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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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瓜利德·穆罕默德·伊本一阿赫马德·伊本一穆罕默德·伊本—拉什德(这一连串名字很长,中间还有本拉斯特、阿文里兹、阿本—拉萨德、菲利乌斯·罗萨迪斯,最后才到阿维罗斯,一口气念完要好长时间)正在撰写《毁灭之毁灭》的第十一章,以驳斥《哲学家之毁灭》的作者、波斯禁欲主义作家加扎利,他声称神只了解宇宙的普遍规律,该规律与整个物种有关,而不是与个体有关。他从右到左缓慢而稳健地书写着;三段论法的运作和大段文字的连结,并不妨碍他享受他所处的深宅大院的舒适氛围。天籁中有鸽子调情的咕哝声;远处的一个庭院传来喷泉的潺潺水声;阿维罗斯的祖先来自阿拉伯沙漠,他打骨子里就喜欢不分昼夜的流水。下面是花园和菜圃;再往下是奔流的瓜达尔基维尔河,然后是可爱的科尔多巴城,像一台精巧复杂的仪器,但是明快的程度不亚于巴格达或者开罗。阿维罗斯还感到他周围的西班牙土地一直延伸到边界,固然显得空旷,但是每一件事物都实实在在、终古常新。

翎笔在纸面上移动,论据丝丝入扣,无可辩驳,然而一丝疑虑使阿维罗斯有点扫兴。引起疑虑的不是《毁灭》这部一时心血来潮而写的著作,而是他要向人们证实与这部诠释亚里士多德的煌煌巨著有关的哲学问题。作为哲学鼻祖,这个希腊人已被公认是能教导人们了解一切可知事物的人;像伊斯兰教的先哲们诠释《古兰经》那样,诠释他的著作便成了阿维罗斯的艰巨任务。一个阿拉伯医生专心致志地钻研比他早生一千四百年的人的思想,历史上没有比这更美妙动人的事情了;除了内在的困难以外,我们还应该了解,阿维罗斯不懂叙利亚文和希腊文,他是根据转译的译文工作的。昨夜,《诗学》一开头就有两个吃不准的词把他难住了。那两个词是“悲剧”和“喜剧”。几年前,他在《修辞学》的第三卷里见过,整个伊斯兰教界没有谁能揣摩出这两个词的意思。他翻遍了阿弗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所有卷帙,查阅了聂斯托利亚教派的胡耐因·伊本—伊萨克和阿布—巴萨尔·马塔的所有版本,都一无所获。这两个神秘的词在《诗学》里俯拾皆是;不可能避开。

阿维罗斯搁下翎笔。他寻思着(但没有很大把握):我们寻找的东西往往就在手边。他收好《毁灭》,走到书架前,那上面排列着波斯书法家抄写的盲人阿本西达的多卷本《莫卡玛》。如果认为他没有看过这些卷帙,就未免可笑了。但是这些卷帙勾起了他重新翻阅的闲情逸致。一阵有节奏的呼喊声分散了他的注意。他从安有栅栏的阳台望去;下面狭窄的院子有几个光着膀子的小孩在泥地上玩耍。一个小孩站在另一个小孩的肩上,显然是装扮祷告报时人;他闭着眼睛,拖长声音喊道:真主以外无真主。充当人梯的小孩一动不动,假装是庙宇的尖塔;第三个小孩匍匐在地,权充教徒。这场游戏很快就结束了:大家争着当报时人,谁都不愿意做信徒或者尖塔。阿维罗斯听到他们在争吵,用的是粗俗的方言,也就是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平民们用的初学的西班牙语。他打开哈利尔的《基塔乌兰》,自豪地想道:全科尔多巴(甚至全安达卢西亚)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抄本了,这是埃米尔①雅库布·阿尔曼苏从丹吉尔捎给他的。这个港口的名字使他想起从摩洛哥回来的旅行家阿布卡西姆·阿萨里,此人回来的当天晚上和他一起在《古兰经》学者法拉赫的家里共进晚餐。阿布卡西姆说他到过中国大清帝国的国土;攻汗他的人以出于忌恨的特殊逻辑,一口咬定他从未到过中国;即使到过,肯定在中国的宇宙里亵渎了真主。仔细回忆那次聚会,不免要花好几个小时;阿维罗斯便匆匆拿起《毁灭》,继续写下去,直到傍晚。

①埃米尔,穆斯林国家的酋长、贵族、王公的尊称。

在法拉赫家里的那次谈话,从总督无与伦比的美德谈起,一直谈到他的弟弟埃米尔的贤操;后来在花园里话题转到了玫瑰。阿布卡西姆还没有看玫瑰就发誓说安达卢西亚的红玫瑰是盖世无双的。但是法拉赫不以为然;他说博学的伊本·库泰巴描述过印度斯坦的花园里有一种玫瑰品种优良,久开不败,艳红的花瓣上有字,写的是:真主之外无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徒。还说阿布卡西姆肯定见过那种玫瑰。阿布卡西姆惊讶地瞅了他一眼。假如他回说确实见过,大家理所当然会把他看做是信口开河的骗子;假如他否认,大家就会说他不信真主。于是他嘟囔着说,打开世上一切奥秘的钥匙掌握在真主手里,世上一切常绿或者凋谢的事物在真主的圣书里都有记载。这番话在《古兰经》的开头几章有案可查;博得了一片尊敬的喃喃声。阿布卡西姆为自己的能言善辩扬扬得意,正要说真主的作为是十全十美、无法探知的。阿维罗斯想起休谟①的一个仍有争议的论点,插嘴道:

①休谟(1711—1776),苏格兰怀疑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著有《有关人类知性的哲学论述》等。

“我宁愿猜测那是博学的伊本·库泰巴或者抄写员的笔误,而不认为世界上长有公开宣布信仰的玫瑰。”

“是啊,这是大实话,”阿布卡西姆说。

“某个旅行家,”诗人阿布达马立克说,“谈到一种树长出的果子竟是绿鸟。我觉得他的话比有字的玫瑰更可信。”

“这很可能是鸟羽毛的颜色引起的误会,”阿维罗斯说,“此外,果实和鸟都是自然界的事物,而文字却是艺术。从树叶到鸟比从玫瑰到文字容易得多。”

另一位客人激烈反对把文字说成是艺术,因为书籍之母《古兰经》的原件在混饨初开以前就有了,一直保存在天堂里。另一个客人说《古兰经》是一种实质,它的形式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这一见解和主张《古兰经》有两面性的人的见解相似。法拉赫详尽地阐述了正统的学说。他说,《古兰经》好比慈悲,乃是真主的属性之一;抄在书上,挂在嘴边,记在心里;语言、符号、文字都是人类创造的,但《古兰经》是永恒不变的。诠释过《理想国》的阿维罗斯原可以指出书籍之母和柏拉图的模式有相似之处,但他说神学这门学问不是阿布卡西姆所能理解的。

别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敦请阿布卡西姆讲些奇事。当时和现在一样,世道凶险;大胆的人可以闯荡江湖,可怜的人逆来顺受。阿布卡西姆的记忆只反映了隐秘的怯懦。他有什么可讲的?再说,他们要他讲些奇迹,而奇迹根本不能言传:孟加拉的月亮和也门的月亮不一样,但描述所用的语言是一样的。阿布卡西姆考虑了片刻,拿腔拿调地开口说:

“到过许多地区和城市的人当然有许多值得一提的见闻。有一件事我只对土耳其国王说过。那发生在新卡兰(广州),也就是生命之河的入海口。”

法拉赫问那个城市是不是离长城很远,也就是伊斯坎达·卡拿因(马其顿的戴双角头盔的亚历山大)为了防御戈格和马戈格①入侵而修建的长城。

①马戈格,《圣经》提到过的小亚细亚古国。

“中间隔着大片沙漠,”阿布卡西姆不禁自命不凡地说。“驼队要走四十天才望见长城的烽火台,据说还要走四十天才能到达城下。我在新卡兰没有遇到一个亲眼看见过或者听说过长城的人。”

阿维罗斯突然感到一种对无限寥廓的空间的敬畏。他瞅着布局对称的花园;觉得自己衰老没用、不合时宜了。阿布卡西姆接着说:一天下午,新卡兰的穆斯林商人们把我带到一栋住着许多人的木头房屋去。那栋外面刷了油漆的房屋很难形容,其实只能算是一个大房间,里面一排排阁楼或者阳台叠床架屋。隔开的空间里,以及地上和屋顶平台上都有人吃吃喝喝。平台上的人有的敲鼓,有的弹琴,还有十五或二十个人(戴着大红颜色的面具)在祷告、歌唱和谈话。他们受囚禁之苦,但没有看到牢房;他们作骑马状,但没有看到马匹;他们在战斗,但手中握的是竹竿;他们倒下死去,随后又爬了起来。

“疯子们的把戏,”法拉赫说,“正常的人看不懂。”

“他们不疯,’”阿布卡西姆不得不加以解释,“一个商人告诉我说他们是在描述一段历史。”

谁也不明白,似乎谁也不想弄明白。阿布卡西姆不知所措,尴尬地向那些洗耳恭听的人作出解释:

“我们不妨设想,他们不是在讲而是在扮演故事。甚至是以弗所的睡觉的人的故事。我们看他们回屋就寝,祷告入睡,他们是睁着眼睛睡的,一面睡一面成长,三百零九年后苏醒过来。我们看他们向小贩买东西时付的是古代钱币,看他们在天堂里和狗一起醒来。那天下午,平台上的人向我们扮演的就是这些。”

“那些人说话吗?”法拉赫问道。

“当然说话啦,”阿布卡西姆为一场他几乎记不清的演出的真实性辩护,厌烦透了。“他们又说又唱,还滔滔不绝地演讲!”

“在那种情况下,”法拉赫说,“根本不需要二十个人。不论怎么复杂的事,有一个人就能说清楚。”

大家同意这个见解。他们赞扬阿拉伯语的优点;说它是真主用来指挥天使们的语言;接着又赞扬阿拉伯人的诗歌。阿布达马立克给予阿拉伯诗歌必要的赞扬之后,却说大马士革或科尔多巴的诗人们抓住田园形象和贝督因人的词汇不放,未免过时了。他说,浩浩荡荡的瓜达尔基维尔河近在眼前,却要去赞美一口井水,岂不可笑。他主张在比喻方面要创新;他说,当祖哈伊尔把命运比作一头瞎眼的骆驼时,人们赞叹不已,但是五个世纪的时光已把赞叹消磨殆尽。大家同意这种见解,虽然已听许多人说过许多遍。阿维罗斯默默不语。最后说话时仿佛在自言自语。

“我也曾支持过阿布达马立克的论点,”阿维罗斯说,“虽然不那么雄辩,道理是一样的。亚历山大城有人说过,只有犯过错误并且悔改的人,才不会再犯;我们不妨补充一句,为了避免错误,最好是有所认识。祖哈伊尔说,经历了八十年的痛苦和光荣之后,他多次看到命运像一头瞎眼的骆驼那样突然把人们踩得稀烂;阿布达马立克知道,那个比喻已经不能令人拍案叫绝。对于这种责难,有许多答复。第一,如果诗歌的目的在于使人惊奇,用来计算惊奇的时间就不是世纪,而是日子、小时、甚至分钟。第二,著名的诗人不应是创造者而是发现者。赞扬贝尔哈诗人伊本一沙拉夫时,人们一再指出,唯有他才能想到拂晓的星星像徐徐飘落的树叶那样的比喻;如果属实,只能证明这种形象不值一提。一个人所能提出的形象与任何人无关。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任何事物都可以进行类比。把星星比作树叶是毫无根据的,同把它们比作鸟和鱼相差无几。与此相反,谁都不会想到,命运是强大而笨拙,单纯而冷漠无情的。谁都会产生这种短暂或者持久的想法,但是唯有祖哈伊尔把它写成了诗。谁表达的都不及他好。此外(这也许是我思考的实质),可以使城堡销蚀的时间,却使诗歌更为充实。祖哈伊尔当初在阿拉伯写诗时,是把老骆驼和命运两个形象加以对比;如今我们重提,是为了纪念祖哈伊尔,并把我们的悲痛和那个亡故的阿拉伯人加以混淆。那个形象原先的两项成分现在变成了四项。时间扩大了诗歌的范围,据我所知,有些诗歌谱了音乐已经广为流传。几年前,我在马拉喀什苦苦思念科尔多巴,不由得吟诵阿布杜拉曼在卢扎法的花园里对一株非洲棕榈的倾诉:

棕榈呵,你和我一样,

也是身在异乡……

这就是诗歌特有的好处;一个怀念东方的国王所说的话被流放非洲的我用来抒发我对西班牙的思念。

后来,阿维罗斯谈到伊斯兰教创立前蒙昧时代的最早的诗人们,他们已经运用沙漠的无穷无尽的语言阐述过种种事物。他为伊本一沙拉夫的空泛感到震惊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说古人和《古兰经》里早已涵盖了诗歌的全部内容,他申斥创新的野心是无知和狂妄。大家津津有味地听着,因为古老的东西得到了维护。

阿维罗斯回书房时,报时人在呼唤人们做晨祷。(女眷居住的后院里,黑发的女奴们欺侮了一个红发的女奴,不过他到了下午才知道。)关于那两个难解的词义,他若有所悟。他用稳健仔细的字体在书稿里加上如下的几行文字:亚里士图(亚里士多德)把歌颂的作品称为悲剧,把讽刺和谴责的作品称为喜剧。《古兰经》的篇章和寺院的圣器里随处都有精彩的悲剧和喜剧。

睡意袭来,他觉得有点冷。他解掉头巾,照照铜镜。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因为历史学家从没有描述过他的长相。我只知道他仿佛被没有发光的火焚烧似的,突然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那座房屋,那处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喷泉,以及书籍,文稿,鸽子,许多黑头发的女奴,那个哆哆嗦嗦的红发女奴,法拉赫,阿布卡西姆,玫瑰树,也许还有瓜达尔基维尔河。

我在上面的故事里想叙述一次失败的过程。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位企图证明上帝存在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接着想到那些寻找点金石的炼金术士;又想到那些妄图三等分一个角和证明圆周是直线的数学家。最后,我认为更有诗意的是一个树立了目标,却不让自己去探索的、作茧自缚的人。我想起了阿维罗斯,他把自己幽禁在伊斯兰教的圈子里,怎么也弄不明白“悲剧”和“喜剧”两个词的意义。我记叙这件事的时候,忽然有一种伯顿①提到的神的感觉,那个神本想创造一头黄牛,却创造了一头水牛。我觉得自己遭到了作品的嘲弄。我认为那个丝毫不懂戏剧、却想了解剧本的阿维罗斯并不比我可笑,因为我只凭勒南、莱恩和阿辛·帕拉西奥斯②的片言只字竟然要揣摩出阿维罗斯的情况。写到最后一页时,我觉得我写的东西象征着正在写的人,也就是我自己;为了写故事,我必须成为那个人;为了成为那个人,我又必须写故事,如此循环不已。(一旦我不再信他的时候,“阿维罗斯”也就消失了。)

①伯顿(1821—1890),英国旅行家、作家,出版了有关非洲、印度、美洲的游记,以翻译《一千零一夜》著称。

②阿辛·帕拉西奥斯(1871—1944),西班牙教士、阿拉伯语言文学学者,著有《〈神曲〉中的穆斯林冥世学》、《但丁和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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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伊尔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扎伊尔是一种面值二十分的普通硬币。我那枚硬币一面有刀刻出来的NT两个字母和数字2,反面刻着年份1929。(18世纪末,印度的古吉拉特邦,一头老虎叫扎伊尔;爪哇的梭罗清真寺前有个盲人被信徒们用石块砸死;波斯的纳迪尔国王下令把一个星盘扔进海底;1892年前后,马赫迪的监狱里,鲁道夫·卡尔·冯斯拉廷抚摩用头巾撕下的布条包着的小罗盘;据佐膝伯格说,科尔多巴寺院的一千两百根大理石柱子中有一根的一条纹理叫扎伊尔;摩洛哥土得安的犹太人区里,有一口水井的井底叫扎伊尔。)今天是11月13日;6月7日凌晨,那枚扎伊尔到了我手里;今天的我已经不是当时的我了,但我还能记得,并且也许还能叙说发生的事情。我即使不那么完全,还是博尔赫斯。

6月6日,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去世。1930年左右,她的照片大量刊登在通俗杂志上;种种情况或许表明人们认为她长得很美,虽然并不是她所有的形象都支持这种假设。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更关注的是完善,而不是美貌。希伯来人和中国人把人类的全部规范都整理出来,汇编成文字;《米示纳》①记载说,星期六从清晨开始,裁缝外出便不能带针;《礼记》说,客人接受第一杯酒时应该神态庄重;接受第二杯时,应该表示尊敬和高兴。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的要求有相似之处,不过更加严格、她像孔子的门徒或者信守犹太教法典的人一样,每一件事都要做得完全正确,无可挑剔,但是她的努力更令人钦佩,更加生硬,因为她信奉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巴黎或者好莱坞的新潮而转移的。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总是在正统的地点,正统的时间,以正统的气质显出正统的厌烦,然而厌烦、气质、时间、地点几乎立刻就会过时,(用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的话来说)完全是矫揉造作。她像福楼拜②一样追求绝对,但只是暂时的绝对。她洁身自好,然而内心不断地受到绝望的啮噬。她仿佛自我逃避似的,不断尝试改变自己的形象;她头发的颜色和发型变化多端是出了名的。她的音容笑貌和眼神顾盼也经常改变。从1932年起,她瘦了许多……战争使她思虑重重。德国人占领了巴黎,时装潮流由哪里领导呢?她始终不敢信任的一个外国佬居然以她的善意为好欺,卖给她一批圆柱形的帽子;第二年,听说巴黎根本没有出现过那种可笑的式样,其实算不上是帽子,只是异想天开的奇形怪状。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比利亚尔博士不得不迁居阿劳斯街,她女儿的肖像用在护肤霜和汽车的广告上。(她抹得厌烦的护扶霜和已经没有的汽车!)她知道她在艺术方面的发展需要机遇;便宁愿退下来。再说,同那些浅薄的黄毛丫头竞争让她伤心。阿劳斯街那套不祥的公寓房租也太高;6月7日,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时乖运蹇地死于南区。老实说,当时我也受大多数阿根廷人赶时髦的虚荣心理所驱动,爱上了她,她的去世使我流泪。或许读者已经猜到了。

①《米示纳》,犹太教法典的第一部分。

②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历史小说《萨朗波》、取材于宗教传说的《圣安东尼的诱惑》等,作品文字精练,是法国近世散文的典范。

守灵时,我发现死者在败坏的过程中恢复了先前的面貌。6月6日夜里某个混乱的时刻,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奇妙地成了二十年前的模样;骄傲、金钱、青春、自视甚高、缺少想像力、眼高手低和愚蠢探合在一起的神气又浮现在她脸上。我模模糊糊地想道;这张使我激动万分的脸上的任何一种神情,都不会比目前这样使我难以忘怀;既然有过第一次,但愿永远如此。我离开了僵卧在花丛中的、由于死亡而显出完美的蔑视神情的她。我出来时大概已是凌晨两点。外面那些意料之中的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和两层的楼房在寂静和黑暗里显得格外空灵。我满怀悲天们人的感觉,茫然走在街上。我看到智利街和塔夸里街拐角一家杂货铺还开着。不幸的是,铺子里有三个男人在玩纸牌。

所谓矛盾修饰法的修辞方法,是用一个貌似矛盾的性质形容词来修饰名词;相信神秘直觉的诺斯替教徒所说的暗光,炼金术士所说的黑太阳均属这一类。我见了特奥德利纳·比利亚尔最后一面后到外面铺子里喝上一杯,也是一种矛盾修饰法;我不由自主地做了这种失礼而顺便的事。(有人在打纸牌的情景更增加了反差。)我要了一杯桔子酒;找钱时给了我那枚扎伊尔;我瞅了一下;走到街上,也许有点发烧。我想,任何钱币都是历史和神话中那些无休无止地闪闪发光的钱币的象征。我想到卡隆特①的银币;想到贝利萨里奥②乞讨的银币;犹大出卖耶稣得到的三十枚银币;名妓拉伊丝③的德拉克马;以弗所的长睡者④之一拿出的古币;《一千零一夜》里巫师的后来变成圆纸片的透亮的钱币;到处流浪的伊萨克·拉克登的用之不竭的迪纳里;菲尔杜西⑤退还了国王赏赐的六万银币,因为它们不是金的;阿哈布吩咐钉在船桅上的金盎司⑥;利厄波尔·布卢姆⑦的那枚不能翻转的弗洛林;以及在瓦伦附近暴露了逃亡的路易十六身份的那枚有头像的金路易。仿佛在梦中似的,我觉得钱币引起的这许多著名的联想虽然解释不清,但十分重要。我在街道和广场上走着,脚步愈来愈快,累得在一个拐角停下。我见到一溜老旧的铁栏杆;里面是康塞普西昂教堂的黑白两色细砖铺的院子。我不知不觉地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找给我那枚扎伊尔的杂货铺所在的街区。

①卡隆特,希腊神话中,地狱冥湖上运送亡灵的渡船夫,家属在死者嘴里放小银币贿赂船夫。

②贝利萨里奥(494—565),拜占廷王朝大将,被控阴谋弑君,家产没收。传说他给剜去双眼后,在君士坦丁堡行乞,袋子上写“请给可怜的老贝利萨里奥一枚小银币”。

③拉伊丝,古希腊两个同名的美貌绝伦的妓女,雄辩家德摩斯底尼曾指出虽然村伊丝要价一千德拉克马,狎客仍纷至沓来。

④公元249—251期间,罗马皇帝德西奥残酷迫害基督徒,以弗所有七个青年避入岩洞,长睡三百零九年,《古兰经》说一条名叫卡特米的狗始终守护他们。

⑤菲尔杜西(940—1020),波斯诗人,著有史诗《王书》,长六万行。

⑥阿哈布,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中的捕鲸船长,为报白鲸咬断他一条腿之仇,固执地追杀白鲸,把一枚金盎司钉在船桅上,奖励首先发现该鲸的水手。

⑦布卢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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