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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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不倒的李鸿章

作者:胡以贵

出版方: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 4月 1日

ISBN:9787547217962

所属分类:图书>传记>政治人物>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

编辑推荐

晚清最大权臣,近代史最具争议的人物!李鸿章告诉你一个男人的胸怀是委屈撑大的!

一个乘承儒家文化传统的文人,一个深谙中国封建官场之道的官僚。重读李鸿章,看他如何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上纵横捭阖。

他历经四代帝王,纵横政治舞台数十载,出面签订数十条有辱国家的条约。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读懂李鸿章,就读懂了整个晚清。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曾经这样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李鸿章是名符其实的晚晴改革的总设计师,屹立不倒的晚清第一名臣!

内容推荐

从书中你会看到一个别样的李鸿章!

他历经四代帝王,纵横官场40载,遭遇800多次弹劾,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他都能从容走过,一生被弹劾,从未被扳倒!禁得起盛赞,也禁得起痛骂!看李鸿章舍小得大的官场智慧,内外逢源的驭人之道。

从全新的角度去发现一个真实、智慧、隐忍的李鸿章。领略一代名臣的安身之计、为官之道,处世之法。

全景式展现李鸿章的传奇人生,更客观、更生动、更深刻。

作者简介

胡以贵,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伦理学硕士。醉心于哲学和历史研究,专注于创业智慧分享,先后在互联网、教育等行业从事咨询工作,编写过《李嘉诚给你上的24堂幸福课》等畅销书。喜欢读书,喜欢历史,喜欢舞文弄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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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行高于人,在让人侧目的同时,也让人难懂。

李鸿章就是一个很难懂的人。很多人对他的了解,仅仅是因为看到清末不平等条约上“李鸿章”这三个字,就把他定义为“卖国贼”。然后根据李鸿章在镇压清末农民起义中的表现,就把他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一起定义为“刽子手”。

历史往往会用简单的表象掩盖真实,李鸿章就这样中了枪。

中枪,对李鸿章来讲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在朝廷中,他不断地中政敌的枪;在与外国人的谈判中,他中了日本人的枪……

从政四十年,李鸿章遭遇创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或是小人告密,或是上司打压。一次次的背叛与陷害,一次次的政治风暴,身处政治旋涡中的李鸿章,却总能独立中流,屹立不倒。

“枪打出头鸟”, 李鸿章是一个要做事的人,所以,中枪也就在所难免。

李鸿章虽然历经千难万险,但依然屹立清末政坛四十载而不倒,成就了一段政坛不倒翁的传奇。

李鸿章出身于官宦之家,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之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但时运不济,年轻的李鸿章一直抑郁不得志。后得其师曾国藩之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青云直上,开始了其四十年政坛不倒的传奇经历。

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二十五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等,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代名臣。

李鸿章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办洋务,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

李鸿章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

李鸿章还排除重重阻力修铁路、办电报局……

梁启超评价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每个人都有局限,李鸿章也是如此。由于局限,他不能对清王朝进行彻底的改变,对此,李鸿章很无奈:“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山河残破,强敌窥伺,李鸿章独力难撑大清的危局。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真实感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李鸿章无奈地倒下了,他是被岁月击倒的,而不是被政敌打倒的,他没有被列强吓倒,更没有被困难压倒。他,死不瞑目。

第一章 审时度势,才能让自己立于不倒之地

1.师从曾国藩,打开通往成功的大门

武学讲门派,学术讲渊源。师承关系,从古至今都是一种重要的关系。因为师承关系既是思想高度的标志,更是人脉实力的代表。

在所有的师承关系当中,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关系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李鸿章之所以能屹立于清朝政坛数十年而不倒,与其师从曾国藩有直接关系。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1838)进士,也就是传说中的“同年”。虽然“同年”在当时来讲是一种非常亲近的关系,但真正要发挥作用,还是要看怎么利用。

“乙丙之际”(1845—1846),李鸿章会试落榜,而这次落榜之后,他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

李鸿章在跟曾国藩学习期间,颇有收获,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将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虽然此时的李鸿章已经获得曾国藩的赏识,但曾国藩当时还没有后来威震华夏的文治武功,李鸿章当时也还不过是个“刀笔小吏”,不管是在思想还是在现实中,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这时两人之间还只是一般的师承关系。

这段师承关系,虽然短暂,却是开启李鸿章和曾国藩后来辉煌的金钥匙。曾国藩对李鸿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曾国藩曾对其兄李瀚章说,当时他就感到李鸿章“其才可大用”。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交往,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短暂中断。曾国藩回乡办团练,李鸿章在家乡练兵,与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此时的李鸿章显然还有些青涩稚嫩,没有后来的干练老辣,但也显现出了一定的能力。李鸿章因咸丰五年(1855)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第二年又因为收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

李鸿章风光得意之时,有人却屡遭责斥,这个人就是安徽巡抚——福济。1855年,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病死,李鸿章居然还在军中,当时,不为父母守孝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一时谤言四起,福济趁机报告吏部,于是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也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第二年,太平军再次攻陷庐州,李鸿章出逃,于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开启了他的幕僚生涯。

这是李鸿章第二次跟随曾国藩学习,这次两人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师承关系,曾国藩对李鸿章既有知遇之恩,又有提携之情。也正是这次经历,才让李鸿章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后来官场上的“常青树”。

曾国藩对李鸿章可谓用心良苦,他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也知道李鸿章有很多毛病,为了改掉李鸿章的这些毛病,曾国藩费了不少脑筋。曾国藩对属下要求极其严格,李鸿章却不喜欢条款约束。李鸿章爱睡懒觉,刚入湘军大营,有次居然装病不起床。曾国藩为了改掉李鸿章的这个毛病,规定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鸿章每日早起;曾国藩深知李鸿章才高气盛,还须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有意无意地安排李元度、左宗棠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曾国藩多次耳提面命:待人唯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就大谈“挺”经。这段经历,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潜移默化地受到曾国藩的影响。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这一段经历,让李鸿章慢慢成熟起来。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栽培还远不止如此,李鸿章真正的机会也是曾国藩一手炮制的,曾国藩把李鸿章不仅扶上了马,还送了一程。

1858年,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最后一道屏障也已经失去。在太平军猛烈的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派出钱鼎铭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于是,曾国藩命李鸿章招募与组建淮军。

淮军首批四营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查,并亲自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让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十四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也许这时,还没有人想到就是这支淮军后来成为李鸿章最终驰骋天下的资本。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这个政坛“不倒翁”的传奇。虽然,李鸿章和曾国藩在性格和行为方式上有很大差别,甚至在很多事情上意见相左,但这都不能否认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襄助之情。

曾国藩的言传身教改变了李鸿章很多自身缺陷,曾国藩“忠信笃敬”的经世理念,也让李鸿章收获甚大。他曾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却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李鸿章在办理对外事务上,曾国藩也曾悉心提点,嘱托“我今国势削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对洋人“依我看来,还是用一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其中原因是“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的,都是不中用的”。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教诲牢记于心,并且付诸实践,这也是其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中苦苦支撑而不倒,在内忧外患中支撑着大清的危局的重要原因。

一八七八年二月十二日,曾国藩在江宁两江总督官署病故。李鸿章得此噩耗即致书曾国藩的两位公子曾纪泽、曾纪鸿,痛表哀悼。他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

对于曾国藩的逝去,李鸿章的悲哀之情表露无遗,他写给曾国藩的挽联赞扬了曾国藩的功业,这种悲哀也是对曾国藩师恩之情的最好表达: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说的是肺腑之言,正是曾国藩助李鸿章青云直上,也是曾国藩对李鸿章在官场上不遗余力地扶持,而这一切,都是李鸿章以后屹立于官场不倒的深厚基础。

2.站好队是让自己不倒的关键

在官场上,站好队是让自己不倒的前提。晚清政坛的帮派更为明显。不仅大臣之间有帮派,就连最高统治者之间也一直存在帮派之争,这让李鸿章很为难。

有人曾经嘲讽李鸿章只会打内战。李喟然叹曰:“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这妇人和孺子偏偏又不是一般人,孺子是皇帝,是李鸿章的“顶头上司”;而妇人则是太后,而且是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同样是李鸿章的“顶头上司”。而且这两个人还不和,经常明里暗里地互相掐。

一个人有两个相互掐架的老板,确实够难为人的。和稀泥,不行!因为作为清王朝的忠臣,在关键的问题上必须要表明态度和立场。提出正确的意见,不行!因为在一个错误的时代和错误百出的朝廷上,正确的意见往往会遭到错误的反对。

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李鸿章却能够巧妙地周旋于官场中,令皇帝和太后对自己都很满意,以至于李鸿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这或许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李鸿章的成功之处。

李鸿章在满清为官有先天的不利条件:李鸿章是汉人。而汉人在满清的朝廷上是受到排挤的。

在北洋舰队成军之初,李鸿章便极力主张三洋(北海、东海、南海)一统、分建合操。李鸿章本是个好权而又有责任心的干才。在海军衙门的酝酿期间,海军衙门本来是非李鸿章莫属的。但自视为统治阶级的满族亲贵,对此肥差早已虎视眈眈。本来湘、淮军之崛起,他们已感到切身威胁。海军再起,他们就不能再让汉人掌握了。总之,在大清官场中,海军衙门是一个大“肥缺”。亲贵们是绝不能放过的!

也正是在这时,慈安忽于光绪七年(1881)离奇病死。慈安是慈禧所最为敬畏的正宫娘娘。慈安一死,这个姨太太出身、个性又泼辣狠毒的慈禧皇太后,开始大权独揽。

李鸿章知道慈禧想要满人掌管海军,而且醇亲王奕,早就对“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垂涎欲滴。既然知道自己无望掌管海军衙门,也知道朝廷已经内定了人选,李鸿章虽然哑巴吃黄连,还是抢先保举醇亲王奕。

光绪十一年(1885),醇亲王奕就正式受命为“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了。

这个安排让亲贵皆大欢喜——慈禧太后也心满意足。而李鸿章也因极力推荐醇亲王而成为太后以及亲贵的心腹。

如果李鸿章只知道巴结和迎合慈禧,那李鸿章就不是李鸿章了。李鸿章站位的技巧在于在不同的时候,选择不同的站位。

慈禧对颐和园有很深的情结,她原是那豪华的圆明园内一位得宠的姨太太。据说同治初年两宫垂帘之时,她跟慈安曾往劫后的圆明园废墟凭吊一番。慈禧睹物伤情,曾对之垂泪,并有意加以修复。但为恭亲王奕所阻。

迨同治崩(1874),慈安逝(1881),恭亲王见黜(1884),50岁的西太后大权独揽,在新任海军大臣醇亲王奕为首的王公大臣的一片阿谀声中,她就坤纲独断,决定重修圆明园为郊外游玩之所了。

1894年,恰逢慈禧的六十岁万寿庆典,慈禧也以重修颐和园来考验朝野各界对自己的忠诚度。李鸿章跟翁同龢是死敌,北洋海军发展的关键时期,户部尚书翁同龢管理着国家金库的钥匙。而翁同龢又是皇帝最亲密的老师。

就在中日双方都已箭在弦上时,户部翁同龢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1892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为由,海军停购舰艇两年!

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该多买点吧?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六十万两,购快炮二十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部和海军衙门两处,竟一毛不拔。李鸿章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购次等快炮十二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

李鸿章想要发展海军,需要高层的支持,显然,来自皇帝的支持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翁同龢对李鸿章的态度基本就是:“你所提倡的,就是我反对的。”而翁同龢直接决定了皇帝的态度。

在四面楚歌的压力下,李鸿章要想继续维持他的洋务事业,继续维持自己的政治声望,继续让北洋海军发展下去,只能取得慈禧的信任。

而重修颐和园,是李鸿章表明自己立场的一个机会。于是,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来补缺修建颐和园工程的漏洞。也只有获得了最有权力的慈禧的认可,李鸿章才会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朝廷中有形无形的重峦叠嶂。

李鸿章这步棋走得很无奈。因为他很明白,不管理想多么宏伟,没有当权者的支持,照样不能获得执行。

站好队,不仅是李鸿章办海军、做洋务所必需的,也是其在官场上生存的必需。

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李鸿章暗中保护着一些维新人士。

这时,准备就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临走前晋见慈禧谢恩,慈禧想趁机敲打一下李鸿章,于是拿出有人弹劾他是康党的奏折给他看,没想到李鸿章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慈禧想敲打李鸿章,没想到反而被李鸿章呛了回来。李鸿章其实比较含混地指出了一个事实:戊戌变法其实是帝后之争,而不是变法和不变法的争执。而慈禧太后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是支持自己当家还是支持光绪当家,李鸿章也比较隐晦地说明了自己的站位:在政治上是跟慈禧一起的。

其实,李鸿章既不是维新派也不是顽固派,或者说既不是纯正的帝派,也不是纯正的后派,他在帝后的政治斗争中处于比较超然的位置。也正是他这种周旋,不仅让自己不倒,也在艰难的时局中扶持着腐烂的王朝不倒。

3.定位准确,才知道努力的方向

人生譬如走路,要先确定方向,如果方向错了,不论怎么走都不会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准方向,必须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李鸿章年轻的时候人生定位并不准确,那时的李鸿章是颇有点书生意气的。

他所能够做的,就是遵照家传的书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1847年,李鸿章高中皇榜,喜讯传到家乡,父亲李文安心潮澎湃,赋诗曰:

年少许交天下士,书香聊慰阿翁期。

天恩高厚臣家渥,不愧科名要慎思。

而李鸿章,虽然此时只是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但他已经很满足了。他渴望成为李太白,所以,他当时还在跟京城的一帮子知识青年诗文唱和,吟诗作赋,到处卖弄自己的文笔。

正在这时,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李鸿章虽然身在北京,对此却一无所知。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的“国家军队”绿营兵腐朽日甚,简直是不堪一击;相反,倒是曾国藩办的团练、组建的湘军这种“民间武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于是朝廷开始鼓励地主豪绅大办团练。

此后,李鸿章被派往家乡淮上做团练,抵抗太平军。此时的他已经31岁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现在却必须从头学习战场上的杀戮技巧,李鸿章一时茫然无措。

但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现,一定是有值得寻味的故事的。乱世出英雄,因为乱世才能给人非比寻常的磨炼,乱世才能让人在生存的压力中,在磨难的不断打击中,最终确定自己的定位。

李鸿章带兵之初,完全还是一个书生,毫无征战经验。当地士绅们嘲讽他:翰林变作绿林。还有人讥笑他:专以浪战为能。所谓浪战,就是不顾性命地厮杀,总之是豁出去的意思。李鸿章知道自己没有经验,此时他总想找一个捷径,找一位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然后跟随着他飞黄腾达。此时的李鸿章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或者说其天性当中的懒惰让他不愿担负这样的责任(后来曾国藩治好了他懒惰的毛病)。所以,他的定位就是一个帮忙的人。但他能帮谁呢?

他先是帮周天爵,稍后追随李嘉端,再后来追随安徽巡抚福济。后来,进援庐州的太平军与清军在柘皋展开激战,李鸿章惊慌失措,带勇先溃,受到和春的讥讽和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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