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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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来看第五议“固邦本”，何为邦本？国家之本也，就是老百姓富不富、社会稳定与否。这一条，江陵先生说得言辞恳切，逻辑严密，即使我们后来者聪明无比，也不得不服——原来古人什么都明白！

这一条，也多含有法家思想。法家，总是要讲强国、讲实际的，除去那些不尽情理的严酷，我看法家的真理还是多一些。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就是管仲曾经说过的。管仲是齐国成就霸业的大功臣，他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要想称霸，大国崛起，不是多生产钢铁枪炮的问题，而是怎么样以人为本的问题。

我们来看张先生的教诲。

张居正首先指出，我听说，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草民按，彼时之胡说，今日之真理）。《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就算是古代大治的时代，也有外患和盗贼，但百姓却能安乐，丰衣足食。为什么呢？因为邦本深厚坚固，所以无虞。如果老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外患内盗才会乘机而起（江陵先生的意思是说，这个因果关系不要弄反了）。安居乐业的老百姓一般喜好仁义，过不好日子的老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危民易于为非），这是必然的（其势然也）。

他说，去年因为是元年，国家减税一半，结果国用不足，边防开支又大，国库空虚，不得已派了四个御史分道去催税款，这虽然是权宜之计，但老百姓就受不了这种搜刮了。臣近日听取了外官的议论，都说这事情办不了啊，原因是御史作为钦差出去了，目睹老百姓穷苦，又没有别的渠道清理欠税。只好将各地官库的储存全部调到京城来，以致各省库藏空虚，一遇到水旱灾害，眼看老百姓饿死而没办法救济。这么搞，国库没等充实，国家元气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张居正还教导我们说，臣窃以为，矫枉者必过其正。在当今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节省，恐怕这局面就不可挽救了。我叩头恳请皇上念惜民穷，多给百姓一点实惠，凡是不急的工程（草民按，譬如高楼宽路广场等等），没有益处的征收摊派，一切都应停免。您本人则应该崇尚节俭，为天下先。

我乞求皇上下令吏部，要小心选择好官，让他们善待小民。考察官员贤与不贤，要把那些律己廉洁、实心爱民的，作为“上考”，也就是称职，尽快给予升官。如果只会巴结上司、企图跑官要官，而无实政惠及老百姓的，即使有才干，也只能给予“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并押送到边防管制，什么时候退完了赃，什么时候另行发落。

张居正强调指出，陛下应责令户部反思，为什么天天琢磨来钱的方法却财政匮乏？其弊端何在？现在准备的新举措，是根据什么原则？当今风俗奢侈，官民穿华丽衣服、造豪华大宅都没有什么限制，加上豪强兼并土地，赋税不公平，偷税漏税，恃强不纳，田赋征粮偏重于小民。各衙门小金库到底存了多少钱粮，漫无查稽，谁也不清楚。假公济私盛行，官吏当然要滋生贪污之心。

张居正痛心疾首地指出，上述种种，皆耗财病民之大者。如果能严厉追查那些私吞国家财产的家伙，把他们干掉，又何必求索于穷困之民、而消耗国家的元气呢？

——张居正先生一点也没有危言耸听。明代自正统年间以来，财政情况就一蟹不如一蟹，每况愈下。《真定府志》载，成化以前，民间除了两税、草马（供给边防用）之外，不过给官家服几天役而已。到了弘治以后，中央和地方两级每年增派的税收多了十倍。凡是官员级别高一点的，都盯着下面的财富，公派的私加的，像老鹰攫肉，必获乃已。小民怎能不因贫困而逃走？村里壮丁不足服劳役的数，就加派田赋。这情景怎么得了！

史载，当时的官员考核，就是一个税收情况如何（长吏考课，唯问钱粮），其余公务，不过虚应故事。到了这位隆庆爷，更是专派御史到各地去“清库”，有点钱就运回皇宫来供他玩乐。天天晚上狂游灯会，喝酒取乐，以为盛世已经千秋万代。

真的就千秋万代了么？灯山酒海里，人也难清醒。草莽之夜哭泣，难以越高墙。

可是张先生关于“危民易于为非”的警告，并不是在吓唬他。皇爷，祸起萧墙的时候，上吊可都找不到安静的地方！

最后一条，第六议，讲的是边防的事。这事，也是当务之急。

就在张居正上这道疏的前一年，隆庆元年九月，秋高马肥，俺答曾率6万骑犯边，寇大同，陷石州，另一彪人马土蛮部落犯蓟镇，抵滦河。北京再次戒严，有人甚至吓得弃官逃走。到十月敌人才退去。大明帝国又被折腾一回。

张居正是个博览群书的人，颇知兵事，负责国防后，更是相才将才兼备，确有些诡异的天赋。他对军饷、兵源、选将等诸多事宜都有独到见解，这里就不详述了。同时他还提出了举行“大阅”的建议。大阅，就是大阅兵。一是能够检验官兵能力勇气如何，二是可宣示远近，让人知道皇帝已加紧了军备，以此煞一煞狂虏的锐气。

从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起，迄今已经19年过去。这19年，官场历练把他造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相才。当年还不过是书生论政，颇逞意气，现在提出的这几条，都是成熟的治国之道。

《陈六事疏》的命运，也比以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庆好歹批了几个字，说“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其见谋国忠恳，该院部看议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议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兴奋，总还可以谈论一下实事了。都御史王廷、户部尚书马森、兵部尚书霍冀，都有谈感想的折子上来。不过说一通，也就罢了。

张居正可能会失望，也可能会彻底明白——明朝的变革，靠的不是观念，而是权力。一个末相，说得再多又怎样。当然万历年间也有人看出来了。他这奏疏，虽然没有毛遂自荐，但自我推销的心机已经表露无遗（《国朝典故》）。张居正多年后回忆，说此举是“往者冒昧，妄有所陈，诚激于时弊，不得已耳。”（《答广西熊巡抚》）

冒昧我看倒谈不上，有激情才是真的。

政治上的作为不作为，全在于有没有激情。在位者若没有激情，老百姓也就过闷罐式的日子吧。年年说皇恩浩荡，年年却是积弊如山，河清有日乎——我等到花儿都谢了！连街头贩夫都看得清的事，以皇帝的天纵英明，为什么老看不见呢？

张居正的条陈一上，与高拱的思想不谋而合。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有一个《除八弊疏》准备上奏，不巧老皇帝要咽气，就压下一直没交。高拱的条陈，简直就是张居正《陈六事疏》的另一版本。我想，自此他对张居正另眼相看，视为同道，是大有可能的。

《陈六事疏》中法家的痕迹太重，当朝的心学一派和因循官僚自然如芒在背，诬张居正为“小人”的舆论也就从此发端（然忌我者也自此始矣）。

可是张居正白白背了这个黑锅。

条陈在皇帝那里几乎没有反响。但隆庆独独对“大阅”十分感兴趣，他和武宗一样，都愿披战袍、跨骏马，装一回大将军。上疏第二年五月，隆庆下诏要准备秋季大阅。到九月，十多万人马齐集京城，京营、边将、爵爷、锦衣卫特务轮翻操练、比试骑射。“龙旗照耀虎豹营”，一时间也是烟尘滚滚，煞有介事。

当时和后来都有人反对这次大阅，说是劳民伤财，花了二百万（有夸张），摆个花架子；说是张居正为了讨好皇帝才出的这馊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阅兵吓住的敌人吗？有钱还不如接济一下边防军家属。但是阅兵毕竟起了点心理作用，境内就曾一度哄传要收复河套了，估计俺答也知道了风声——汉家郎毕竟不是好惹的。

隆庆初年张居正的这个上疏，不过是他后来龙吟虎啸的一声初啼。入阁后，他这还是头一次露锋芒。昏昏者只见其奇谈怪论，昭昭者却能见出他志在廓清。我们明白了他的抱负之后，也就可以索解他后来与高拱愈走愈近的原因。

大明帝国沉疴在身。这样庞大的一坨，生，生不得；死，死不掉。它等待的就是有回天之力的国手，能给他痛哉快哉地来上一针。

天不负居正，给他送来了一时瑜亮的高拱。自隆庆三年起，一年之内，高拱赶走了内阁里挡道的腐儒，开始了史称“高张联立”或“高张并相”的祥和时期。

我们兄弟俩，终于可以做点事了吧？

有时人曰：“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同。”（马之骏《高文襄公集序》）

所言极是。

生也苦短，哪里还能顾及什么“谤牍盈箧”了。有异姿者，必有庸人难以认同的异行。

“当直几番清座久，隔帘时有御香飘”。这样的机遇，人生能有几回？趁着东华门的紫气祥云冉冉飘起，哥们儿，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八、羽扇纶巾自东华门飘然而入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张居正入阁的头三年，负责的是边防军务。文渊阁里，书香满溢，但边塞的警号却常常扰了他的好梦。

书生报国，也须知兵。张居正年轻时，学的是“万人敌”，兵法谋略读了个烂熟，进翰林院后又研究过山川形势，如何御敌自是了然在胸。此时，正是他施展的时候。

中国的事情，向来是知易行难。经天纬地的法子，说是谁都会说；到了实际去看，你面对的，简直如烂泥一潭。

大明帝国的北边，有凶猛异常的鞑靼。这是大明的百年恶梦。北宋覆灭的悲剧，也是本朝大臣常常要提及的一个话头。为了防备这些虎狼之师，明朝修筑了漫长的边墙。边墙之内，共设有九镇（九大军区）；即，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太原、固原。这就是所谓的“九边”。这一线连绵边防，看起来威风凛凛，但实际却挡不住鞑靼的铁骑。

明代的“边兵”，还算是精锐的，可以一拼。“京营”（内含土木之变后于谦组建的“团营”）就要差得多，但也还能打。至于其他各州府“军籍”的兵，全部沦为了杂役，给衙门和当官的人家建房、背粮。那时连一个秀才都可以支使大兵给自己干活。因此全国约270万兵员，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在当劳工。

国家出了官田养兵，结果给大小官员们养活了百万劳工。要是创建“军籍”的朱老皇帝能起死回生，难免当场高血压发作，还不知道要剥多少人皮才能解恨！

“九边”的兵，却是要用来打仗的。边境一吃紧，兵当然就不够用，要添人。而添人就要花钱，边防军费开支之巨，让张居正无法安枕。嘉靖初年，每年所费才不过59万两，到隆庆这时，早已飙升到260万两以上了。

当时的情况是“边臣日请增兵，本兵（兵部）日请给饷”，张居正头都要大了。不仅如此，他还甚为怀疑：兵马数目是不是实数？军饷是不是都用在了实处？这中间的黑洞究竟有多大？

他在给一位盐务官的信中谈及此事，也只能叹气：“今边费日增，计每岁所入之数，尚少银四十余万两。民力已竭，费出无由，日夜忧之，不知所出，奈何奈何！”（《与应天庞巡抚》）

前方兵不足，将领也有一半是畏战的。俺答部落统共才10万余众，其精锐不过3万，兵锋所及，竟像在自己家里遛马。若不是边将怯战少谋，又何至于此！

中枢发号施令的的兵部，又是油滑官僚霍冀在主政，对边将冒功领赏的睁只眼闭只眼，而真正杀退了敌人的又故意压住不赏，估计全看贿赂多少而定。如此赏罚不公，即使有敢拼的边将也不拼了——人不能太老实！

堂堂大明的国防部，国家安危之所系，居然能任用这样的尚书，大明的所谓国防，不是跟开门揖盗差不多了么？

危若累卵之势，张居正能否撑得住？看他当时给各边将写的书信，不得不佩服他确有指挥三军的帅才。首先，他调派了王崇古、方逢时、谭纶、李成梁、戚继光等将领，各统大军于九边，互为犄角。这些人都是一代名将、国之干城。在后来的表现也相当不俗，不负张居正的厚望，为他扎扎实实守住了最吃紧的蓟辽一线。

张居正是聪明人，他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唯有打仗来不得虚的。用将，就一定要用能打的。像严嵩奸滑一时，却只用了个草包将军仇鸾，又有何用？只能是在皇帝面前给自己丢分。

对于前线的军事，即便微末小事他也很留意。国运之所系，在这个时候，赵括是万万当不得的。

他入阁后不久，蓟辽总督谭纶建议，要在蓟镇前线修建敌台，也就是碉堡，每一里一个。台内驻扎兵卒，平时负责瞭望，战时可以出击。张居正立即接受了，并督促操办，用了一年时间，大功告成。他在一开始写给谭纶的信中，问得颇为详细，能看出决不是个粗枝大叶的人。

他问：昨天看到你的建议疏奏，这的确是个“设险守要”的好办法。兵部马上就要批复了。但你说一个敌台需要50个兵，那么1000里就需要5万人。不知这5万人是让原来镇守的兵充当呢，还是另外找。要是用原来的兵，那么城里怎么守？要是新增的话，那么兵又从哪里来？

他又问，看见你说的这敌台，周长才有一丈二，虽然说的是收顶之式，但我揣摩基础也不过比这大一倍多而已，这么小的地方，50个人怎么周旋得开？还有士兵的衣、粮、柴、水之物充塞其间，不是太狭窄了吗？如方便的话还请指教（见《又与蓟辽总督谭二华》）。

再来看一段他关于军粮的询问。

他说：我最近听说蓟镇的军粮，是要求士兵到一二百里之外去支取，士兵颇以为苦。他们一户数口之家，就依靠这一石粮食活命，不仅发放得不及时，且斤两还不足。同时又要他们到数百里之外去等候领取，往返道路，雇人雇车，这钱是谁出？名义上是一石，其实不过八、九斗矣！况且近来又有一些摊派，都在这粮食里出，这么干，想让士兵吃饱、为国家折冲御侮，那能成吗？我听说，按照过去的制度各区驻地都有官仓，仓库如今虽然有损坏，但制度还在，官员也还在。能否修理一下，就近发军粮呢？此事你也不必上疏了，直接和管粮郎中商量个办法就是了。（见《与蓟辽督抚》）

一个总理大国事务的高官，看见下面有报告上来，不是简单批一个“一定要抓紧办好”就算，而是举一反三，穷究根底，心细如同老农。我们能嘲笑古人不会办事么？

对于兵部尚书霍冀赏罚不公的事，张居正也曾据理斥责，予以纠正。兵部是显要部门，并无规定一定要服从大学士指挥。大学士斥责在任兵部尚书的事，在明代极为罕见。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大破常格”的人。心中有郁闷，他就要说。

谈到赏罚之事，他自是不无感慨：“世间一种幸灾乐祸之人，妒人有功，阻人成事。”何时明朝人不再有内斗了，国家也许就不会这么疲弱了。

张居正在运筹边务的过程中，最令人称道的，就是坚决保护了戚继光。

戚继光是一员古今罕见的奇将，号令严，赏罚信，训练士兵的军法和制敌的战术，都空前绝后。士兵皆愿为他效命。中国古代具有个人特色的队伍，除了“岳家军”之外，就是他的“戚家军”了（以义乌募兵训练而成）。不论是抗倭还是御虏，其作为，都是可以让人惊喜的。

这个戚继光，在后世名声之大，达到无人不晓的程度。人人皆以为他是近乎完美的人。其实他个人品质还是很有些问题的，好行贿，好争功，时人对他议论很多。高拱还一度严辞参劾过他。但张居正看准了他是栋梁之材，从中缓解，让他“带病”留任。

当国之后，张居正更是依赖戚继光镇守北方。时人称，戚继光在镇十六年，“蓟门宴然”，啥事也没有。名将名相，相得益彰！

闻道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

这还是张居正在庶吉士毕业后做的诗。那时，他只是慨然一书生，而今边塞的防务，就在他的案头处理。遥闻鼓角，北望燕山，回想年轻时的报国之志，总还没算完全落空吧。

此时在关山的那一边，与张居正对垒的，就是威名赫赫的俺答汗。

这个俺答，蒙文史籍把他叫做阿勒坦汗（何其堂皇！过去我们老是不好好翻译别人的名字）。他是一位蒙古族的大英雄，说起来也是需要一本大部头书的。

俺答的世系相当显赫，是土默特蒙古部的头儿，达延汗的孙子，属孛儿只斤氏。这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他所属的蒙古部落，是由明初被成祖撵到漠北的“北元”延续下来的。明朝人俗称他们为“鞑靼”（达达）。

俺答的崛起，就在嘉靖年间。开始他不过是个部落头领，其部游牧于阴山南麓及河套一带。嘉靖三年后，屡次帮助其兄吉囊攻掠兀良哈部；嘉靖十一年和十三年，两次攻入西海（青海），大败亦不刺和卜儿孩。后又屡次出兵攻瓦刺部（就是逮了英宗做战俘的那个部落）。还多次攻掠明朝的大同、宣府、延绥，战无不胜，渐渐地成了气候。

嘉靖二十一年，哥哥吉囊死了，俺答当仁不让，把哥哥的部众收归名下，控制了蒙古右翼三万户，称“司徒汗”，与大汗（达延汗的继承者，明朝人通称为“小王子”）分庭抗礼，并进而吞并左翼一些部落，迫使汗庭东迁义州（今辽宁义县）边外。

这下，他成了蒙古部落里最有实力的一支。所控制的范围，包括了当时蒙古的大部分，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大漠，南临长城。还曾一度用兵西藏。

俺答部落纵马塞上，感觉什么都好，就是日用品不足。老百姓的铁锅用坏了，得不到更新，贵族的绸缎衣服穿烂了，换不了新的，因为当时明朝执行的是拒绝“贡市”的政策，不允许他们与明朝经济接轨。

所谓“贡市”，意谓“朝贡”和“互市”。 朝贡，就是他们派使者向明朝进贡马匹，明朝给予一定报酬，有时报酬还很丰厚，不一定等值，可算是一种特殊的贸易。互市，就是边境贸易，在老百姓之间展开。

俺答为了让自己的部众有铁锅可用，曾屡次遣使到明廷，请求贡市，都被顽固的嘉靖拒绝。俺答没有办法，不让贸易就只有抢。他乘着严嵩专权时期朝政紊乱，多次发兵攻扰边镇，动辄出兵几万、十多万，杀死明朝总兵官以下的各级武官，先后有23名，让安逸惯了的大明举朝震惊。这种攻掠，也有以武力逼迫明朝开放贸易壁垒的意思。

嘉靖二十九年，10万蒙古铁骑威逼北京的“庚戌之变”，是其中震动最大的一次。

边境的形势为何如此紧张？是因为国防线太脆弱了。

当时北京以北的防务，主要靠辽东、蓟州、宣化、大同这四个镇。明朝设立了蓟辽总督、宣化总督各一名，把守一方，像两个拳头护住北京。辽东方向，起初尚无敌兵骚扰；宣大一带有险要可守；所以最薄弱的就是蓟州。从北京到山海关一线，仅有的屏障，就是一条边墙。蒙古铁骑兵随时可越过喜峰口、黄崖口、古北口打进来。

敌一入境，可在数天之内奔袭至北京城下。蓟辽重镇，瞬间就成了外线，只能远远地干看着。

北京城的几次戒严，就是这么造成的。

一切问题，都是从成祖放弃三大卫引起的。长城以北，没有我方一兵一卒，等于敌人就在窗户底下。也曾经有人提议恢复大宁卫，屯重兵，东与辽东、西与宣府“声援相通”，如果有了这个重要屏障，北京的压力要小得多。

正如后人所说：“明初边备，自辽东而大宁、而开平、而宣府、而丰胜、而大同、而宁夏、而甘肃，东西延亘，指臂相依，称全盛焉。”理想的边防，就应该是这样子。可惜，要恢复大宁，起码要出精兵20万，而且还要打得好。兵从何来？将又安出？豪气今又安在？如今的明朝君臣，再不是成祖征漠北的那一代人了，压根就只能是说说而已。

当然，俺答也是生不逢时。他没有老祖宗成吉思汗那么好的运气。大明不是大宋，大明说什么也是一个强国，首都又在北方边境。成祖当年迁都北京的这一决策，倒还没错。首都在边境，边境的武备相对就强。北京一有警，从各镇赶来勤王的兵到得也快。俺答纵是凶猛，每次也只能打到北京城下。北京拿不下来，往南也不敢再进一步。

到隆庆初年，双方的强弱开始易位。由于朝廷已调谭纶总督蓟辽、保定；王崇古总督宣府、大同、山西；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地练兵；北边的防守稍有复苏。

既有名将镇守，又有张居正、高拱在上谋划调度，至隆庆四年，明虏之间的遭遇战，明军已是屡有斩获了。

可是，这片阴云何时能才能彻底驱散？

世代宿仇，不是轻易可以破解的。以明朝目前的国力、兵力与士气，可能永远也别想“封狼居胥”了。

可是，张居正的一生，每一步都似乎有天助。隆庆四年九月，一个千年不遇的机会来了！

边境上突发了一个小小的事件，但是，它猛然间牵动了全局。究其原因，是因为一个漂亮女人。

历史为她陡然改变了走向。

但事情说破了，却十分搞笑。原来这是俺答家族里闹的一次桃色事件。

俺答的三儿子早年死了，留下一个孤儿叫“把汉那吉”（这名字又没给好好翻译）。这个小孙子，是奶奶、也就是俺答的老婆一手带大的。

把汉那吉长大后，娶了妻比吉。可是他又看中了姑姑的女儿——表妹“三娘子”。想必那三娘子一定是漂亮异常，聪明伶俐，同时又解风情，日后才可能惹出这么一场大祸来。

把汉那吉心满意足。但他没高兴多久，一顶铺天盖地的绿帽子就把他给扣住了。给他戴绿帽子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爷爷——老俺答（见《明通鉴》）。这三娘子是蒙古部落鄂尔多斯的公主，为俺答的长女所生，按说是俺答的亲外孙女。爷爷看上了外孙女，这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但按当时部落的风俗，这没什么，而且是两相情愿。完全符合李银河老师的私情合法“三原则”。

俺答公然娶了三娘子。

当然，这事情未免太离奇，于是也有另外的说法。即，三娘子并不是俺答的外孙女，她本为鄂尔多斯所聘，可是俺答看上了这小女子，想夺过来，就将把汉那吉所聘的女子，许嫁给了鄂尔多斯，这才惹恼了把汉那吉（见《明史纪事本末》）。

关于三娘子的出身与婚姻，史籍上有多种版本，这里无法逐一考证。但我个人认为，还是俺答看中了自己的外孙女比较具有历史的戏剧性。

被爷爷给抢了老婆，这是奇耻大辱啊，把汉那吉没去反思自己有什么问题，把满腔怒火撒向了爷爷。一赌气，带了大老婆比吉和自己奶妈的丈夫（奶爸），一行8个人，跑到长城边，在大同镇的败胡堡叩关，要投降大明。

把汉那吉声称要去大同镇，指名要见大同巡抚方逢时。

在古代，这叫“降人”。降人到了，大明这边却有一阵慌乱。因为就这么几个势单力孤的降人，后面肯定会有大兵来追还，这不是要惹起战祸？收留还是不收留，众说不一。

巡抚方逢时不敢擅作主张，立刻转报宣大总督王崇古。

王崇古十分机敏，凭直觉感到转机来了。他认为当然可以收留，命方逢时“盛陈兵卫”迎接把汉进关。就这样，500名盔甲闪亮的汉家骑兵，把这倒霉小伙给迎进了巡抚衙门，当起了贵宾。官府对他们“优给衣食”（估计绸子衣服早就穿坏了），但不许乱走动，等于软禁了起来。

当时有部将谏阻王崇古：“一个孤竖，何足重轻，不如勿纳为是。”王崇古说：“这是奇货可居，为什么不收留呢？”

又有部将建议，不如斩首了算了，也挫一挫俺答的气焰。王崇古坚决反对，说，“一个胡人的小兔崽子，斩之何益？北虏内讧，老天送给了我这个把汉（怎么不多出几个三娘子？），正好以此肃清胡尘，说不定这就是停战的机会！”

张居正没有看错人，王崇古的确是眼光犀利。他和方逢时联名草拟了一道上疏，谈了自己的意见。

王崇古考虑的十分周详。他说，这是老天惩罚他们，让他们骨肉叛离，千里来降。咱们应该给这小子豪宅住着，美食吃着，但严禁出入，以防有诈。如果俺答到边境上来要人，咱们就要求开互市，让他们把“板升”逆贼（汉奸）给送回来，还回掠去的人口，然后咱们再把这个小子礼送回去。这是上策。

如果俺答拥兵来犯，不可理喻，咱们就明告诉他要杀把汉，俺答一定怕，不敢太猖獗，这时候咱们再提出条件。这是中策。

还有一策也不错。就是如果俺答不管把汉了，咱们就把他安置在边境外，令他召降部众，犹如汉朝的属国乌桓国。等到俺答老死了，咱们就给把汉一个名号，俺答的儿子辛爱一定不忿，要兴兵来争，那就让他俩打去吧。如果双方僵持，我们就平安无事。如果双方厮杀，我们就声称要派兵去援助。他们根本没工夫来侵犯我们，我们也就可以休生养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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