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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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次约会而言,那已经很过分了。”

“那种事天天都在发生。当然,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那天晚上,你之所以会那样,是因为你觉得我会在战斗中牺牲。”

她点了点头。“我从来没做过那种事,甚至和维克托在一起时也没做过。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竟然在公园里和你那样干。我觉得自己简直像个妓女!”

“我很清楚你是什么人,”伍迪说,“你是个心胸宽广,聪明美丽的女人。我们为什么不忘了伦敦的那一晚,像教养良好的年轻人那样开始互相了解呢?”

贝拉的态度软化了一些。“我们真能那样吗?”

“完全可以。”

“那晚上一起去吃饭吧?”

“七点来接你,好吗?”

“没问题。”

伍迪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但还是有些犹豫。“我无法形容再见你的感觉,真是太开心了。”他说。

贝拉第一次直视着他。“伍迪,我也是一样,”她说,“我也非常开心!”接着她搂住他的腰,紧紧地拥抱了他。

伍迪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他拥抱着贝拉,把头埋进她的头发。他们维持这个姿势站了很长时间。

过了很久,贝拉才从伍迪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七点见。”她说。

“七点见。”

伍迪开开心心地离开了赫尔南德兹家。

他直奔大剧院旁的老兵大厦而去,参加联合国督导委员会的会议。四十六个成员国的代表坐在一张长桌子前,格斯·杜瓦这样的助理坐在代表的后面。作为助理的助理,伍迪只能在墙边坐下了。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做了开场演讲。伍迪发现他的外表并不是很出众。莫洛托夫已经有点秃顶,留着整齐的胡子,鼻梁上架着副眼镜,看上去更像是他父亲那样的商店职员。这样一个人却在布尔什维克政权下幸存了很久。在革命之前,他就是斯大林的朋友,一手炮制了1939年的苏德协定。他工作努力,因为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而有了“石头屁股”的雅号。

他建议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他指出,这两个加盟苏联的共和国遭受了纳粹的侵略,而且分别为苏联红军贡献了一百多万名战士。有人提出反对,指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依附于苏联,不能单独作为成员国。但苏联代表指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属于英联邦,却作为两个成员国加入了联合国。

投票没有异议。伍迪知道,事先都安排好了。拉丁美洲国家威胁投反对票,除非接纳支持希特勒的阿根廷。其他国家做了让步,保证他们能投出支持票。

随后出现了意外。捷克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突然站了起来。马萨里克是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登上过1944年《时代》杂志的封面,他建议让波兰也加入联合国。

美国人坚持波兰不进行自由选举就不能加入联合国的立场。作为一个民主派人士,曾经试图在斯大林的监视下在捷克建立民主制度的马萨里克,应该支持这个立场才对。为了让马萨里克放弃自己的信念,莫洛托夫一定给他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马萨里克坐下时,脸上一副吃了难吃东西的厌恶表情。

格斯·杜瓦的表情同样很严峻。在白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问题上的妥协本应能让会议顺利进行下去,莫洛托夫却给他们出了一道大难题。

和美洲国家代表坐在一起的范登堡出离愤怒。他拿出笔和便笺本,奋笔疾书。片刻之后,他从便笺本上扯下一页纸,点头招呼伍迪过去,他把这页纸递给伍迪,说:“送去给国务卿!”

伍迪走到桌前,伏在斯特蒂钮斯的肩上,把刚刚撕下的那页纸放在他面前,说:“先生,这是范登堡参议员给您的。”

“谢谢。”

伍迪回到靠在墙边的座位上。我在历史上也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他这样想着。他在转交纸条时看了一眼上面的内容。范登堡在简短而富有激情的字句中要求国务卿拒绝捷克方面的建议。斯特蒂钮斯会采纳他的建议吗?

如果莫洛托夫在波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一意孤行的话,范登堡很可能在参议院提出反对加入联合国的议案。但如果斯特蒂钮斯采纳了范登堡的建议,莫洛托夫很可能现在就离开会场回家,那样的话联合国就胎死腹中了。

伍迪屏住呼吸。

斯特蒂钮斯拿着范登堡写的纸条站了起来。“为了苏联的利益,我们遵守了《雅尔塔协定》的精神,”他指的是美国在《雅尔塔协定》中支持承认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权,“与此同时,《雅尔塔协定》的其他条例也需要得到遵守。”接着,他根据范登堡那张纸条的提示,说,“呼吁建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波兰自治政府。”

会议室里到处是交头接耳声。斯特蒂钮斯公然对莫洛托夫提出了挑战。伍迪看了一眼范登堡,发现他正轻松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除非波兰建立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斯特蒂钮斯又说,“否则大会不会承认现在的卢布林政府。”他直视着莫洛托夫,以范登堡纸条上的语句说,“不然我们会给世界人民做出背信弃义的肮脏示范。”

莫洛托夫看上去火气很大。

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直起身子,站起来表示支持斯特蒂钮斯。他说话很有礼貌,但言辞犀利。“我们政府没办法知道波兰人民支不支持他们的政府,”他说,“因为苏联及其盟国不让英国观察员进入波兰。”

伍迪发现会议的风向开始不利于莫洛托夫。苏联代表团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莫洛托夫激烈地和助理讨论着什么,他的声音非常大,连伍迪都能听出他语气中的怒火。他会走出会场吗?

光头双下巴的比利时外长提出了个折中方案。他提出动议,希望会议结束前波兰能及时地组成新政府,并派代表出现在旧金山的联合国大会上。

所有人把目光转向了莫洛托夫。比利时外长给他找了个台阶下,可他会接受吗?

他依然很生气,但不容置疑地微微点了点头。

危机避免了。

很好,伍迪心想,一天里收获了两场胜利。形势会慢慢地好起来的。

卡拉出门了,排队取水。

水龙头已经两天不出水了。不过,主妇们发现,每隔几个街区,就有一个多年不用的和地下井相连的老式水泵。这些水泵大多数已经生锈了,但惊奇的是,其中很多还能继续工作。因此,每天早上,在水泵这里,女人们都会端着盆盆罐罐来排队接水。

也许是敌人快要进城的缘故,空袭突然停止了。但红军仍然在向街上射击,因此街上还很危险。卡拉不知道苏联人在担心什么,大半座城市都已经被毁了。整幢整幢的建筑乃至一大半街区都被炸成了平地。所有的公用设施都被切断了。火车和汽车都终止了运营。上万人无家可归,甚至可能有上百万人。柏林成了一个巨大的难民营。但射击还在继续。大多数人一整天躲在家里的地窖或公共的防空洞里,但他们必须出门取水喝。

在永久性断电之前,英国BBC广播说,苏联红军已经解放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萨克森豪森在柏林北部,显然苏联人不是直接进入柏林,而是先在外围将其包围。卡拉的母亲茉黛断言苏联人这样做是为了不让美军、英军、法军和加拿大军队从西面快速进入柏林。她引用列宁的话说:“控制了柏林就控制了德国,控制了德国就控制了欧洲。”

但德国军队并没有放弃。他们在人数和武器远远少于盟军的情况下,继续战斗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在领袖的命令下扑向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凭着意志力奋勇作战,然后成百上千地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这其中就有卡拉深爱的两个人——哥哥埃里克和男友沃纳。她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对敌作战,也不知道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

卡拉终止了间谍活动。战争进入混战的最后阶段,战斗方案已经不需要了。来自柏林的秘密情报对节节胜利的苏军来说没什么价值,已经没必要进行间谍活动了。间谍们烧毁了自己的密码本,把无线电发报机藏在了瓦砾之中。他们同意再也不提曾经从事过的这项工作。他们非常勇敢,缩短了战争的进程,拯救了无数生命,但让战败的德国民众这样看问题实在是太难了。他们的勇气将永远不为人知晓。

卡拉走到水龙头前时,一支希特勒青年团的反坦克小队经过,他们踏着步子,向东边的战场行进。队伍里有两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和十多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他们都骑着自行车,车前把上绑着新型反坦克步枪。军服和军帽对孩子们来说太大了,如果不是他们面临的可悲命运,旁人看到他们头戴的庞大军帽一定会发笑的。他们将从这里出发,到前线与苏联红军作战。

他们完全是去送死。

卡拉把目光转向一边:她不愿记住这一张张脸。

拿桶接水的时候,站在她后面的雷克夫人小声问:“你有个朋友是医生的老婆,是吗?”

卡拉浑身一紧。雷克夫人显然说的是汉尼洛尔·洛特曼。医生和犹太医院的精神病人一起失踪了。汉尼洛尔的儿子鲁迪扔掉了身上的黄星标志,和柏林剩余的一些犹太人,秘密前往柏林人所谓的贫民区“潜水艇”,只有本人是雅利安人的汉尼洛尔还住在他们家原先的房子里。

十二年来,像雷克夫人问出的这种问题——你有个朋友是犹太人的老婆——几乎就等于指控。她到底想干什么?卡拉不知道。雷克夫人是个仅有点头之交的邻居,无法完全信赖。

卡拉关掉了水龙头。“小时候洛特曼医生是我们家的家庭医生,”她戒备地说,“为什么这么问?”

另一个女人站到水龙头前,用一个以前显然盛食用油的大罐子灌水。“洛特曼夫人被人带走了,”雷克夫人说,“我觉得你也许会想知道。”

这再正常不过了。人们时常会被“带走”。但如果发生在你亲近的人身上,仍然会觉得心头被猛地一击。

没必要去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事实上,发问也很危险:询问亲戚和朋友为什么会消失的人,自己也可能会突然消失。但卡拉必须要问:“你知道他们把她带去哪儿了吗?”

这次她得到了答案。“在舒尔大街的转送站里。”卡拉感觉到了希望,“是维丁区一家废弃的犹太医院,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是的,我当然知道。”卡拉偶尔会非法地去那家医院帮忙,她知道政府占据了那里的病理学实验室,并用铁丝网将那儿围了起来。

“希望她没事。”另一个女人说,“斯特菲生病的时候她帮了很大的忙。”说完,她关掉水龙头,提着水罐离开了。

卡拉匆忙地朝和女人相反方向的家里走去。

她必须为汉尼洛尔做些什么。把人从集中营里弄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正常的工作秩序已经被打破了,也许能想个法子把汉尼洛尔给弄出来。

她把水桶带回家,交到艾达手里。

茉黛排队去领配给的食物了。卡拉换上护士的制服,希望到时候能派上点用场。她把要去的地方告诉艾达,又一次离开了家。

她只能步行去离家两三英里的维丁区犹太医院。她不知道她应不应该这样做。即便能找到汉尼洛尔,也许她也帮不上忙。但很快,她就想到了在伦敦的伊娃和不知藏在柏林什么地方的鲁迪——如果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时刻失去母亲,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她必须尽力一试。

街上站着军警,他们截住过路人,查看他们的身份证明。军警们三人一组,形成即决法庭,主要针对兵役年龄的男性。他们对身穿护士制服的卡拉不感兴趣。

奇怪的是,苹果树和樱桃树竟然在这个被炮火袭击的城市里开出了白色和粉红色的花朵。在爆炸的间歇,鸟儿像往年春天一样,欢叫着。

卡拉恐惧地发现,灯柱上竟然吊着几个男人,有几个竟然还穿着军服。大多数尸体的脖子上挂着写有“懦夫”或“逃兵”的牌子。显然,三人即决法庭认为他们有罪,对他们处以绞刑。纳粹杀了那么多人还不满足吗?卡拉痛苦得直想哭。

一路上,她三次找地方躲避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最后一次躲避时,她离犹太医院只有几百码,红军和德军似乎就在几条街外进行着枪战。射击非常猛烈,卡拉差点掉头就跑。汉尼洛尔多半逃不过被处死的命运,也许已经死了——卡拉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呢?但枪声暂歇以后,她还是迈开步子,继续往医院的方向行进。

到那儿时,已经是晚上了。医院在舒尔大街和伊朗大街的拐角处。街道两旁的大树已经长出了新叶。征用做转运站的实验大楼被重兵守卫着。卡拉本想走到士兵面前,解释自己的来意,但这样做似乎胜算不大。她琢磨着是否能从医院四通八达的过道里穿过去。

卡拉走进医院主楼。医院还在正常运行。所有的病人被转移到了地下室和过道里。医生和护士在煤油灯的光照下进行工作。厕所里一股恶臭,显然已经有段时间没被清洗了。这里唯一的水源是花园里的一口古井。

诡异的是,德国士兵纷纷把受伤的战友往医院里送。这时,他们倒不顾忌这里的医生和护士是犹太人了。

卡拉顺着花园下的地道走到实验大楼的地下室。和她预想的一样,连接地道和地下室的门那里有人在守卫。好在年轻的盖世太保看到白色的护士制服就挥手让她过去了。他也许很久都没什么事,已经疏于职守了吧。

卡拉已经身在了转运站里。她不知道出去的时候会不会也这么容易。

这里的气味比主楼更难闻,卡拉很快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地下室里挤了太多的人。几百个人被关在四间储藏室里。他们或坐或站,幸运的人可以找面墙靠一靠。他们身上都很脏,散发出一股怪味,像是都筋疲力尽了。他们用无动于衷的目光看着从门外走过的卡拉。

几分钟后,她看到了汉尼洛尔。

医生的妻子不算漂亮,但她是个端庄的女人,五官鲜明。现在,她却骨瘦如柴,和绝大多数人一样,灰白的头发像枯草。她的脸颊下陷,无力地站着。

汉尼洛尔正在和一个少女说话,后者看起来很早熟。女孩已经有了成熟女性的胸部和臀部,却生着一张娃娃脸。她坐在地上大哭,汉尼洛尔跪在她身旁,握住她的手轻声抚慰着。

看见卡拉,汉尼洛尔起身质问:“老天啊,你上这儿来干吗?”

“我想,如果我告诉他们,你不是犹太人,他们也许就会放你走!”

“你真是太勇敢了!”

“你的丈夫拯救了许多生命,现在应该有人站出来救你。”

汉尼洛尔眉头一皱,似乎马上要哭了。接着她眨了眨眼睛,摇摇头说:“这是丽贝卡·罗森,”她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她的父母今天被一颗炮弹炸死了。”

卡拉说:“丽贝卡,我为你难过。”

女孩没有说话。

卡拉问:“丽贝卡,你几岁了?”

“快十四岁了。”

“你马上要变成大人了。”

“为什么没让我死?”丽贝卡问,“我就在他们身边,我也应该死,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你不是一个人,”卡拉果断地说,“我们和你在一起呢。”她转身问汉尼洛尔,“谁负责这里?”

“一个叫沃尔特·多布尔克的人。”

“我去告诉他,必须放你放。”

“他现在不当班。现在当班的是一个满脑子雅利安人至上的军士。但吉塞拉过来了,她是多布尔克的情妇。”

走进房间的年轻女郎非常漂亮,奶白的肤色,柔顺的金发。没人抬眼看她,她似乎被激怒了,一脸愤怒的表情。

汉尼洛尔说:“她和多布尔克在楼上心电图室的床上做爱,以此来交换额外的食品。除了我以外,这里没人和她说话。我只是觉得,我们不能以对方的无奈之举来判断一个人。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地狱里。”

卡拉却不这么想,她是绝对不会和一个跟纳粹睡觉的犹太女孩交朋友的。

吉塞拉看了看汉尼洛尔,不再那么生气了。“上面下了道新命令给他。”吉塞拉说话非常小声,卡拉必须集中注意力才听得清她在说什么。这时,吉塞拉却迟疑了。

汉尼洛尔说:“快告诉我们,命令是什么?”

吉塞拉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了:“射杀这里所有人。”

卡拉的心突然收紧了。所有人——包括汉尼洛尔和小丽贝卡在内。

“沃尔特不想这么干,”吉塞拉说,“他不是一个坏人。”

汉尼洛尔认命般平静地问:“他应该在什么时候枪毙我们?”

“很快。但他想先销毁这里的记录。汉斯-彼得和马丁正在把文件扔进壁炉。这项工作很耗时,我们还有好几个小时。也许红军能及时把我们救出去。”

“也许赶不及,”汉尼洛尔干脆地说,“可以想办法劝说他违令吗?看在老天的分上,战争都快结束了。”

“以前我总能劝他听我的,”吉塞拉悲伤地说,“但他已经玩腻我了,你们知道男人的德行。”

“但他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盟军马上就要接管这里了。盟军将会惩罚纳粹的战争罪行。”

吉塞拉说:“如果我们都死了,谁会去指控他?”

“我会。”卡拉说。

汉尼洛尔和吉塞拉一言不发地瞪着她。

卡拉意识到自己尽管不是犹太人,但也会因此而被枪毙。

她沉思着说:“如果多布尔克放了我们,也许会有助于他和盟军打交道。”

“这个想法不错,”汉尼洛尔说,“我们可以签份声明,说他救了我们的命。”

卡拉打探地看着吉塞拉。吉塞拉面露狐疑,却说:“他也许会答应的。”

汉尼洛尔看了看四周。“那是希尔德,”她说,“多布尔克经常让她干些杂活。”她把希尔德叫过来,解释了她的方案。

“我会为所有人打一张释放证明,”希尔德说,“我们先让他签下文件,然后再给他我们的声明。”

地下室没有卫兵,卫兵都在连接一楼和外侧通道的门边,因此犯人们可以随意在地下室里走动。希尔德走进多布尔克在地下室的办公室,先打了一份声明。汉尼洛尔和卡拉在地下室转了一圈,解释了她们制定的方案,并让所有人在声明上签了字。与此同时,希尔德为每个人打了份释放文书。

做完这些准备工作已经到了午夜。在第二天早晨多布尔克出现之前,她们没什么可做的了。

卡拉躺在地上,和丽贝卡·罗森睡在一起。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让她躺平。

过了一会儿,丽贝卡开始小声哭泣起来。

卡拉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想安慰丽贝卡,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该对一个刚刚父母双亡的孩子说些什么呢?压抑的哭泣声继续着。过了一会儿,卡拉侧过身,抱住了丽贝卡。

她很快就明白自己做得很对。丽贝卡把头压在她的乳房上,蜷起身体依偎着她。卡拉像对婴儿一样拍着丽贝卡的背部。哭泣声慢慢停止,丽贝卡终于进入了梦乡。

卡拉没睡。整个晚上,她都在筹划着该对转运站长官说些什么。有时候她赞扬他美好的天性,有时候她又以盟军的审判相威胁,还有些时候她会从对方的利益出发,冷静地跟他分析形势。

卡拉试着不去想被枪毙的事情。埃里克告诉她纳粹在苏联每组杀十二个人,纳粹在这的效率也差不到哪里去。很难想象他们会怎样痛下杀手,还是不去想为好。

如果现在或第二天一早离开转运站,卡拉也许能逃脱被枪杀的厄运。她不是囚犯,不是犹太人,身份文件也完全对付得过去。她可以穿着白色的护士制服沿进来时的路出去,但那意味着抛弃汉尼洛尔和丽贝卡。无论多么想离开犹太人医院的地下室,卡拉就是无法做出这样的事情。

街上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然后中断了一会儿。黎明时,战斗重新开始。这时,外面机关枪的枪声和炮声一样清晰可闻,苏联人越来越近了。

一大早,卫兵送来了一罐清水似的汤和一篮被人丢弃的发霉面包。卡拉喝了汤,吃了面包,然后万般无奈地用了充满恶臭的厕所。

她和汉尼洛尔、吉塞拉、希尔德一起上楼等多布尔克。炮轰又开始了,他们每时每刻都有危险,然而她们想在多布尔克来以后第一时间跟他交涉。

多布尔克没有在平时的上班时间出现。希尔德说,他通常会准时到这里。也许他被街上的战斗耽搁了。当然,多布尔克也许会在巷战中被杀。卡拉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多布尔克的副手埃伦斯泰因是个说不通道理的蠢蛋。

一小时过去了,卡拉渐渐丧失了希望。

又过了一个小时,多布尔克出现了。

“你们这是怎么了?”看到一楼大厅里的四个女人时,多布尔克不解地问,“几个母亲聚在这里谈育儿经吗?”

汉尼洛尔说:“这里的囚犯都签署了一份声明,说你救了他们的命。如果你肯接受上面的条件的话,说不定你也能逃过一劫。”

“别胡扯了。”多布尔克说。

卡拉说:“根据英国BBC的广播,联合国手里有一份参加大规模屠杀的纳粹军官名单。再过一个星期,你就有可能遭到审判。你难道不想有一份证明你没有杀我们的签字声明吗?”

“听英国BBC的广播节目是项重罪。”

“比杀人要好得多。”

希尔德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她说:“我打好了释放这里所有囚犯的命令。如果你在上面签了字,我们就把那份声明交给你。”

“我直接把那份声明从你们手上抢过来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都死了,没人会相信你的无辜。”

多布尔克对自己的处境非常生气,但又无法摆脱免责声明对自己的诱惑。“我可以因为你们的无礼行为枪毙你们。”他说。

卡拉不耐烦地说:“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我们已经习惯被命运所左右了。”

多布尔克的脸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卡拉意识到自己说得太过了,希望能收回刚才所说的话。她瞪着生闷气的多布尔克,尽力不显示出怯懦。

这时,一发炮弹在大楼外面爆炸了。门“咯吱、咯吱”响着,窗户被砸得粉碎。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猫下了腰,不过没有人受伤。

重新站起来以后,多布尔克的表情改变了。愤怒被失落所取代。卡拉的心跳加快了,他真的放弃了吗?

埃伦斯泰因军士跑进来报告:“先生,没有人受伤。”

“非常好!”

埃伦斯泰因刚走开,多布尔克便把他叫住了。“转运站关闭了。”他说。

卡拉屏住呼吸。

“先生,要关了这吗?”埃伦斯泰因军士的声音里有不解,更有反抗。

“刚下的军令。让兄弟们……”他迟疑了一会儿,“告诉他们去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的地堡报到。”

卡拉知道多布尔克是在矫造军令,埃伦斯泰因也起了疑心。“先生,什么时候报到?”

“马上。”

“马上吗?”埃伦斯泰因停顿了一会儿,似乎在等多布尔克进一步的说明。

多布尔克瞪着他,瞪得他不敢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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