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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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这种方式,表示了内心的愤恨。

万历在内心世界里,与张居正、冯保已渐行渐远。

于慎行认为,“江陵之所以败,惟在操弄主之权”(《谷山笔麈》)。对万历束缚太过,导致万历“心已默忌”,所以后来一遇机会,就爆发了出来。

这种管制与反管制,从本质上说,还是相权与皇权的冲突。万历的皇权弱小,张居正的相权强大,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由他代行了皇权,这是特定背景造成的。一旦皇帝要求收回皇权,冲突就会开始——哪怕张居正一贯做得完美无缺。

张居正此时的境况确实相当尴尬,他既认为“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必须坚持,同时也察觉到了万历与他之间在政权理念上的巨大差异。最令人沮丧的是,让万历成为尧舜之君基本没有可能了,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充当监护人?

是坚持,还是退缩?他在犹疑不定。一方面他曾对友人表示,不惜“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务”,即使百官不配合,他也“独有力竭而死已矣”;另一方面,在万历成人之后,他又深感“高位不可以久窃”,不能让人议论自己是个恋权的人。

万历八年三月的时候,万历皇帝到天寿山举行“谒陵礼”,这是小皇帝成人仪式中的最后一项。此礼行毕,就标志着万历可以亲政了。

随驾谒陵时,张居正偶感风寒,回来后在家中调理。几天后,他上了一道《归政乞休疏》,正式提出要退休了。他回顾了自隆庆六年受顾命以来的经历,表示了如释重负的心情,请万历“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

他在做从长计议了,而且预感不是太好。

当年在归葬的时候,皇帝曾一日三诏飞驰江陵,召他及早回京。这一件盛事,湖广巡按朱琏等地方官始终念念不忘,要为他建造“三诏亭”。

他在给朱琏的复信中,发了一番前所未有的感慨。他说,修三诏亭,情我领了。但日后世事会有变化,高台倾,湖泊平,我的房子恐怕也不会存在了。这亭子若修起来,到那时也不过是五里铺上一个接官亭罢了,哪里还能看到什么“三诏”!这就是骑虎之势,难以半途而下啊,霍光、宇文护就是这样终不免被祸的!(见《万历野获编》)

霍光为西汉大司马、大将军,宇文护为西魏大将军、司空,都是主持过皇帝废立的摄政辅臣。霍光死后,祸连家族;宇文护因专权被皇帝所杀。

环顾左右,和者盖寡;仰望君上,天心难测。

张居正是个饱读经典的人,不会不知道“威权震主”可能隐伏的危险。史有前鉴,触目惊心!

然而,万历此时还没有做好亲政的思想准备,对张居正乞休的要求甚感突然,于是很快下诏挽留。

张居正上疏再辞,意甚恳切,说自己“神敝于思虑之烦,力疲于担负之重”。他还提出,可否请长假数年以调养身体,这中间如果国家有事,他旦夕可以就道,随时应召。

万历对局面做了全面的权衡,认为首辅退下去也未尝不可,在犹豫之间向太后做了请示。

不料想李太后根本信不过万历的能力,斩钉截铁地答复:“等你到三十岁时,再商量这事,今后不必再兴此念。”

这个决定,令万历和张居正大感意外。万历那边,知道太后的意志是没法违拗的,自己短时间内亲政已是无望。于是再下诏挽留,请张居正务必尽忠全节,不要半途而废。

张居正这边,则明白有可能此生也息不了肩了,不管前面是陷阱、悬崖还是地雷阵,只能一路走下去。

——他晚年唯一可避免身后惨祸的机会,就此失去!

重回内阁办公后,张居正有意放手让万历亲自处理一些政务。万历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主见,对地方官员在公务上的敷衍,都能看得出来,并穷究到底。

此时君臣二人的关系相当微妙。一面是张居正觉得既然退不下去,就应当以社稷为重,忘家徇国,一仍其旧,不能因畏祸而缩手。因为“得失毁誉关头,若不打破,则天下事一无可为”。

另一面是,万历觉得有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首辅压在头上,终究是束缚太多,甚至有时还会令自己陷入大尴尬。他暗自祈望能早日自由,所以难免“愤结之日久矣”(于慎行语)。

后世史家在评价张居正时,都喜欢引用海瑞所说的“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评语(《国榷》卷七一),这甚至已成为一般大众的共识。

以草民我看来,事情不那么简单。

张居正何尝不知谋身的重要?能跟别人提起霍光、宇文护故事,这就是严嵩、徐阶一辈绝不具备的大透彻。

但张居正自认所做的一切,无论赏罚功罪,都是奉天而行的,因而“虽有谤言,何足畏哉”!

在他与万历有了微妙的裂痕时,他完全知道“破家沉族”的风险是存在的,但仍在执政的最后一年里,以空前的力度,在全国推行了新政中最重要的措施“一条鞭法”。

他很清楚,既然迫于李太后的信任,仕途荆棘不可避开,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可使后世的人对他能有一个公允的评价,即——要为天下苍生多积一点德!

一头是社稷,一头是百姓,这是必须要对得起的。

两件事,其实就是一件事。

——要为人民谋幸福!

他做到了。

他以铁腕手段惩治那些贪污挪用的钱粮官员,规定一律用锦衣卫120斤大枷,于户部门口带枷示众两个月,然后遣送戍所。

他以严刑峻法对付各地阻挠平均赋税的不法富户,声称“为民除害,宜如鹰鹯之逐鸟雀(《左传》语),又何畏哉”!

他厉行一条鞭法利国便民,到万历十年,致太仓粟可支10年,国库存银近800万两,又免除隆庆元年以来各省百姓积欠赋税100余万两。史称自正德嘉靖以来,“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明代史家谈迁说:江陵志在富强,力振其弊,务责实效;一时中外凛凛,不敢以虚数支塞。

清代史家夏燮说:张居正有经纶之才,使天下晏然如覆盂;是时帑藏充裕,国最完富,纲纪修明,海内殷阜。

这是公允之论,亦是世世代代的人心!

百代生民,劳劳碌碌,盼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

——“天下晏然如覆盂”。

岂有他哉,岂有他哉啊!

十五、黄钟大吕戛然而止

【他走后寒风狂卷落叶】

一个国家的命运,在他的手里操持;万千生民的命运,在他的手里发生改变。

文渊阁里那些线条流畅的桌椅,都透着一股沉静的气息。在这个房间里,治国,是一件繁琐的工作,并非只是百僚之上的荣耀。

少年狂想,是一回事;案牍劳顿,又是另一回事。

张居正的日常生活中,少有文人曲水流觞的快意,多的是军国大事的沉重。

他不须大言以博喝彩,近10年来,他只是如牛负重。

长期的劳神竭虑,压垮了他的身体。万历九年入夏以来,他觉得精神委顿,睡眠与食欲也都不佳。一连数月,不得安宁。到七月,他终于挺不住了,病倒在家不能办公。

万历马上派了四员御医前去诊疗。张居正在上疏谢恩时,趁机提出了请长假的要求。据他自述,自己的病是“因体弱过劳,内伤气血,外感暑热,以致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患病谢医并乞假调理疏》)。

万历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让他一面疗养,一面在家处理公务。几次派文书官前去探视,带了不少赏赐去。

到八月中,慢慢痊愈了。君臣一个月未见,两人都很高兴,马上谈起了具体的事务。万历和张居正都没有想到,这样的状况,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这一年的十一月,张居正十二年考满,万历对他大加褒奖。加上柱国、太傅等勋荫,就是在这一次。

转过年,万历十年的二月,张居正再次病倒。他的所谓“热病”,其实就是痔疮,常年伏案的人,这是个易得的病。

据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说,张居正的病,是因为房事精力不足,每天吃“房中药”,药引发燥火,又服用寒剂下火,结果生成痔疮。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也持这一说,说是张居正服用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京官们不知内里,以为时髦,竟然纷纷效仿,大冬天都光着脑袋。

这两人说的,是不是事实?

两人的治史态度,后世的评价都还是不错的。清人认为他们的的著作可以补充正史的不足。

因此,张居正致病的原因,似乎可以确定了。

还有更具体的说法,是张居正之所以房事精力不济,是因为戚继光送了他两位胡姬——波斯美女,附带又送了些海狗肾。这海狗肾就是强力春药。

但是今人也有提出怀疑的。我在前文所述,写了《张宅并非辽府考》一文的作者陈礼荣,对此就大有异议。他说,张居正在执政期间,曾经严厉整顿过学政,毁了不少书院,后又发生“夺情”事件,这都伤害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所以在那时的野史笔记中,士人都乐于记载张居正喜食海狗肾之类的轶闻,不足为凭。

在这里,我只能存疑。

张居正这次病倒后,感到有必要好好治疗一下,便请了徐阶的医官赵裕,才弄清楚了病症,并做了痔疮切割手术。

在这前后期间,内阁公务都是拿到张居正的寓所来办的。

首辅病倒了,百官不知所措,上演了一出祈祷大戏剧,其中甚有可观处。

几乎所有的大小官员,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勋戚、翰林和言官,都陷入了一种狂热中,纷纷做佛事摆道场,为首辅祈祷。接着五城兵马、锦衣卫也动起来,“于仲夏赤日,舍职业而朝夕奔走焉”(吕毖《明朝小史》)。六部的长官手捧香炉于烈日下,跪拜精心撰写的祈祷词章,时间一久,竟站不起来了。

所拜过的词章要用红色锦缎蒙起来,呈送张居正。张居正深居不出,就贿赂其家人,务求一见。只要首辅大人开颜一笑,或点头表示赞赏,就心满意足。各官争相招揽词客,不吝花费,就为求得张居正一点头。

旬日之间,南京衙门也群起效仿;继而各省抚按也纷纷开始烧香拜佛。

但这套花样是起不了作用的。张居正的病情日甚一日。六月初,他向万历上了一份奏疏,请求致仕,说“今若不早求休退,必然不得生还”。

万历未允,张居正再上一疏,说:“今日精力已竭,强留于此,不过行尸走肉耳,将焉用之?”(《再恳生还疏》)

字里行间,不胜哀伤!

万历虽然有时恼恨张居正的严苛,但此时也不免慌乱。据说,他深为忧虑,涕泣不食。经常派宫内厨师为张居正送饭菜。一时黄门使者,道路相望。京中有人见了,甚至有感叹下泪的。

六月十二日,因辽东镇夷堡大捷,有上谕论功,张居正进太师,一子荫锦衣卫指挥同知。太师为三公之首,张居正成为大明200多年中唯一活着获此殊荣的人。

这是人生的极顶。但,奈何岁月如逝水滔滔。

六月十八日,万历派司礼监张鲸携手敕慰问张居正,并询问身后国家大计,张居正已近于昏迷,强撑着安排后事,写了一封密奏,推荐礼部尚书潘晟、吏部左侍郎余有丁入阁。稍后,又推荐张学颜、梁梦能、徐学谟、曾省吾,许国、陈经邦、王篆,谓大可用。

次日,万历照准潘晟、余有丁入阁,其余人的名字贴在御屏上,以备召用。并再派太监慰问,就便继续询问身后措置。但张居正已陷入弥留,说不清话了。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溘然长逝,时年58岁。

悲风骤起,盛暑寒彻。

整个大明的疆土都在抖瑟。

万历十分哀伤,下令缀朝一日。第二天,派司礼监张诚主理治丧,万历、两宫、皇后都有赏赐下来。

谥号也定了,赐“文忠公”。并赠上柱国衔,荫一子尚宝司丞,赐祭16场。一切可谓备极哀荣。谥号中的“文”,是曾任翰林者的常用谥法;“忠”是特赐,意谓“危身奉上”。这个谥号真是至为贴切。

灵柩即将启程归葬时,申时行等上疏请派员护送。万历照准,派太仆少卿于鲸、锦衣卫指挥佥事曹应奎护送回江陵。七十老母赵太夫人也坐驿车回去。

这是嘉靖以来唯一死于任上的首辅,死后仍威仪赫赫。

一支浩大的队伍缓缓南行,随行人员共乘坐了70条船,使用船夫马夫等3000余人,船队迤逦十余里。

“必然不得生还”,真是一语成谶啊。

——江陵青山,此生永无得见!

世事轮转如流水。谁也料不到,张居正尸骨未寒,身后就骤起一场又一场是非。

历史的走向,开始诡密地转弯。

所有的问题都因人事问题而起。张居正生前推荐的人当中,入阁的潘晟,是大有来头的。此人是张居正中进士时的座主,两度出任礼部尚书,是个老奸巨猾的官僚。为人庸碌且不廉,两次都是被劾罢职的,此时正在浙江新昌老家闲住。

在内阁里安插潘晟,是冯保为应变而走的一步棋。他见张居正不行了,想在内阁预留后路。内阁是他权力地位的一个支撑,不能因张居正的离去,就失去这一面的力量。

潘晟入阁,从资望上确实勉强,但冯保极力怂恿病中的张居正向皇上推荐。估计张居正开始亦是犹豫,在临死前两天的半昏迷状态中,才拗不过,考虑到冯保的因素,只得照办。所以,这个推荐显得异常的仓促。

冯保是个只有小聪明的人,独自玩大的场面,经常要出败招。张居正的存在使他在万历的头十年安稳如山,权力幻觉让他看不到这一点,以为今后剩下自己也是一样。

这个极不明智的推荐,引发了张居正身后的一场政争,其势头凶猛,最后发展到冯保完全控制不了的地步。

张居正死后,将升为首辅的,是现在的次辅张四维,冯保不去拉拢张四维,却要安插一个官声并不好的潘晟做内应,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也许,他还想玩一玩高拱下台的那场戏,打下一个,再提起来一个,以显示自己的权势,并保证新来者永远感恩戴德。

这样想,当然也可以,但所选非人。潘晟哪里能比得上张居正的百分之几?

也活该这位潘晟倒霉,按他的资格入阁后要排在申时行的前面,这就一下触犯了两个现任阁臣的利益。

张、申两位,既然能进得了阁,政治头脑自然都不一般,立刻看出冯保向内阁安插亲信的用意,两人迅速结成新的同盟。张四维深知申时行以屈居于潘晟之下为耻,便鼓动申一起向言官吹风,要把潘晟这个不要脸的拒之门外。

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张居正死后第三天,御史雷士桢首先闻风而动,上疏弹劾潘晟秽迹昭彰,不足以委以重任,请皇上收回成命。

万历接到奏疏后,有点犯难,考虑到不能元辅刚走就否定其遗疏,便下诏驳回,说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但言官是早已准备好的,第二天,给事中张鼎思、王继光、孙玮、牛惟柄、御史魏允贞、王国等人接连开火,形成了巨大声势,

那边潘晟已经离开原籍就道,来上任了。在半路听说消息,知道这批言官的后台一定很硬,便很知趣,连忙按被参的惯例上疏请辞,停在杭州待命。

张四维不容他喘息,立刻拟旨:“放之归!”

万历拿到拟票,感觉到不大好驳回,只好同意了。

潘晟入阁拜相的美梦刚开个头,在杭州就收到“着以新衔致仕”的诏旨。

万历这是给了他一点面子,退休待遇提到辅臣级了,但对潘晟来说,则是奇耻大辱——被人当猴耍了一通。天下皆知,颜面何在,只能垂头丧气地折返新昌。

历史的大转折,往往在一件微妙小事上发生。这期间的冯保,偶染小疾在家休息,没能在“倒潘”攻势中发挥批红的阻遏作用,因而让张四维的第一招得了手。

此战非同小可,如果冯保当时在上班,以他对万历的威慑力,上下其手,完全可能把张四维压下去,使得新内阁从此不敢小瞧他。

但首战轻易取胜,张四维他们也就看轻了冯保,以后还会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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