开始了。一个瓷杯从空中飞过，差点砸中了卓娅的脑袋。

沃洛佳匆匆赶到卓娅身边。“要开始一场混战了，”他说，“我调了辆军车和一个司机，我们从这离开。”

卓娅犹豫了一下。“谢谢你的好意。”她说。两人跑到车前，坐进汽车，司机把车开走了。

埃里克·冯·乌尔里希对元首的信心随着德军对苏联的入侵而越发坚定。伴随着德军跨越苏联的广袤领土，秋风扫落叶似的消灭苏联红军，埃里克对元首辉煌的战略决策也越来越崇敬了。

然而，进军苏联的道路却并不平坦。在十月的雨季，乡间到处都是泥，脚下根本找不着路，德国兵称之为“泥海”。埃里克乘坐的救护车艰难地在沼泽地里前行。前面的泥塘越来越深，救护车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埃里克和赫尔曼必须下车清理泥泞，才能让救护车开得更远。整个德军都是如此，对莫斯科的突击渐渐转化为蛙行。更闹心的是，泥泞的道路使补给车完全跟不上行军的步伐。部队缺弹药，缺油，更缺食品。埃里克所在的医疗队则面临着没有药物和医疗器械的窘境。

十一月初，气温降到零度以下之后，埃里克才又一次高兴起来。冰冻似乎是一种赐福，使泥泞的道路重新硬起来，救护车又能以正常速度行进了。但埃里克只穿着薄外套和棉内衣，零度以下的气温冻得他簌簌发抖——国内迟迟没把冬天穿的军服送到苏联前线。军需部门也没有送来军车、坦克、大炮所需的防冻油。每天天亮前，埃里克必须早起两小时发动救护车引擎，让它空转五分钟，防止汽油在极低的气温下凝固。即便如此，埃里克每天发车前一小时还会慎重地在救护车底下升起一团火。

几百辆车被丢弃在路上。停在临时飞机场上的空军战斗机被冻在泥里无法起飞，掩护地面部队的空中打击就这样失效了。

尽管遇到了这么多困难，但红军还是在德军的重压面前节节败退。红军的抵抗很坚韧，但总是一退再退。埃里克所在的医疗队不得不经常停下脚步，清理路上零星的红军尸体以及路边冻僵尸体垒成的堤防。德军一步步向莫斯科进逼。

埃里克确信，德军坦克的履带很快会目中无人地轧过红场，纳粹的十字旗会高高地飘扬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楼上。

这时，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十度以下，而且还在继续降。

埃里克所在的战地医疗站设在一个小镇上，医疗站旁边有一条结冻的河流，四周是茂密的云杉林。埃里克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苏联人经常在撤退的时候破坏一切能用的东西，但这个小镇却几乎完好无损。医疗站征用了镇上的医院，这里的设施非常现代化。韦斯医生命令医院里原先的医生把住院的病人都赶回家，即便病情危重也一个都不能留。

入驻不久，埃里克就开始为一个十八岁患冻伤的士兵看诊。患者脸上的皮肤呈蜡黄色，冻伤严重得让人难以下手。埃里克和赫尔曼用刀把士兵身上的薄军装割下来，发现他的手臂和腿上长满了粉红色的水疱。士兵在走破了的靴子里塞满了报纸，但还是御不了寒。埃里克好不容易把鞋从士兵脚上扒下来，一股坏疽的腐烂气味立刻迎着他扑鼻而来。

但埃里克仍然觉得他们能使士兵免于截肢。

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诊治的冻伤病人比打仗时受伤的伤员还多。

他在浴缸里加满水，和赫尔曼·布劳恩一起把病人放入温水。

埃里克看着伤兵的身体慢慢解冻。他看见伤兵一条腿和另一条腿的脚趾上出现了黑色的坏疽。

水开始变凉以后，他们把伤兵搬出浴缸，把他全身擦干抱上床，盖上被单，然后用包着毛巾的热石头裹住他。

病人很清醒，他警觉地问：“我是不是要截肢啊？”

“要看医生怎么说，”埃里克说，“我们只是医务兵。”

“你给很多病人看过病，”伤兵不依不饶地问，“你觉得会怎么样？”

“你的猜测也许没错。”埃里克说。大体上，他知道这名伤兵会遭遇什么。韦斯会截掉感染较轻的那条腿的脚趾，用断线钳一样的大剪刀把它们剪掉。另一条腿会截去膝部以下的部分。

没过多久，韦斯过来检查伤员的脚。“准备为病人截肢。”他果断地说。

埃里克感到凄凉。又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要残疾终身了。真是个耻辱！

但伤兵不这么看。“感谢上帝，”他说，“我不用再作战了。”

为这名伤兵做手术准备时，埃里克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也像很多其他民众一样，保持着失败主义态度——包括埃里克的家人。对于已故的父亲，他想了很多，在愤怒的同时，又感到深深的悲哀。埃里克痛苦地想，老头不肯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庆祝第三帝国的胜利。他可以埋怨，可以质疑元首的判断，也可以低估武装部队的士气，但为什么要当叛徒呢？为什么如此执著于过时的民主呢？自由对德国来说，一钱不值，只有法西斯主义才救得了德国！

埃里克很生父亲的气，但一想到他的死状，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起先，埃里克拒绝承认盖世太保杀害了父亲，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也许是真的。盖世太保不是教堂里悉听忏悔的神父——他们肆意鞭打攻击政府的民众。父亲执意要弄清政府是否杀害了残疾儿童，他太蠢了，竟然相信崇尚自由的英国老婆和过分感情用事的女儿。埃里克爱自己的家人，因此更为他们的执迷不悟和顽固而痛苦。

在柏林休假的时候，埃里克见到了赫尔曼的父亲布劳恩先生，正是他把激动人心的纳粹主义哲学灌输给了当时还是孩子的埃里克。布劳恩先生已经加入了党卫队。埃里克说，他在酒吧遇见一个人，这个人说政府在几家特殊的医院有计划地杀害残疾儿童。“残疾人对于突飞猛进的德国来说的确是个累赘，”布劳恩对埃里克说，“我们要清除犹太人和残疾人使种族得以纯正，还要防止不同种族的人通婚产生混血儿，但纳粹永远不会允许实施安乐死。尽管有时很残忍，但我们绝不会杀害自己的人民。那是共产党人在说谎。”

父亲的指控根本子虚乌有，但埃里克有时还是会为父亲流泪。

幸运的是，他非常忙，很少有时间为父亲而伤心。每天早上都会有很多病人被送到医疗站，大多数是前一天受伤的士兵。处理完他们以后，在新一批伤员到来之前会有一段短暂的空闲。韦斯给冻伤的士兵做完手术以后，和埃里克、赫尔曼在狭小的医生休息室里休息了一小会。

赫尔曼看了一会儿报纸，突然抬起头对韦斯和埃里克说：“柏林的报纸上说我们已经赢了，他们真应该到这来亲眼看一看。”

韦斯医生操着一贯的嘲讽语气。“元首在体育宫做了相当有趣的演讲，”他说，“他说苏联人是带有兽性的下等人，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对。在我看来，苏联人是我们迄今为止所遇到的最强对手。他们坚持得比波兰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更长，抵抗得也更为顽强。尽管他们装备不足，疲惫饥饿，但却还是不顾自己的安危，挥舞着过时的机枪朝我们的机关枪冲过来。听说苏联人这种不顾死活的野兽行径越来越少了，对此我感到很欣慰。与此同时，我开始担心苏联人采取迂回的战术与我们斗争。他们还是很勇敢，只是变得聪明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和往常一样，韦斯假装对元首表示赞同，但意思却恰恰相反。赫尔曼看上去似乎茫然不知，但埃里克却被他激怒了。“无论苏联人怎么样，他们都已经失败了，”他说，“我们离莫斯科只有四十英里了。事实证明，元首是对的。”

“他比拿破仑聪明得多。”韦斯医生说。

“在拿破仑时代，马跑得比什么都快，”埃里克说，“今天我们有了摩托车和无线电报。现代的通信装置可以使我们不再犯拿破仑犯过的错误。”

“等到夺取莫斯科以后再说这个也不迟。”

“我们没几天就能夺取莫斯科，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我不这么看。我觉得一定有将军向上面提出暂且停下建立一道稳固防线的建议。我们可以守住这道防线，在冬天进行补给，等开春再展开进攻。”

“在我看来，这是可耻的懦弱行为。”埃里克热切地说。

“你说得对——当然对了，因为柏林方面正是这么对将军们说的。总部的人显然比我们前线战士更有远见。”

“我们几乎把红军一网打尽了。”

“可魔术师一样的斯大林不知从哪又搞出了那么多军队。战争之初，我们认为他有两百个师，现在我们却觉得他有三百来个师。不知什么时候，他又会再弄出一百多个师来。”

“元首的判断将被验证是事实——又一次。”

“埃里克，这是自然。”

“他从来没犯过任何判断上的错误！”

“一个人觉得他会飞，于是他从十楼楼顶上跳下来，当他无助地挥舞着手臂经过五楼时，有人听到他在喊：‘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一个士兵冲进医师休息室。“出事了，”他说，“三辆车在镇北的采石场撞上了，几个党卫军士兵受了伤。”

党卫军原先是希特勒的私人卫队，现在是德军的精锐部队。埃里克敬仰他们出众的纪律性，漂亮的制服以及和希特勒特别亲密的关系。

“我们派辆救护车去。”韦斯医生说。

士兵说：“出事的是党卫军里的特别行动队。”

埃里克依稀听说过特别行动队的名号。他们跟在大军后面进入被攻克的领土，围捕惹麻烦的家伙和共产党之类的破坏分子。他们也许已经在小镇外面建立了一个战俘营。

“有多少人受了伤？”韦斯问。

“六七个人。营救的人正在把伤员搬下车。”

“很好。布劳恩和冯·乌尔里希，你们两个去。”

埃里克非常高兴。他很愿意和元首最忠心的支持者接触，能为他们服务更是天大的喜事。

送信的士兵递给他一张画着方向的便条。

埃里克和赫尔曼咽下茶，按灭烟头，离开了医师休息室。埃里克穿上从死去苏联军官身上剥下的毛皮大衣，敞开前襟，露出大衣里穿着的德军制服。两人匆匆走进停车库，赫尔曼把车开上了街。埃里克看了眼纸条上标明的方向，忧心忡忡地望着车窗外漫天飞舞的细雪。

出了小镇以后，救护车开上了一条蜿蜒曲折的林间小道。救护车和几辆从另一个方向开来的汽车和卡车会了车。路上的雪很硬，赫尔曼无法在光滑的路面上把车开得很快。埃里克想象着撞车时的情形。

冬天的白天很短，上午十点天亮，下午五点天就完全黑了。茂密的云层中露出一点微光，两边密密麻麻的高大松树几乎把这点光完全遮挡住了。埃里克觉得自己像是身处于格林兄弟描绘的童话世界似的，顺着小道深入鬼怪徘徊的层层树林。

两人望向车外，寻找一个向左拐弯的岔道口，发现那里站着个士兵替他们指路。救护车跌跌撞撞地在树间开行，开了一会儿才看见第二个向他们挥手的士兵。士兵对他们说：“一点一点往前开，不然又要和那些车撞上了。”

过了一会儿，救护车开到了事故现场。公共汽车、吉普车、轮胎上安装了防滑链的梅赛德斯小汽车连环相撞，像是焊接在了一起似的。埃里克和赫尔曼跳下救护车。

公共汽车上没有人。地上躺着三个男人，看上去像是从吉普车上救下来的乘客。几个士兵围着被公共汽车和吉普车挤在中间的梅赛德斯，试图把上面的伤员救下来。

埃里克听到一连串枪响，心想谁会在这种时候开枪。但很快他把这种想法抛在一边，把精力放在了手头的工作上。

他和赫尔曼走向地上躺着的三个伤员，依次为他们评估着伤势的严重程度。一个已经死了，一个断了胳膊，一个只是受了点擦伤。在被挤压变形的小汽车上，一个伤员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一个陷入了昏迷，还有一个则惊恐地大叫。

埃里克给狂叫的人打了针吗啡。吗啡起作用以后，他和赫尔曼把这人搬出汽车，送上救护车。把这人搬出来以后，士兵们才得以把夹在梅赛德斯废旧零部件之间的昏迷伤员解救出来。伤员受了严重的脑外伤，埃里克觉得多半救不活了，但他没有把自己的判断告诉在场的士兵。把这两个伤员放在救护车上以后，他和赫尔曼把注意力转到吉普车的伤员身上。赫尔曼在断了胳膊的伤员的伤口处装上了夹板，埃里克则把受了擦伤的伤员扶到救护车上，安排他坐到了椅子上。

他走回梅赛德斯车跟前。“我们会在五到十分钟之内把死者弄出来，”一个上尉说，“你们在旁边等一会儿。”

“好的。”埃里克说。

他听见又一阵枪响。埃里克很想知道特别行动队会在这里干什么，于是沿着森林往里面走了一会儿。树间的雪地上到处是烟屁股、苹果核、扔掉的废报纸和其他零碎的垃圾，像是有野营的人刚从这里走过似的。

他走进一块停着卡车和公共汽车的空地。许多人被带到这里。几辆公共汽车正要经过事故现场离开，另一辆公共汽车正巧开进空地。埃里克看见停车场那边站着一百来个年龄不一的苏联人，许多人像保护稀有财宝似的抓着随身携带的手提箱、包裹和麻袋，还有个男人抱着把小提琴。这时，一个抱着洋娃娃的小姑娘映入埃里克的眼帘，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大事不妙的预感。

囚犯们周围站着手持棍棒的当地警察，特别行动队的行动显然得到了被占领土当局的支持。警察们看了看他，注意到敞襟大衣下的德军制服，马上把视线移开了。

走过囚犯群的时候，一个衣着考究的苏联人用德语朝他喊：“先生，我是镇上一家轮胎厂的厂长，我根本不相信什么社会主义，只是像其他企业家一样，口头上应付应付他们而已。我可以帮助你们——我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请带我离开。”

埃里克没有理他，继续朝枪声响起的地方走去。

他走到采石场边。采石场是森林中的一片低洼的开阔地，四周是高大的云杉树，云杉树上满是积雪。树林的一头有条向下的坡道从高处的森林通到低处的采石场。这时，十几个囚徒在士兵的看守下，正两人一排沿着坡道往下走。

埃里克在这些囚徒中间看见了三个女人和一个十一岁左右的男孩。集中营设在采石场里的某处吗？但这些人的手里都没有行李，雪花像送祝福一样落在他们没戴帽子的头上。

埃里克询问站在一旁的党卫军中士：“伙计，这些战俘是干什么的？”

“都是些共党分子。”

“那个小男孩也是吗？”

“还有些犹太人。”

“他们到底是共产党还是犹太人？”

“有什么区别吗？”

“共产党和犹太人不是一码事。”

“胡扯什么！大多数共产党是犹太人，大多数犹太人又是共产党，你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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