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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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尔斯?”那女人又开始说话,“查尔斯,你今天晚上是负责照顾我父亲的护士吗?”

  查理不想跟她说话。他继续埋头往外走,装作没有听到,径直转进走廊进了另一个病房,等着她离开。查理在走廊尽头的房间翻找着所有病患的资料,将斯特克兰德先生的用药表格拿了出来。不,他当然不是斯特克兰德先生的当班护士,按规矩来说不是。他甚至都不应该出现在斯特克兰德先生的病房内。但是,斯特克兰德先生仍然在查理的动手范围内。他决定了,用胰岛素。

  不像地高辛,胰岛素是一种激素,一种人体能自然产生的物质。在医院,它是通过输液袋慢慢滴入体内的。在身体里,它是通过一个粉红色的胰腺滴出来的。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是体内一种名字很奇怪的特殊胰岛细胞产生的。当查理还在护理学院上学的时候,那些从体外注入的给糖尿病患者使用的胰岛素都来自动物,比如猪、牛。通常情况下,一般都是给热狗当原材料的那些动物。他们经常在课堂上以此为乐,在一同经历过如此多常人无法忍受的课程内容后,他们总是喜欢收集这些令人作呕的段子。

  胰岛素是控制体内含糖量的。如果体内胰岛素含量不够,那就是糖尿病;如果太多了,血糖就会猛降,造成低血糖。这不是毒药—你不可能因为吃了胰岛素而生病,胃液会像汉堡包一样把它们包裹起来,防止你的身体受到伤害。但是如果通过静脉注射,就会导致体内胰岛素含量过高。有的时候,这样的情况是人为故意造成的。

  首先,你的嘴唇和指尖会逐渐出现刺痛,并渐渐麻木,继而是大脑。体内突然涌入的胰岛素会给胰岛细胞下达命令,使它们变得异常饥饿,会从各种渠道席卷你身体里所有的糖分。当血液中的糖分被消耗殆尽、一片荒芜的时候,你的四肢便陷入了极度的饥饿当中。人类只靠糖分和血氧工作的大脑也会跟着停止运作,这个时候人便会出现昏迷,神志不清。所以降糖药的偶尔误用会让很多人看起来像是喝醉了一样迷迷糊糊的,大脑一片空白,一阵晕眩,整个身体变得非常不稳定。根据不同的体质,人不是变得很暴躁就是头晕得无法忍受,继而整个胃部下坠,同样失去工作的能力,豆大的汗珠会从头皮渗出来,太阳穴突突地跳着,心脏胡乱地打着节拍,越来越快,视线变得越发模糊,然后一切就结束了,记忆陷入一片空白。

  这整个过程其实不用很久,发生得很快。如果是个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太好的病人,或是已经因为镇静剂或麻醉剂陷入了深度昏迷的病人,那这些突发的改变和身体机能的逐步衰退是不会被人发现的。

  胰岛素过量就像是化学元素诱导溺水。大脑确实是活活窒息而死的,瞳孔扩大,视线慢慢消失,直到生命之光完全消失殆尽。葡萄糖的移动会导致体内一系列其他的变化,这时候,人体就会开始抽搐了。

  起初对胰岛素过量最为广泛的研究是由纳粹科学家着手的。在一些集中营里,孩子们的体内被注入胰岛素,用来测量他们对低血糖的耐受力,研究到底血糖含量最低能降到什么浓度。这些所谓的终结死亡实验为他们绘制出了一个钟形曲线,每一个体内注射过量胰岛素的人都会殊途同归。

  故意过量使用胰岛素原本是一种治疗手段,目的是让病人陷入昏迷,故意诱导休克,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会让某些病人心理上出现的紊乱得到调整。这种治疗方法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瑞士,就在发现激素后不久。如同电击疗法一样,整个20世纪50年代,胰岛素休克疗法被用于治疗偏执型精神分裂,但后来因为大脑在挨饿的时候会产生一系列的副作用,包括暴力倾向和脑损伤,因此胰岛素疗法逐渐被停止使用了。

  从胰岛素休克中逐渐恢复过来,就好像从溺水中生还一般,是否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伤害,完全取决于大脑供血或供氧不足的时长。如果大脑持续处于饥饿状态,会损害大脑皮层,致使大脑微观化学结构崩溃,整个大脑表面变得平滑,状态同神经退化性疾病患者的大脑无异。有的会出现帕金森病一样的症状,有的会出现运动皮层的损坏,导致无法活动,更有甚者会导致永久性智力障碍。

  不过,当然了,最严重的影响还是死亡。唯一可以操控结果的诀窍就是用量的多少。

  04

  查理总是喜欢夜间的医院,没有多余的人,管理员、探病家属统统不在。礼品店也关门了,公共浴室也上锁了,大部分同事都下班了,那些平时为病人服务的各式机器,现在都在黄色的警戒线后面安静地待着。

  头顶上方,荧光灯像霓虹灯一般发出轰鸣,自动售货机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喃喃回响,休息室里堆满了留着牙印儿的塑料杯子,沾着口红的弯曲吸管,还有被人吃剩下的迷你甜甜圈。有些护士整个晚上都在吃这种垃圾食品,但是查理从来不吃。他从来不在自己当班的时候吃东西,他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他一直盯着走廊看,等待着下半夜的到来,等待着斯特克兰德先生。他在系统里查了他的病历表格,煮完咖啡,又检查了一次,斯特克兰德先生还在那里。查理总是煮咖啡,有些人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他们只知道用咖啡,从来不补货,不过也无所谓,他总是在咖啡用完之前又重新添满。他看着护士站的护士们每天搅拌着那些咖啡,她们得到了他的帮助,对此如此依赖,却一无所知。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10毫升的注射器,将4安瓿剂量的胰岛素注入了斯特克兰德先生的输液袋内,然后将注射器和药瓶都扔到了利器盒里,走出病房直接在表格上签了字,下班回家了。尽管他从没机会见到斯特克兰德先生所经历的抽搐,但上下班的时间足够让他在脑海中想象这些了。

  第二天他很早就上班了,还是9月22日。查理快速走到斯特克兰德先生的病房往里面看。那个男人,或是别的什么人,反正还躺在床上。他回到走廊检查表格,使用移动管理数据,尽量避开护士站的其他人。

  当时是晚上7点05分,他轮岗的夜班才刚刚开始几分钟,但是他着实等不及了。他将药品推车送回护士站,准备交接班。

  有些时候,查理没有耐心去处理这些细节问题,但是他今天做了。白班的护士将所有需要交接的细节都用不同颜色的笔画在了图标上,查理早就从系统里看到斯特克兰德先生的药物使用记录了。

  那天早上,斯特克兰德先生像往常一样检查了血常规,做了血糖测试。实验室在测试的血液样品结果中没有看到一点儿葡萄糖含量,他们以为一定是检测的某个步骤出现了误差,因为一个人如果血糖含量为零是不可能还活着的。他们根本无法想象,斯特克兰德在过去的3个小时中一直处于极度低血糖的状态。随着早晨时间的流逝,当太阳完全升起的时候,斯特克兰德先生饱受饥饿的大脑已经开始慢慢吞噬他仅剩的那点儿生命了。

  他的女儿是中午时分到的医院,这次同她一起来探病的是已经快成年的大儿子。查理以前见过这个男孩,而且每次在他探访的时候都尽量避免发生正面接触。很显然,他是第一个发现自己外祖父出现问题的人。

  男孩发现斯特克兰德先生的胳膊发生了轻微的抽搐,这是人体最初的应激反应,而且是很难被发现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斯特克兰德先生体内的葡萄糖储备已经消耗殆尽,抽搐也逐渐扩散,直到全身都发生了严重的抽搐,即使对护士来说,看到一个男人在病床上如此严重地抽搐也是很可怕的。呼叫器大声鸣叫着,家属哭喊着寻求帮助,斯特克兰德好像触电了一般在床上不停地抖动着,这是他的脑叶在脉冲的刺激下发生的痉挛,护士一整天都在给他注入葡萄糖,但他还是一次次陷入病危。那个儿子指着那些昂贵的医疗设备吼道:“这些破机器都是用来干吗的?”

  查理重新从系统里调出斯特克兰德的数据,又看了一遍,研究着他发病的规律和急救的时间。之后,查理又去了蛛网系统,打算寻找自己的下一个目标。这家伙可以活下去了,至少身体能存活下去了,他会一直留在萨默赛特。在这之后,查尔斯·库伦花了整整两星期的时间,终于用一剂地高辛在午夜时分将斯特克兰德先生干掉了,但是斯特克兰德先生的用药记录里是肯定无迹可寻的,蛛网系统记录里也没有查理的申领记录,整个系统也没有出现任何取消申领地高辛的记录。查理很在行的。

  每一个病人的身体都会呈现出很多对生命造成威胁的不同症状,而病房中所使用的很多种药物也都有可能加速病情恶化。这些事情发生以后,他真正能记住的也就数得过来的那么几个。比如梅尔文·西姆科那样的病人,从5月开始入院,有四个孩子,是一个公司的经理。在入院的时候,查理给他使用了硝普钠,直到他的血液稀薄到毫无用处。还有一个叫克里斯托弗的吸毒者,来到重症监护病房的时候,他的大脑大部分已经死亡了。接着是菲利普·格雷格,貌似有人想要毒死他,但是就差那么一点儿剂量,杀人未遂,送到这边抢救来了。弗朗西斯·阿格达在查理给她注射过量胰岛素之后,血糖检测的图标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科瑞肯特的心脏则是跟斯特克兰德先生一样,在被注射过量地高辛后停止了跳动。

  事实上,病人们的变化是难以预测且一直不会停止的,尤其是在重症监护病房。没有什么停止的理由,所以查理也不会让这些人保持不变的状态。唯一令人惊讶的就是,时间已经过去了16年,而这一切似乎还是如当初一样简单。

  05

  每一个案件都是从一个电话开始的,然后调度台派一辆车到达现场,穿制服的人们在事故发生的地点仔细检查尸体,有些事故在他们看来是自杀事件,他们管这叫“自杀性死亡”。如果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自杀事件,而他们又无从定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就将这些案子定为凶杀案。

  每一具尸体都代表一起死亡事件,但并不是所有的死亡事件都有犯罪现场。一般情况下,非常年轻的受害者大多是事故死亡,而年纪很大的是自然死亡,其他剩下的那些人大多是被枪杀致死的—至少,在纽瓦克是这样。自杀并不总是看起来像自杀,比如一个人从一个住宅楼上呼啸而下,那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是他自己跳下来的,还是被人推下来的?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不会跳下来,他们会让自己的身体直接跌下来。拿出录像带检查过去的那些数据表格,你会发现,如果是枪击致死,而凶器还遗留在现场的话,那多半是自杀,无论有多少个弹孔遗留在现场;而躺在角落的尸体多半是被谋杀的;那些死在车上的尸体看起来总是特别糟糕;而出现在河中的弃尸则充满了神秘感。你总是可以从不同管辖范围内的警察口中听到各式各样的坊间传言,和大家最近正在办的案子。

  值班警探在他24小时的当班时间内,无论接到什么案子都得展开调查。有的时候可能他很幸运,什么案子都没接到。当提姆·布劳恩还在纽瓦克的时候,有那么一个特殊的晚上,他一下接到了四个报警电话。就这几天的时间,似乎他对尸体有着格外的吸引力,像磁铁一样,招了一堆案子。局里当班的警察根据所有警探所在当值区块的分布图,将那些案件根据轻重缓急分配下去,只要有一个新的谋杀案发生,他们就会重新将所有的案件打乱顺序再排列一次。最上面的案子被他们称之为“红球”,每个人都想将这种案子尽快处理掉,一般这样的案子是享有最高优先权的。在纽瓦克,如果在提姆之前有其他新闻记者到达了现场,那这事儿一定是红球级别的案子。如果有个孩子或是市长的白痴儿子不小心涉及了一个案子,分类也肯定是红球级别。不过,这是可以改变的。红球只是一个临时代码,每一个当下最棘手的案件,可能很快就会变成被冷处理的案子;每个新发生的谋杀案都有可能在重新洗牌后替代它,被放到档案文件的最上端;每一具最新被发现的尸体也都有可能抢夺掉现在享有优先权的那一具;每个电话都有可能重置他们面前飞速转动的时钟。

  提姆·布劳恩生平看到的第一具尸体是他在圣巴拿巴医疗中心做安全警卫的时候。他的家乡在新泽西的利文斯顿。那时候的提姆还是个少年,生命充满了活力,好像什么事儿都伤害不了他。对他来说,那些上了年纪的尸体不算是真的尸体—他们不过是匿名者的躯壳,偶尔过来一个可爱的护士问询时,“大提姆”总会以此为谈资跟她聊一聊。第一个让提姆在意的尸体出现得很晚,当时他已经当上了巡逻警察,作为一名新人,每天穿着制服随时等待着响应调度台的召唤。那天,发现尸体的是一个渔夫,他领着提姆穿过一片芦苇丛来到河边。那个躺在泥里的家伙穿着很普通的衣服,钱包和鞋都在。如果不是脖子上那条划过的红线和他弯曲得好像诡异的微笑一般的苍白脊骨,这具尸体看上去还算是正常的。他是受害者(victim),警察们习惯性地叫着单音节的缩写“vic.”。在外人听来,这些执法者或许有些过于粗鲁了,不够尊重死者,但其实所有关于死亡的官方用语都是冷漠的,大家故意这样做,以便可以更加专业,不掺杂个人感情地处理案件。看得太多,如果掺杂了过多的私人感情,那工作就没法进行了。不过,对于还是新人的提姆来说,他还没有学到这一点。那个秋天,提姆参加了考试,被调职到了纽瓦克,开始了在凶杀重案组的职业生涯。

  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纽瓦克似乎是谋杀案件最频繁的地方,被《时代》杂志称之为“美国最危险的城市”,而且在所有人眼中,也是最腐败最肮脏的地方。如果你在埃塞克斯郡的检察官办公室当一名侦探,那么你就会明白,侦探不仅仅是个职业,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配枪,崭新的制服,永远营业的警察夜店……提姆总是想象着自己最终将坏蛋绳之以法的那一刻,就像自己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所梦想的一样,就像他的父亲在利文斯顿当警察时所做的一样。起初提姆总是一直在工作,他从来不回家,每天昏天黑地地参加各种派对,沉迷于肾上腺素带给他的快感当中,无法自拔。侦探就像是可以配枪的摇滚明星,警徽给了你很多别人没有的特殊权利,自然就会出现不少滥用职权的机会。在安静的夜晚,提姆总是会在车上多准备一把手枪,多放一盒子弹,但通常在太阳升起之前就都用完了。他的婚姻生活开始变得让人难以忍耐,轮班就像指针在时钟上一天一天地转一样,酒精让这一切变得十分模糊,直到有一天,这一切淹没了他,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埃塞克斯郡检察官办公室只有10个警探,但是要负责每年将近400个报警电话。布劳恩在打一场游击战,在这场战役中,所有的平民都变成了潜在的敌人。开始的时候,这一切都很好玩,但就像大多数侦探一样,提姆发现想要将自己的私人生活从这个暴力的世界中完全剥离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纽瓦克是个很残酷的地方,在利文斯顿,每次就算是骂了一个普通民众,都会接到投诉;而在纽瓦克,那里的人们会因为没被暴揍一顿就侥幸逃脱而心存感激,那些偶然成功上报的投诉也会被当成不必要的噪音,在还没有来得及处理之前就被成堆的新案件淹没了。提姆在这份工作中学会了不少东西,算是尽职尽责地付出了几年的辛苦,混了几块奖牌。他知道无论尸体是出现在河边还是铁轨上,抑或躺倒在角落,100个案件里有99个案子都是由毒品引起、由枪结束的。他知道当打电话通知一个母亲她儿子的死讯时,只要她停止了哭泣,就该伸手要可以获得的赔偿金了。提姆搞不懂为什么他们都知道国家会给受害者家属支付赔偿金,也并不理解这个体制的原因,反正,这些钱确实成功地让他们摆脱了悲伤,不再关注此事。也是在100个案件里面,有99个案子的受害者家属从来不会给他留下的手机号打电话,没人来询问:“你抓住坏人了吗?”他确实搞不懂,纽瓦克的体制是如何让这些母亲接受她们孩子的暴力死亡或是入狱劳改的,他觉得她们就是不关心这件事。“那,如果他们不关心,我还需要关心吗?”这儿真是糟糕透了,每一天都会死很多孩子,在未来,还有更多的等着他。不过只要过一阵子,就再也没有人去在意哪些人是坏人了。

  有这样一个具体的案件,标志着提姆职业生涯的结束。开始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不同寻常的案子,虽然罪案发生在街头,却不是街头犯罪。因受害者是一个中产阶级白人,且有一个在州警局任职的侄子,所以此案件可能会升级为红球级别。这位叫乙基·杜里埃的50岁老者是个受人尊敬的护士,被枪杀在纽瓦克富人区的街边。一个清晨锻炼的慢跑者经过时在雪地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她的钱包就扔在她身旁,没有被人动过的痕迹。整个案件没有目击者,没有线索,没有嫌疑人,除了子弹以外,什么可查的东西都没留下。提姆接到了这个报警电话,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冷血现实版本的《谁是真凶》。找到射出这枚子弹的手枪,花了提姆整整一年的时间,而将这把枪同一个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保险诈骗案联系在一起,又花了他6个月的时间。在当地医院的急诊室里,有人将那些特殊病人的信息偷偷卖给当地那些投机取巧的堕落律师,而这些律师当中有很多人在纽瓦克有些小小的权力。如此看来,这起关于杜里埃护士的谋杀案仅仅是为了封口而进行的一次杀鸡儆猴般的打击。提姆的上司告诉他不要插手这个案子,当他不顾警告执意要进行调查的时候,他就被暂时调职离开凶杀重案组,被扔到了提姆平时称之为“橡胶炮队”的地方,为地方法院工作。

  慢慢地,他才逐渐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除非提姆不想要自己的退休金了,否则这种冷门的案子最好保持冷处理,不要轻易插手。但不知怎么的,杜里埃的这个案子有什么地方触动了他,就好像第一次见证谋杀案时给他带来的冲击一样。提姆离受害者的家属太近了,近到他开始不惜亲自暗中调查杀害她的凶手。他曾经一直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让杜里埃的灵魂得到安息,为她伸张正义;然而他工作的真谛,就像他现在才理解的那样,其实不过是为强权服务。他可以在街上当巡警,管那些在街上胡乱作为的小屁孩儿,但他绝对不能跟强权作斗争。杜里埃的灵魂现在还在外面飘荡,偶尔出现在他的视野范围内,模糊他的双眼。她不是个“vic.”,而是个穿着被鲜血浸染的护士制服、被人枪杀的女人,就站在他的良心之上,看着他。很快,她就从一个虚幻的形象变得具象,蔓延到了他的现实生活当中,好像是一小块香烟烧过的疤,出现在他的胳膊上;然后随着时间的逝去,逐渐扩散,将他整个吞噬,完全覆盖。从上次戒酒算起,他已经有10年没有喝过了。提姆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但现在,他又开始拿起了酒杯,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陪老婆劳伦和儿子康纳上,花在了思考、祈祷上。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纽瓦克。

  在花园之州的沥青大道上行驶了30分钟,天色渐黑,道路变得愈加顺畅。从140a的出口下高速,就会来到us22大道上,直通新泽西州萨默赛特郡的萨默维尔。在那里,房子上没有帮派们用喷漆胡乱涂鸦的痕迹,一个个整齐而洁净的房子有序地排列着,门廊前插着美国的国旗。在那个充满历史痕迹的城市广场对面,是刚刚建好的闪闪发光的州检察院办公室。萨默赛特郡是整个新泽西州最富有的地方—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排行榜上位居第四。这是每个人在即将到达领取退休金的终点之前,都愿意慢慢踩下刹车,缓缓停止前进的脚步,最终停留的地方。

  萨默赛特郡的凶杀重案组提供的工作有着更高的工资、更少的工作时段,也不再像之前那么危险。他有一个带门的独立办公室和一个放着铭牌软垫的桌子。他将所有私底下没有处理完的案子都放到壁橱的最顶端,他告诉自己,杜里埃护士的灵魂一定会理解自己的。已经步入42岁的提姆告诉自己,可能是时候放慢脚步,停下曾经坚持的一切了。

  06

  电话是2003年10月3日打来的,那是个周五,打电话的是萨默赛特郡的检察官韦恩·福雷斯特。布劳恩捂着话筒琢磨着自己目前面临的选择。在他看来,这次的“vic.”可能是个政界黑客,或是跟有钱人有所关联,要不就是个线人,所以当局才会这么耍着警察们团团转。一个人死在了医院,他们给警察打电话,这种事就足以引起萨默维尔的一片骚动了。找到所有的联系,将它们串在一起才是关键,这跟纽瓦克发生的那些频繁谋杀案可不一样,这里的案子都是经过仔细思考后的细活,调查的工作至少得持续到提姆领退休金的时候了。

  作为警官,布劳恩的工作就是将所有重大犯罪案件分配下去,并且监督手下的警探们完成破案的工作。他看着记录工作的白板,带颜色的编码完成后被抹去的痕迹表明此案一直在跟进中,所有人都在随时轮岗待命,等待着案件的进一步发展。年轻的丹尼·鲍德温是新来的,留守局里,相对来说,工作内容很简单。丹尼·鲍德温是个很难让人忽略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作为前后卫球员的他顶着一个剃得干干净净的光头,还有他下巴底下同锁骨齐平的层次分明的发达肌肉,还因为他是萨默赛特郡警察局唯一的黑人警官。身高6.5英尺、体重250磅的身形彰显着勃勃的野心,浑身的肌肉都颤抖着,显示出力量。提姆第一次遇到他是还在纽瓦克任职的时候,作为埃塞克斯凶杀重案组为数不多的美籍黑人,丹尼因侦破车辆盗窃案件的优秀表现而小有名气。他比提姆小10岁,但作为一名新入职的警探,绝对算得上经验丰富的高级警察了。丹尼是个好警察,换句话说,他是真的用心在办案,而不是将它们草率归档了事。当他听说丹尼要找个新的工作环境、打算做出点儿改变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努力游说他进了萨默赛特郡的警察局。

  丹尼在萨默赛特郡才干了6个月的时间,除了几个抢劫银行的案子以外,大部分时间都相对安静,无所事事。他之前在其他郡工作的时候,干了不少事儿,帮了不少忙。那个时候他利用以前一些联邦调查局的老关系,给自己找卧底的工作干,在南卡罗来纳州办了一些雇凶杀人的案子,还帮助莫里斯郡的检察官迈克尔·罗博纳齐奥解决了一起高水平的谋杀案。但是,自从到了萨默维尔,他还没有机会接触一起凶杀案。提姆原来在纽瓦克的时候,跟丹尼合作办过很多案子,他知道要解决自己堆在桌子上的这些麻烦事儿,丹尼是个很不错的人选。布劳恩在下班的时候,去丹尼的家找他,地址是从检察官福雷斯特那里问到的。“这家伙死在医院里了,去查查,好吗?”提姆说道,“去看他们尸检,让他们多加加班,用点强硬的手段对付他们。”

  丹尼本来要同自己的妻子金伯利相约去参加一场婚礼,但他实在是无法拒绝到手的案子。提姆已经对这个从纽瓦克转来的光辉人物,这个曾经赢得无数良好口碑、与大家邋遢的传统穿衣风格格格不入、每天西装笔挺的家伙备感不爽了。无论自己答应过什么,丹尼也绝对不能将到萨默赛特郡以来接手的第一件凶杀案拱手让人。

  周六早晨,丹尼·鲍德温从医检办公室出来。他看了尸检的全过程,开车回到萨默赛特郡检察官办公室,坐在工位前填好了立案的表格,将所有的相关资料装订在一起,然后在车上打电话给提姆。死者是一个叫麦金利·克鲁斯的年长黑人男子。从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起普通的死亡案件,没有什么太多的疑点。

  “实在有点儿浪费时间。”丹尼解释道。这不仅仅是他的看法,州验尸官诺比·曼博医生也是这么认为的:一起自然死亡案件。既然检察官打电话让他们调查此案了,那还是迫于上级压力应该调查一下的,他们让实验室做了相关的检测,送回来的时候,结果显示一切正常,就是一起自然死亡案件。

  “嗯,这人什么来头?”肯定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要不上面不会这么施压,再怎么说也是个重要人物,“他看起来像谁吗?”

  丹尼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实在搞不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家伙上岁数了,是个黑人,看起来本身就是个病人。事实上,看起来就像个死人。曼博医生也肯定了这一看法。布劳恩不得不打电话给检察官,他真是不敢相信好不容易等来的新案子居然是这么个结果。布劳恩一边打电话,一边思忖着是不是还有机会回家收拾行囊,去乡下的湖边小屋度假,看落叶慢慢在地里腐烂。

  四天之后,福雷斯特检察官又一次打来了电话。让提姆和丹尼·鲍德温去街尾的萨默赛特医疗中心报到,这里算是镇子上雇员最多的大户了。一个世纪以来,源源不断的捐款和稳定的利润收入让这里不断地翻新、扩大,从一个小小的黑色建筑物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有着古典风格的大公司。在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提姆和丹尼都没能从这眼花缭乱的建筑风格中收回自己左顾右盼的眼神。直到他们进入会议室,看见所有重量级的人物都聚集在那里的时候才意识到,这次接到的不是个普通的电话。一定同提姆想的一样:我的天啊,这次死的这个家伙一定是个顶级的重要人物。

  最先站起来的是一个律师,他介绍说自己是保罗·尼托里,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的法律顾问。他是个白人,剪着上百美元的发型,戴着一条有矢车菊图案的蓝色领带,是那种你在美国公告牌上经常会看见的家伙。他首先对警探们的到来表示了感谢,继而开始解释这一切。他介绍此事的方式很圆滑,而且说医疗中心并没有上报一起谋杀案,起码事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在过去的5个月内,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经历了5次“无法解释的重症监护病患离奇死亡事件”。就在上周五,重症监护病房发生了第六起相同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医院不得不报告当局,通知检察官办公室了。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的高级副总裁威廉·科尔斯医生宣读了这些名字:5月28日,约瑟夫·雷曼先生;6月4日,弗朗西斯·凯恩夫人;6月16日,韩金庚夫人;6月28日,弗劳伦·盖尔牧师;8月27日,弗兰西斯·阿格达女士。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人是麦金利·克鲁斯,刚刚死于四天前。就是在他死后,医疗中心的人打电话上报了此事,而当局派出了丹尼去太平间参与尸检。

  科尔斯医生似乎在很小心地注意着自己的措辞,尽量避免过多地放入因果句。这6个病人所涉及的案件都“无法解释,得出异常的实验检测结果,出现威胁生命的发病症状”。这6个病人现在已经死亡了,这些事件是否有所关联,科尔斯并没有给出观点,似乎他也不愿意多说些什么。不过医院显然已经开展了5个月的内部调查。这次的调查,据科尔斯所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切实的犯罪信息。在陈述完基本情况之后,科尔斯将6个病人简短且由很多专业技术性细节构成的医疗记录总结了出来。

  在这些记录中,提姆看到了一些名字—有死者的姓名,以及一些被加重的笔迹,每个字母都大写的药品名称—胰岛素和葡萄糖。这些他原来都听说过,除此以外,还有个他没听说过的新名词—地高辛,是一种心脏病药物。剩下的不过是一些模糊的医学术语及常见单位了,比如立方厘米、毫克和微克。没有犯罪现场,没有凶器,甚至没有可供采集的指纹或污点证人,没有子弹,没有枪。他们确定真的有犯罪事实吗?提姆一直在笔记本上重复地画着问号,直到整个纸页都打起了褶。

  坐定之后,毫无头绪的丹尼·鲍德温似乎要把自己的笔杆攥断了。

  警探们用最快的速度走出了会议室。10月的阳光照在布劳恩贴了绿色车膜的玻璃窗上,提姆按开了车锁,滑进了驾驶座,感受着冰冷的皮座带来的一丝清醒。

  提姆知道萨默赛特医疗中心在整个委员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里可是个赚钱的中心,是整个郡最大的雇佣公司,对当地政权也有很大的影响,毕竟前两任州参议员都是现任医疗中心的委员会成员,更有甚者,其中一个还是现在警察局局长的岳父大人。这里的麻烦事可是让检察官急得火烧眉毛,而让检察官坐立难安的麻烦事肯定也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压力。提姆等丹尼关上门之后才开始自己的抱怨:“这是什么情况?告诉你吧,与其用这种方式折磨我,还不如直接用最老套的方式给我一枪子儿,让我来个痛快的。”提姆在那些医生汇报的时候,压根儿没机会举起手来插句话,问个问题,他真想跟上司说“我跟丹尼是处理街头凶杀案的,干不来这个”。不过,潜意识里,他还是很想查这案子。

  提姆转动钥匙,发动了车子,而丹尼怀抱一大摞从医院拿回来的案件资料靠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很明显,就算有犯罪事实发生,他们肯定也没法从这些文件中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医疗中心的人已经仔细研究过这些了。丹尼正烦心地咬着自己的腮帮子,他是负责这件案子的侦探,将萨默赛特医疗中心递过来的这些东西变得有所关联、有意义,是他的职责所在,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看他是不是能破这个案子。

  但这些零碎的东西都是什么啊?数字,实验室检测结果,还有各种提姆和丹尼根本无法理解的表格。很显然,就算是最专业的实验室人员都没法用这些文件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受害者只是潜在的受害者,他们很有可能是自然死亡的。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们的身体没有明显的伤口,按照他们以往的办案步骤来推测,这压根儿就不是犯罪,他们只是医疗事故的受害者。不过大多数红球级别的案子都这样,跟在纽瓦克的时候一样。在提姆看来,这一切再明显不过了,肯定是萨默赛特医疗中心出了什么内部问题,这比接到一个无头公案还要糟糕,因为很有可能这压根儿就不是个案子。

  丹尼从笔记本的杂乱记录中抬起头来,看着右侧的布里奇大街被抛在身后,琢磨着为什么提姆没有在上一个路口拐回警局去。“目前看来,基本上就是他们认为有人毒害医院的病患,可能是出于某种目的而故意为之,对吧?”

  “而且他们似乎已经展开了5个月的内部调查。”提姆说道。

  “那,干吗到了这会儿才打电话呢?”

  “就是,他们本来早就应该给我们打电话了,为什么5个月前不通知我们呢?”

  丹尼又低头扫视着自己的笔记本:“‘无法解释的事件’,他们是这么说的。4个胰岛素的,2个心脏病的。”丹尼翻着纸页,找出那个新学的单词—地高辛。

  “地高辛,地高辛。”提姆重复着,来来回回就这一个词。他往右打轮,原地转了360°,直接驶向206大道。“地高辛是什么玩意儿?”

  “你介意我问一下吗?咱们这是要去哪儿?”

  “这儿,医药字典。”提姆说着将车驶入一个商场的狭小停车场内,将车滑进了宽松的消防车道。他将门打开走了下去。“好了,”他说着,“现在,我要问你,你是周五的时候接到的电话,3天后,我们就被叫到了这个快乐的火坑里,那么,从周五到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是哦。”

  “是吧。”

  “嗯,或许那些律师需要一个周末的时间来思考整个事件。”丹尼试图解释道,“也许,他们害怕了,被所发生的这一切吓着了。”

  “嗯。”提姆认同道,他思考了一下,“你知道吗?我敢打赌,这帮浑蛋非常清楚到底是谁做了这一切。”

  07

  无论是不是红球级别的案件,在萨默赛特医疗中心没有上交所有相关文件之前,这案子就没法继续调查下去。尼托里律师答应尽快将所有内部调查之后得出的相关材料寄送给两位警探。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包裹就到了。在把包裹送到隔壁提姆的办公室之前,丹尼花了几分钟的时间琢磨了一下这里面的东西。

  信封里只有几张单页传真记录的扫描件。警探们知道自己不能指望着收到一份完整的内部调查报告,但至少也应该比这几张破纸多一些啊。包括标题页在内,一共5页的记录,从页码来看,好像有一页纸还丢了。

  “你看一下日期。”丹尼提醒道。

  记录显示是2003年7月5日—差不多3个月之前了。

  “这什么玩意儿?我以为他们的内部调查是才结束不久呢。”

  这份记录是雷蒙德·弗雷明寄送来的,他是就职于西奥兰治法律公司的职员,外派到医疗中心做法律顾问。寄送的标题页这么写道:“回复:弗劳伦·盖尔牧师v萨默赛特医疗中心。”还有一个文件附在这张标题页的背面。

  丹尼不认识这个律师,但他仔细看了一眼这个标题特殊的文件,尤其是放在两个名词短语中间的那个“v”。他知道律师们天生就喜欢较劲儿,不同的律师发送不同的信函也不是不可能,但将病人和医院的相关材料贴在标题页背面的这种反常做法还是挺有意思的。

  根据标题页的信息来看,这个备忘录的收件人显示的是玛丽·劳德,那天早些时候他们在会上跟这个女人握过手,她和丹尼还互相交换了名片。从那时候起,玛丽·劳德就被指定为丹尼在医院的联系人了,只要警探们需要什么线索用以辅助调查工作,都直接找她来解决问题。提姆记得她是个很干练的中年女人,在萨默赛特医疗中心的职位名称很让人难忘,名片上印的是“风险经理”。很显然,这位风险经理也是弗雷明在医院的联络人。

  亲爱的劳德女士:

  随信附上一份与查尔斯·库伦的会面之后,我方总结的备忘录文件。

  非常感谢您的合作。

  您,真诚的

  雷蒙德·弗雷明

  “查尔斯·库伦?”提姆很疑惑,“他们提过这个名字吗?”

  “下一页,”丹尼说着翻了翻备忘录,“这上面说他是个护士,在重症监护病房工作,曾经护理过其中一个受害者,那个牧师。”

  “那他是嫌疑犯什么的?”

  “倒也没这么说,事实上,这上面写的结果恰恰相反。”丹尼将整个备忘录翻到最后一页,“这上头写着:‘我们一致认为无论从记录上的显示来看,还是库伦先生本身的行为举止,都没有找到可疑的地方,无须将此事上报给当局处理。’”

  “这‘我们’指的是谁?”

  “玛丽·劳德和这个律师—”丹尼解释道,“弗雷明。很显然他们一起对这个库伦进行了问询。”

  “7月14日,”提姆思考着,“10天以后,他们才写了这次会议的备忘录纪要。”

  “没准他们花了10天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备忘录。”丹尼不以为然,“这帮家伙都是按小时收费的,这种糟心情况时有发生,不奇怪。”

  “然后,过了两个月,他们才将这个给我们寄送过来。”提姆继续翻动着这些纸张,“那,其他的呢?就没有关于其他护士问询的备忘录了吗?”

  丹尼也不知道。但是当天下午他安排了一个会议,那位同他开会的人应该能告诉他们这个问题的答案。

  理论上来说,玛丽·劳德应该是他们这次调查的关键。劳德原来也是护士出身,经过不懈的努力一路升官,才到了如今这个地位,坐上了整个医院守门员的位置。她应该有能力将这些医院提供的专业数据化繁为简,用警探先生们可以理解的方式重新解释一番。唯一可能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她是否肯配合他们调查,丹尼需要的可不仅仅是她平时那副打官腔的模样和客套话,他需要玛丽·劳德打心眼里真的喜欢他,真的乐意跟他们合作。

  丹尼在医院大门前停好车,迎着风整了整自己的领带,跟电梯口临时待岗的警察打了个招呼,沿着地毯走过两旁悬挂的很难看的艺术装饰画长廊,来到了走廊尽头。一个秘书正嚼着口香糖,她的电脑屏幕上的桌面是满屏的西施犬彩色涂鸦画。丹尼低头看了看她的胸牌“特鲁迪”。他走过去介绍了一下自己,用一种认真但不吓人、看起来并不是很有把握的方式表明了来意。

  事后丹尼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玛丽·劳德看起来是个身材健壮的中老年妇女,白人,打扮得不是很华贵—非常符合她风险经理的头衔。她当时穿的是职业套裙,中性色调,长短与剪裁都很合适,显得她很聪明干练。她不是那种可以随意闲聊的对象,所以丹尼决定开门见山,直接从萨默赛特医疗中心律师处发来的会议备忘录开始。他从自己胸前的口袋掏出了那个传真,直接跳到他认为重要的段落。

  “在这下面,嗯,因为盖尔牧师的去世,你和你们医院的律师弗雷明一起对一个叫查尔斯·库伦的护士进行了一次调查问询,对吗?”

  “是,”玛丽答道,“我们调查了在病房里工作的所有护士。”

  “好,好吧。”丹尼继续道,“那你最终究竟……”

  “没有一个被审讯的人表现出异常或是参与过非法犯罪行为。”玛丽直接接下了话茬。

  “我知道,”丹尼接着问,“那么,这个护士,库伦—你在问询他的时候发现了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吗?他有什么特殊的吗?有什么疑点或—”

  “没有,没有。”玛丽打断他,“我们询问了所有在病房里工作的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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