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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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门格勒走了。快终场了。午夜过后不久，做了一次点名：我们被告知，整个奥斯威辛集中营将会撤空。帝国依然需要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人步行撤离，生病的留在原地听天由命。我们排好了整齐的队伍，五人一列，撤了出去。

凌晨一点，我最后一次穿过那地狱之门，从抵达此地至今，整整两年，几乎一个小时都不差。我至今还没有自由：我还要经过最后一次考验。

雪又大又急地下着，冷酷无情，我们能听见远处的大炮正在交火角力，如雷鸣电闪。一群似乎望不到尽头的活死人，穿着破破烂烂的条纹囚衣和所谓的木鞋，枪杀和风雪一样，急迫而残酷。我们努力数着枪声。一百……两百……三百、四百、五百……再接下来，我们就不数了。一声枪响就又添加了一条殒灭的生命，就又添了一桩谋杀。从出来以来，我们数了几千记了。我当时恐怕还不等到达目的地，我们就全都死掉了。

丽恩走在我的左侧，蕾切尔在右侧。我们不敢趔趄跌跤。那些跌倒的人当场就被枪杀了，丢进阴沟里。我们也不敢脱离队伍或是落在后面，因为那样也会被射杀。尸体一路丢弃。我们从他们身上踩过去，一边祈祷着不要蹒跚打晃。我们渴了就吃雪，但是对于可怕的寒冷，我们就毫无办法了。有个妇女可怜我们，就把煮熟的土豆拋过来。谁要是傻乎乎地去捡，都会被射杀。

我们在谷仓里或是在废弃的军营里睡觉。谁要是醒来的时候起床不够迅速，也会被枪毙。我的饥火几乎要在胃里烧出一个洞来，这比在比克瑙时的饥饿还要厉害得多。不知怎地，我还是鼓足气力，始终走在一队人的前面。是啊，我想活下去，不过，想活下去也成了一种挑衅。他们盼着我跌倒，那样就可以顺手杀了我。我希望看见他们的“千年帝国”土崩瓦解。我要好好庆祝它的死亡，就像德国人以杀戮我们为乐一样：我想到了罗吉娜，想到她扑到门格勒面前，打算用勺子杀了他。罗吉娜的勇气给了我力量，每走一步，都是一次抗争。

到了第三天，傍晚时分，他找上了我。他骑在马上。我们坐在路边的雪地里，正在休息。丽恩靠在我身上，她的眼睛闭着，我担心她已经死了。蕾切尔把雪压在她嘴唇上，弄醒了她。蕾切尔是最强壮的一位，她几乎是一直扛着丽恩走了一整个下午。

他看着我。他是党卫军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在纳粹统治下生活了十二年，我早已学会了识别他们的徽标。我努力想把自己藏起来，于是扭头面对着丽恩。他勒住缰绳，调整了身体的位置，为的是再仔细看看我。我不知道他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是啊，我曾经是个漂亮姑娘，可是现在我很丑陋，而且肮脏、疲惫、恶心，简直是一具会走路的骷髅架子。我自己都无法忍受自己的臭味。我知道如果同他有所接触，结果肯定好不了。我把头埋在膝盖里，假装睡觉。他很聪明，一眼就看穿了。

“你，就是你！”他喝道。

我抬头看去，马背上的男人正径直指着我。

“对，就是你。站起来，跟我走。”

我站起来。我要死了，我知道。蕾切尔也明白。我能从她眼里看出来。她已经没有哭得出来的眼泪了。

“记着我。”我耳语了一句，随即跟着那个马背上的男人进了树林。

谢天谢地，他没让我走太远的路，仅仅离开路边几米远，来到一棵倒下的树旁。他下了马，把马拴住，坐在了倒下的树上，又命我坐在他旁边，党卫军的人从没有让我做过这样的事。他用手掌拍着树。我坐下了，不过比他指定的地方远了几寸。我害怕，不过我还是为自己身上的气味而感到羞愧。他挪近了些，他的酒气也是臭的。我死定了，只是时间问题了。

我直盯着眼前。他摘下手套，然后摸了我的脸。在比克瑙两年来，还没有党卫军的人摸过我。这个男人，这个党卫军的少校大队长，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摸我？我忍受过许多煎熬了，然而这一次绝对是最恶心的。我直愣愣盯着前方。我的身体在灼烧。

“多么可惜，”他说，“你曾经非常漂亮吧？”

我想不出来该说什么。经过在比克瑙的这两年，我懂得眼前这样的情景里，不管说什么都不对。如果我说是的，他会责骂我是犹太式的傲慢，然后杀了我；如果说不是的，他也会杀了我，因为我撒谎。

“我要和你分享一个秘密，”他说，“我对犹太女子一向都很迷恋。如果你问我个人的意见，我会建议把男人都杀了，女的归我们享用。你有孩子么？”

我想到了在比克瑙走进毒气室的那些儿童。他用五指掐住我的脸，逼我答话。我闭上眼睛，竭力不让自己喊出来。

他重复了刚才的问题。我摇着头，他这才松开了手。

“如果你熬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也许将来你会生个孩子。你会不会告诉这孩子战争中发生的事情？或者，你会不会觉得太羞愧了，说不出口？”

生个孩子？我这种处境中的女子怎么会想到生孩子的事？以往的两年我所做的仅仅是奋力地活下去，生孩子的事完全超越了我的想象。

“回答我，犹太人！”

他的嗓音突然变得粗暴：我感到形势会一发不能收拾：他再次捏住我的脸，扭转过来面对着他。我想躲开他的目光，然而他摇晃着我，强迫我看着他的眼睛。我没有气力挣扎：他的面孔立即刻入了我的记忆，还有他的嗓音和奥地利德语的口音，至今还会在我耳边回响。

“你会如何向你的孩子讲述战争？”

他想要听什么？他想要我说什么？

他捏我的脸：“说话，犹太人！关于战争，你会对你的孩子说些什么？”

“真相，大队长先生。我会把真相告诉我的孩子。”

这话是怎么想起来的，我实在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要死了，至少我会死得有一点点尊严。我想到了罗吉娜，她扑向门格勒，她的武装仅仅是一把勺子。

他松开了手。第一道危机似乎过去了。他重重地吐着气，倒好像做了一整天苦工，筋疲力尽了一般。接着他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一只细长的酒瓶，长长地灌了一口。谢天谢地他没要我喝。他把酒瓶放回口袋，又点起一支烟。他是想告诉我，我有酒精和烟草，你什么也没有。

“真相？什么是真相？犹太人，如你所见的就是真相？”

“比克瑙就是真相，少校大队长先生。”

“不，我亲爱的，比克瑙不是真相。比克瑙是个谣传。比克瑙是帝国和基督教的敌人编造出来的。它是斯大林主义，是无神论的宣传。”

“那毒气室是怎么回事？火葬场呢？”

“这些东西在比克瑙根本不存在。”

“这些东西我看见了，大队长先生，我们都看见了。”

“没人会相信这回事：没人相信会杀这么多人。好几千？当然，死几千人是可能的。毕竟是战争，还说得过去。数十万？也有可能吧。好几百万？谁信？”他抽出根香烟，“跟你说实话，我就算是亲眼见到了，还是不能够相信。”

一声枪响穿过树林，接着又是一声。又死了两个女孩子。大队长先生又掏出瓶子灌了一大口酒。他为什么喝酒？是想让身子暖和些？还是为了下定决心，然后再杀了我？

“我要告诉你该把战争说成什么样子。你必须说你被转移到了东线，你有份工作。你吃得饱饱的，医疗卫生条件也不错。说我们对你们不错，很人道。”

“如果这就是真相，大队长先生，那我怎么会变成活骷髅的？”

他没话可答，只是掏出手枪，指着我的太阳穴。

“把这段话背下来，犹太人。你们被转送到东线，你们吃得饱饱的，医疗卫生条件都好。毒气室和火葬场都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编造出来的。把这些话背出来，说呀，犹太人。”

我知道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是再没有活命的希望了。即使我说了这些话，还是得死。我不会说的。我才不会让他满足呢。我闭上眼睛，等着他的子弹穿过我的脑颅，消解我所有的苦难。

他放低了枪口，呼喝起来3另一名党卫军跑过来了。大队长命令他站在我身边看守着我。他自己起身离开，穿过树木，走回大路。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又带回了两名女子。一个是蕾切尔，另一个是丽恩。他下令让那个党卫军走开，然后用枪指住丽恩的前额。丽恩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她的性命在我的手上了。

“快说吧，犹太人！你被转移去了东线，你有足够的食物，吃得饱，医疗卫生都很好。毒气室和火葬场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宣传。”

我不能眼看着因为自己的沉默而害丽恩被杀。我开口要说话，不过还不等我复述那些话，蕾切尔就喊道：“别说，艾琳。他反正要杀了我们的。不要让他称心。”

大队长把枪口从丽恩头上移开，用它抵住了蕾切尔的头：“你来说，犹太婊子。”

蕾切尔直盯着他的眼睛，一语不发。

大队长先生扣动了扳机，蕾切尔倒毙在雪地里。他再次用枪顶住了丽恩的头，再次命令我说话。丽恩缓缓摇着头。我们用眼神相互道别。又一声枪响，丽恩倒在了蕾切尔身边。该轮到我了。

大队长用枪指着我。大路上传来呼喝声。“起来！起来！”党卫军用刺刀赶着姑娘们站了起来。我知道我的跋涉到了尽头。我不会活着离开此地了。我将倒在这里，在一条波兰的大路旁，然后就地被埋起来，我的坟堆上也不会有墓志铭。

“关于战争，你会对你的孩子说些什么，犹太人？”

“真相，大队长先生。我会告诉我的孩子真相：”

“没人会相信你的。”他把手枪放回了枪套，“你的队伍出发了，你应该归队，掉队是什么结果你应该知道的。”

他上了马，猛地一拽缰绳。我瘫倒在雪地里，身边是我的两个朋友的尸体。我为她们祷告，求她们原谅。队伍的末尾走过来。我蹒跚着穿过树木，归队了。我们走了一整夜，排着齐整的五人一列。我一路抹着结成冰的眼泪。

走出比克瑙五天之后，我们来到沃济斯瓦夫的一座西里西亚人的村庄。我们来到火车站，像畜群般挤上了运煤车，夤夜赶路，在敞开式的车皮上，裸露在一月的苦寒中。德国人用不着为我们浪费宝贵的弹药了。我们一节车皮上就冻死了一半的女人。

我们来到一处新的营地——拉文思布吕克，然而那里的存粮不够，负担不了更多的囚犯。几天后，我们一部分人继续转移了，这一次是坐平板卡车。我的跋涉终结在诺伊施塔特-格莱沃的一座集中营里。那是在1945年5月2日，我们醒来时发现党卫军魔鬼们都逃离了集中营。当天晚些时候，美军和俄军士兵解放了我们。

至今十二年过去了。蕾切尔和丽恩的面孔没有一天不出现在我眼前——还有那个谋杀她们的人的脸。她们的死对我来说重于泰山。如果我复述了那个大队长的话，也许她们还能活，而我会躺在波兰公路旁的一处无名墓穴里，成为又一个不知名的受难者。每到她们遇害的纪念日，我都会为她们念祷告词。我这样做是一种本能的习惯，而不是出于宗教的信仰。在比克瑙的时候，我已经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

我的名字叫艾琳·艾隆、我从前的名字是艾琳·弗兰克尔。在集中营里我的编号是29395。以上是我在1945年1月之前所经历的比克瑙“死亡之旅”。

[1]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又译碎玻璃之夜，是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该事件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

17

以色列 太巴列

这天是安息日。沙姆龙请加百列到太巴列来吃晚餐。加百列沿着车道的陡坡缓缓开上去。他抬头看了看沙姆龙的露台，只见煤气炉的火光在湖面微风的吹动下正跳着舞一一接着他瞥望着沙姆龙，这位永不懈怠的哨兵，正在火光之间缓缓踱着步。吉优拉先在餐厅点起了一堆蜡烛，又背诵了祈祷词，然后才为他们分派饮食。加百列成长于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然而那一刻，沙姆龙的妻子闭着双眼，将蜡烛捧在眼前，虔诚地祈祷——他认为这一幕是平生见过的最美妙的场景。

吃饭的时候沙姆龙很沉默，很专注地饮食，没有闲聊的心情。即使到了今天，他还是不愿意当着吉优拉的面谈及自己的工作，不是因为他不信任她，而是因为怕她知道了他做过的事情，就不再爱他了。吉优拉谈起了她移居新西兰的女儿，打破了长长的一段静默。女儿的出走是为了躲开她的父亲，如今她和一个男人住在一座禽类农场里。吉优拉知道加百列同情报部门有一点关联，却对他的工作性质不作任何揣测和猜疑。她只知道他做的是文员一类的工作，经常要去海外，又热爱艺术。

她为他们端来咖啡和一托盘的曲奇饼和果脯，然后收拾了餐桌，又去洗刷碗碟了。加百列在厨房传来的流水声和瓷器的碰撞声中，向沙姆龙作了汇报。他们低声交谈，安息日的烛火在他们中间闪闪烁烁。加百列出示了埃瑞克·拉德克和1005号行动的文件。沙姆龙在烛光前举起了照片，眯眼细看，接着又将老花镜推上谢顶的额头，重新沉重地凝视着加百列。

“我母亲在战争中的遭遇，你了解多少？”

沙姆龙的眼神里心机深重。隔着咖啡杯的边缘，他的神色明白地告诉加百列，他对加百列的生活无所不知，包括他母亲在战争中的遭遇。“她是柏林人，”沙姆龙说道，“她于1943年1月被驱赶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在比克瑙的女子集中营度过了两年。她离开比克瑙，走上了所谓的死亡之旅。同行的有数千人罹难，而她躲过一劫，在诺伊施塔特-格莱沃，俄军和美军解放了她。我没遗漏什么吧？”

“死亡之旅的途中，她还遭遇了一些事，她从来也没和我谈起过的事。”加百列举起了埃瑞克·拉德克的照片，“里弗林在大屠杀纪念馆给我看了这个，当时我就知道自己曾经见过这张脸。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回忆起来，不过最终我还是想起来了。是在我小的时候见过，在我母亲画室里的一幅画上。”

“就因为这个你才去了采法特吗，去见了吉奥娜·莱文？”

“你怎么知道的？”

沙姆龙叹了口气，呷了口咖啡。加百列有些泄气，他又对沙姆龙讲述了自己今天上午第二次访问大屠杀纪念馆的经过。当他把母亲的见证录摆在桌上的时候，沙姆龙的眼睛仍然盯着加百列的脸。加百列随即意识到他早已经读过了。希伯来天使了解他的母亲。希伯来天使是无所不知的。

“当时机构把你的任务视为历史上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沙姆龙说，他的语气里丝毫没有懊悔的意思，“我需要知道你的一切。你在陆军的心理档案将你描写为孤独的狼，很自我，情感冷峻，是天生的杀手。我第一次见到你就确信这是实情，虽说我也发现你有无法克服的粗鲁和羞涩。我想知道你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当时我觉得你的母亲是个不错的切入点。”

“所以你就去大屠杀纪念馆调阅了她的见证录？”

他闭上眼睛，点了一下头。

“你为什么从来没对我提起？”

“这不是我该做的，”沙姆龙毫无感情地说，“这种事，只有你母亲有资格对你讲。显然，她直至临终都抱有一种可怕的负罪感。她不想让你知道。她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子，还有许多幸存者同你母亲的情况一样，他们永远也无法再次面对那些记忆。战后的那些年，在你出生之前，在这个国家里似乎树起了一道墙，屏蔽了所有的声音。大屠杀？它是个讨论不尽的恒久话题。但是那些切身遭遇它的人们苦苦地竭力埋藏着记忆，继续生活。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逃生求存。不幸的是，他们的痛苦传递到了下一代，传给了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女们，就像你加百列·艾隆这样的人。”

吉优拉打断了沙姆龙，只见她把头探进屋里，问他俩还要不要咖啡。沙姆龙举起了手。吉优拉明白他们在谈工作的事，于是回身溜进了厨房。沙姆龙倚着桌子交叠着双臂，向前倾着身子。

“当然，你一定怀疑你母亲曾经提供过见证录。那么当时，为什么你的好奇心没有自然地驱使你去纪念馆看个究竟呢？”加百列用沉默应答着沙姆龙的问题，于是沙姆龙自问自答道，“因为，同其他幸存者的儿女一样，你一直很小心，不愿触碰母亲脆弱的神经。你不晓得，如果催得太急，你会不会害得她陷入抑郁，再也难以恢复？”他顿了顿，“或者，是不是因为你也害怕那可能揭出来的真相？你是不是也害怕知道真相呢？”

加百列目光锐利地抬眼望他，却没有答话。沙姆龙注视着他的咖啡，隔了很久才开口：“实话对你说，加百列，我读到你母亲的见证录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完美的人选。你替我工作，就是为了她。她没有能力给你全部彻底的爱。她怎么可能做到呢？她害怕失去你。她以前爱过的每一个人都被夺走了。她在筛选坡道上失去了父母，比克瑙的难友也被害了，就因为她不肯屈从那个党卫军大队长。”

“如果她试着对我讲讲这些事，我是能够理解的。”

沙姆龙缓缓摇头：“不，加百列，没有人能真的理解。负罪感，耻辱。你的母亲在战后的世界里找到了她的生存之道，但是从很大意义上说，她的生命在那条波兰的公路边就结束了。”他的手掌沉沉地拍在了桌面上，碗碟被震得嘎嘎作响，“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呢？哼哼唧唧顾影自怜吗？还是奋勇向前，查清楚这个家伙到底是不是埃瑞克·拉德克？”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你早就清楚了。”

“摩西·里弗林是否认为拉德克参与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撤离行动？”

加百列点点头：“截至1945年1月，1005号行动基本结束了，因为东线的被占领土大部分都由苏联光复了。他在那时候回到奥斯威辛，去拆毁毒气室和火葬场，再组织剩下的囚徒撤离，是完全有可能的。说到底，那些人可都是纳粹罪行的见证人啊。”

“这个恶心的家伙是怎么逃出欧洲的，我们知不知道？”

加百列向他转述了里弗林的推理：由于拉德克是奥地利的天主教徒，所以他借用了阿洛伊斯·胡德尔大主教的力量。

“既然如此，咱们为何不追踪这条线索呢？”沙姆龙说道，“看看顺着它能不能摸回到奥地利的案子。”

“我也正有此意。我想从罗马开始着手。我想看看胡德尔的资料。”

“还有许多人也想。”

“不过他们找不到这人的电话号码。此人住的地方可是教皇宫的顶层啊。”

沙姆龙耸耸肩：“不错。”

“我需要一本干净的护照。”

“不成问题。我有一本加拿大护照，给你用正合适。你的法语怎么样了？”

“Pas mal,mais je dois practiquer l'accent d'un Quebecois.（还不错，不过我说的是魁北克口音。）”

“有时候，连我都被你唬住了。”

“你这是在夸我吧？”

“你在这里住一晚，明天就出发去罗马。我会送你去卢德镇。路上我们会顺道去美国大使馆，同当地工作站的头儿沟通一下。”

“谈些什么呢？”

“根据奥地利国家档案馆的资料，在美军占领期间，沃格尔在奥地利为美国人工作过。我招呼过我们在中央情报局的朋友，请他们查查他们的档案，看看有没有沃格尔这么个人。这个弯绕得有点远，不过也许我们运气好能中个头彩。”

加百列低头看着母亲的见证录：我无法讲出我所看到的全部。我不能。那是对死者的亏欠……

“你的母亲是位非常勇敢的女性，加百列。我就是因为这个才选择了你。我知道你是个非常有种的人。”

“她比我勇敢得多。”

“是啊，”沙姆龙同意道，“她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更勇敢。”

布鲁斯·克劳福德的真实职业是全以色列保守得最严密的机密之一。这位高大贵气的美国人乃是中央情报局特拉维夫站的站长。他的身份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当局都是公开的。在交战双方之间，他常常充当沟通的渠道。每当睡眠正酣的时候，克劳福德的电话就几乎不曾间断过。他疲于应付，却也接受了现实。

他在哈雷孔大街的大使馆大门内向沙姆龙打了招呼，陪着他进了大楼。克劳福德的办公室很大，而且，在沙姆龙眼里还很花哨。这里似乎是一家大企业老总的办公室，而不是一位间谍的藏身巢穴，不过，这正是美国人的风格。沙姆龙一屁股坐上了一张皮椅，又从秘书手里接过了一杯冰柠檬水。他想要点上一支土耳其香烟，接着却看到了“请勿吸烟”的牌子，醒目地摆在克劳福德的书桌上。

克劳福德似乎并不急于直奔主题。沙姆龙预料到了。在间谍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有人向朋友求助，作为回报，他就必须演个精彩的“节目”。沙姆龙名义上已经退出谍战的江湖，所以不能贡献什么实质的东西，只能与这位屡犯错误的同行分享些智慧和经验。

最后，经过一个小时，克劳福德说道：“关于沃格尔的事情。”

美国人的嗓音慢慢哑下去了。沙姆龙从他的口气中听出一丝挫败的意思，于是一欠身，做出一个充满期待的姿态。克劳福德拖延了半晌，这才从磁性的纸夹容器里取出一枚回形针，然后努力地将它拉成一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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