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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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几年间，世界海军造舰水平和舰载火炮技术都有飞速发展，舰速与火炮射速都大幅提高。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不得不承认，中日海战的胜负在此时就已经判定。李鸿章虽然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结局，但他终究努力了。

李鸿章的努力没有让中国在甲午海战中取胜，但终究还是让日本也耗尽了国力，最终不得不暂时停止侵华的步伐。李鸿章的远见也没有让他避免在甲午海战后“靠边站”的官场命运，但他终究还是没有倒。这场战争也让清政府明白了他的价值，虽然给了他一个闲职，却同时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2.敢为天下先，官场不倒的大智慧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李鸿章立于风气之先的姿态，一定会让他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他始终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又让人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他能坚强挺立。一正一反的平衡，让他始终立于旋涡却能够自立。

李鸿章，是预言家。他预言，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敢为天下先”是勇气，“敢为天下先”也是智慧，这种智慧至少让李鸿章没有被他所处的时代所淘汰。

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大清国在经历短暂的疼痛之后，并没有认识到大的危机还在后面，林则徐的主张，更被冷落、拒绝。

直到二十多年后在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过程中，掌握了权力的曾国藩、李鸿章等才忽然发现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

1861年，湘军攻陷太平军占领的安庆后，在恭亲王奕的支持下，曾国藩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但安庆内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将”，而且没有机器设备，仍是手工生产。从严格意义上讲，它还不是近代军事工业。

曾国藩所认为的西方的“长技”，就是船坚炮利，因此谋求“自强”的活动即从购买和制造船炮开始。但李鸿章并不这样认为，李鸿章做洋务的起点比曾国藩要高。

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了三所洋炮局，其中两所由中国人主持，一所由英国人马格里主持。前两个炮局没有雇用外国工匠而且也没有机器设备，完全采用手工劳动。马格里主持的炮局起初也无机器设备，但不久就购置了一些机器，这些机器虽然非常简单，但毕竟是中国政府首次引进机器。这三所“洋炮局”，为之后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械制造局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李鸿章的种种远见，并不为晚清贵族们所接受。但李鸿章的行为，却切切实实给大清国带来了实惠。在内忧外患的晚清，顽固派们可以拒绝洋人的思想，但不能拒绝洋务运动带来的实惠。

虽然在顽固派的反对之下，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被冲击得支离破碎，不成系统，但李鸿章还是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艰难地推动着洋务运动向前。

多年的官场经历，让他在做事的时候，多了一分老谋深算，少了一分冲动锐气。他知道自己处在风口浪尖，在顽固派的攻击面前，不能鲁莽，而要有十分的心计和耐心。在给朝廷的一封信中，这种工于筹谋的本性一览无余。

在此信的前半部分，李鸿章对炸炮、炸弹和蒸汽机做了绘声绘色的介绍，其细致与耐心，如同一个老师在向小学生解释他们刚接触到的某个新事物。

对一直处于外患频仍、内乱不断的清王朝来说，“洋务运动”的种种举措与其生死存亡休戚相关，本应大力支持。然而，从造枪造炮到铺铁路架电线等顽固派一概谴责为“溃夷夏之防”，是用“奇技淫巧”来“夷化”中华。而李鸿章之所以如此不惜笔墨描述“洋器”，可见李鸿章想让王公大臣们了解 “奇技”“淫巧”的心情是多么迫切。

此时的清王朝，不论在制度上还是在思想上，已经太成熟了。一个如此成熟的制度和思维模式中的人，只会利用惯性的力量向前，任何试图改变这种惯性的力量，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都会遭到激烈反对。

“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他们最体面的理由。

对“洋器”的介绍，并不是李鸿章最终的目的，李鸿章在介绍完“洋器”之后，便顺理成章地开始探触到“洋器”背后更深的知识和技术背景。这才是李鸿章的目的。

当时，日本“开国”向西方学习未久，但李鸿章已感到日本的崛起在即，故以日本为例鞭策国人：日本前些年也为英法等国侵略，但现在“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

李鸿章的目的显然不止于引进西方的技术这么简单，因为李鸿章已经发现，技术后面，是更为深刻的思想原因，要想真正地实现技术上的进步，必须从思想上对国人进行改变。

他指出，“查西士制器，参以算学，殚精覃思，日有增变，故能月异而岁不同”。而中国以往对西洋枪炮的介绍不仅数量极少、极为简略且“皆不无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若以此作为了解“西器”的门径，结果只会“失之愈远也”。

在政治上，李鸿章不是维新派，但在思想上，李鸿章绝对是改革的先驱。他始终代表着清朝最先进的“生产力”，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很多举措，如废八股、建新式学堂等，都是李鸿章以前在奏折中提过却没能办成的，也因如此，李鸿章一直暗中支持维新派的改革。但他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官僚，懂得在斡旋的同时首先自保。他在后宫听到荣禄跟慈禧关于法办维新派的对话，马上私下传给了康有为，暗示他们有所准备。

而以后孙文对其上书，以及其对孙文的出国安排，也显示了其“留待后人来解决”的明智。

李鸿章立于风口浪尖，并不是哗众取宠。李鸿章是一个注重实效的人，而“实”也给了李鸿章立足的根基。

李鸿章的这种超前姿态，让他自身也获益良多，顽固派的反对，换来的是开明者的支持，而且经过李鸿章的培养和争取，开明者的队伍逐渐壮大，而他获得的支持力量也越来越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梁启超曾经有过暗杀李鸿章的打算，但后来了解了李鸿章之后，他放弃了这个打算，并把李鸿章作为极力争取的对象。

敢为天下先，这就是李鸿章立于风口浪尖而不倒的原因了。

3.一张口，让自己从被动变主动

辩论从实质上来讲是战略，而不是战术。所以，真正的辩论不是口舌之争，而是利益和手腕的较量。

真正的辩论家，是通过对形势的审视，或者通过在辩论之前巧妙的布局，抓住对方的痛处，掩盖自己的短处，然后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一击而中。

所以，辩论不仅仅是口舌的技巧，而更是超凡的洞察力和时机的把握能力。李鸿章善辩，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的驳反对造船论。

“船坚炮利”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最早、最直观的认识，中国近代正式有造船工业，是从李鸿章于1868年开始建造轮船“恬吉”（后改名“惠吉”）号开始的。

紧接李鸿章之后，左宗棠于1866年底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正当造船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内阁学士宋晋于1872年1月23日上奏，要求停止造船。

宋晋反对造船的理由在今天看来有些可笑，但在当时，却反映了一大部分“心怀天下”，自以为“名门正派”儒学正宗的人士的观点。

宋晋的理由有这样几个：

第一，国家财政困难，仅福州船政局由于连年造船，听说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两，“靡费太重”。

第二，因为制造这些轮船是用以“制夷”的，现在中外“早经议和”，造船反会引起外国“猜嫌”，而“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

第三，在财政如此紧张之时还“殚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事，殊为无益”。他同时指出江南制造总局的情况与福州船政局相同，所以请旨敕令闽浙、两江总督停止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两处造船。

如果说第一条还勉强过关的话，那么后面的理由就只能显示出清王朝自命不凡的当权者的无知和浅陋。

对宋晋的建议，朝廷既不想得罪洋务派，也不想得罪那部分清流，于是发布了一道模棱两可的 “上谕”：一方面表示轮船如果“制造合宜，可以御侮，自不应惜小费而堕远谋”，一方面又表示“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速变通”。

对宋晋的这种浅陋，曾国藩表示坚决反对，左宗棠、沈葆桢于五月初先后复奏，坚决反对停止造船。而李鸿章则迟至六月下旬才复奏。

李鸿章的迟延，一方面显示了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另一方面，曾国藩和左宗棠的表态，让他有了足够的底气。

剩下的，就只是发挥自己在辩论上的优势，对反对者进行慢条斯理，但绝对具有说服力的辩驳了。

李鸿章在奏折中首先分析了清朝面临的形势，而这种大局观的缺乏，是反对派最致命的弱点：“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方列强通过印度从南洋逐渐向东北侵略，闯入中国边界甚至腹地，这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这种局面的形成，就是因为清朝在技术上的落后。虽然“合约”已成，但仍然是强敌环伺，所以，清朝要自强，而谋求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

不止如此，李鸿章还在奏折中对那些自视清流的士大夫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

针对反对派“靡费太重”的抨击，李鸿章在全面审视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指出：“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李鸿章坦言制造船舰花费甚巨，但认为“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更指出如果现在停办，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将为外人耻笑，并进一步助长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

李鸿章进一步详细说明船厂创办之初购买机器、修建厂房、培养员工确实花费巨大，然而经过初创阶段后造船越多，每艘船的成本则将越低。这一解释，从现实上给出了无可辩驳的理由。

李鸿章更是大方承认中国在海上仍打不过西方列强，然后以刚结束的普法战争为例，分析了战争中胜负的因素，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清朝要想战胜西方列强，就要造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而这将需要投入更多经费，而不是减少投入，更不是停止造船。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李鸿章辩得高明。

当然，李鸿章明白树敌是不好的，所以又说，即便打不过外国，但建造这些船就使他们可能不敢轻举妄动；这些船停建，就会“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岂强国固本之道哉？”

在这篇奏折中，李鸿章最高明之处在于抓住反对者的要害，为自己在艰难中进行的洋务运动造势。针对反对者反对造船的主要理由是财政经费紧张，李鸿章给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办洋务。他指出，船坚炮利后面的支撑是铁与煤，而英国之所以最强大，就因它的铁、煤产量最多。

李鸿章早就想用机器生产各种民用品，但他深知守旧的反对力量太强，因而不敢提、不能提。此时，李鸿章恰好借反对者提出的财政问题来说明只有以机器“求富”才是解决财政的根本办法。

清廷将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三人的奏折交总理衙门议奏，总理衙门上折完全支持他们的意见。

通过这场辩论，李鸿章从被动转为主动，有理有据，在驳倒反对派的同时，为自己发展洋务铺平了道路。

这时的李鸿章已经不单纯是辩论家了，而应该被称作战略家。正是因为善辩，让李鸿章每每受到政敌攻击的时候，通过有力的反击，把打击降到最小，甚至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

4.精明做事，圆滑做人

世上最难看透的是人心和人性，而对人心和人性的准确把握是一个人的判断力的基础。李鸿章对人对事都有准确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既来自其知识储备，同时也因他对人心和人性有深入的了解。

混迹草根的经验让这个江淮书生远离迂腐的思维方式，判断事物总是能看到本质的东西。

李鸿章出身淮上，当时的淮上，是一个尚武中心。那时淮上少年的成年礼，是戴上用染红的棉絮做成的假胡子，然后持刀出门，与伙伴们杀人劫掠。

各村各寨不得不组织武装力量，也就是捻子以自保。据《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一书记载：

一村有捻一村安，一族有捻一族幸。村有捻，外捻不入，曰：某某我们都是混家子。族有捻，则曰：某某叔也，兄也，虽及第之荣不若是其赫赫也。由此，庄有稍悍者，众即怂恿：何不出头混着！既或帮以资粮，纠众而捻矣。捻子、捻党没有统一组织，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各捻组织松散，居则为民，出则成捻，招呼成群，撒手立散。

李鸿章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以铁血法则建立起来的秩序当中，在这种暴力的环境当中，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相互倾轧甚至打杀，彼此之间钩心斗角、敌对和仇恨，人性的丑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环境之下，对人心和人性的琢磨，相互之间的算计是生存的基本法则。在这种游戏规则中成长起来的李鸿章自然从骨子里少了一分曾国藩的厚道，而多了一分曾国藩所不具有的精明。这是李鸿章少年经历所给予他的对于生存法则的认知和社会现实的体悟。

如果曾国藩想要重建的是封建社会的大统，李鸿章要的，则是那种最基本的实效，这是李鸿章衡量一切的基本标准。而这是李鸿章基于对人性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用利益得失来判断事物，是最直接的，在清末动荡和转型的过程中，同样是最有效的，也是最接近事实并且切实可行的。比如，在开放通商口岸的问题上，当时清政府和列强为此唇焦舌敝，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李鸿章的看法显然要豁达得多：“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不得不佩服李鸿章头脑之精明。

也正是在对人性了解基础上形成的判断力，让李鸿章在与洋人打交道以及开办洋务的过程中体现出过人的精明。

李鸿章在率领淮军与洋人军队打交道以及对付太平军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对英法军舰的参观更是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

李鸿章是一个有了认识就必定要付诸实践的人，表现之一是开始在淮军中推广使用西洋兵器，首先是洋枪，随即是劈山炮、火炮等。此外，李鸿章还大胆聘请洋人做教练，大大提升了淮军的战斗力。

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并没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上，把握趋势，逐步推进。而且，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抓住了整个洋务的关键——人。

李鸿章对洋务的认识并不仅限于枪炮的威力，他对于西方的学习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李鸿章先是设厂仿造，在他看来，只有自己掌握了制造之法，才能真正增强自己的实力。但是在设厂仿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也就是说要先有制造机器的机器，然后另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才。

李鸿章是实干家，既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于 1865 年分别在上海和南京设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械制造局。不久，李鸿章更是仿照京师同文馆在上海开办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并派遣幼童留学生。

李鸿章的这些行为，抓住了事情的核心，准确判断出事情的走向，并且推动着事情向前发展。

李鸿章不激进，也不保守，他讲究实效，不仅仅是当下的实效，更注重未来的实效。因为李鸿章知道，只有现实的利益最有说服力，所以，李鸿章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没有片面地停留在“求强”的层次，而是在“求强”的同时开始“求富”。

李鸿章的精明，集中体现在其对待孙文的态度上。孙文给李鸿章上书，当时的孙文自然还稍显稚嫩，但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这就耐人寻味了。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从推进幼童留学到保护革命的种子，从办洋务到建海军，李鸿章就像一个民族希望火苗的保护者。

李鸿章对当时的世界总有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这是其浸淫官场多年的结果，也是其对事对人深入思考后的结论。

李鸿章过人的精明，让他做事的时候自然多了几分成功的机会，而对人性的准确把握，又让李鸿章在与人的相处中油滑老练，主动远离不必要的麻烦。

李鸿章比他周围的人更多地接触和了解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更多地经历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对世界和人生，李鸿章总能站在高于别人的地方，所以，他对那个时代，就有更清楚的了解。这也让他在晚清政坛跌跌撞撞，但一直不倒。

5.犀利的文笔，官场成功的利器

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前，李鸿章是个文人，一个彻头彻尾的文人。

李鸿章有才气，喜欢卖弄。安徽籍工部侍郎吕贤基的奏折，大抵由他代写。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很快就攻下了安徽安庆。李鸿章在京城听到太平天国已经打到自己家乡这个消息，就去找吕贤基，要求吕贤基上奏朝廷，希望皇帝不要坐视不理。吕贤基立即吩咐李鸿章替他写奏折。李鸿章很快就把奏折写好，吕贤基立马就上报给了朝廷。咸丰此时正在物色人选去安徽平乱，接到吕贤基的奏报后大喜，感觉奏报上的内容正是自己内心所想的，于是，立即派吕贤基去安徽平叛。

但吕贤基没想过领兵打仗的事，上疏不过是感一己之慨，没想到这次奏折把自己送到了前线。在心理不平衡之余，断然上疏推荐李鸿章回乡练乡勇，咸丰帝当然应允。就这样，李鸿章的一封奏折，一下子把他从翰林院带到了前线。

一封奏折改变了李鸿章和吕贤基的命运，即便这次是属于“无心插柳”，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李鸿章在文笔上确实是不错的。

李鸿章的文笔真正发挥威力还是在他到了曾国藩幕府之后。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李鸿章的才干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领的一致认同。在为曾国藩当谋士并掌管文案的那段时间里，无论是奏稿还是批示，李鸿章都写得条理清楚，严丝合缝。李鸿章在此期间为曾国藩写过几个好奏折，其中一封是曾国藩几次战败后，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给自己请罪，说自己“屡战屡败”。写完之后，交给李鸿章看，李鸿章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结果，朝廷不仅没有怪罪曾国藩，而且还大大地表彰了曾国藩一番。曾国藩感叹李鸿章有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在所有为曾国藩写过的奏折中最有名的，是后来被称为晚清第一奏折的《参翁同书片》。

《参翁同书片》写于清同治元年正月初十（1862年2月上旬）。

翁同书时任安徽巡抚，驻定远城。翁同书被参的一大罪名，是处理苗沛霖问题失当。苗沛霖是安徽凤台人，乱世中在家乡办团练，投机于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方之间，翁同书处理苗失当，丢城失地，谎报军情，这都影响到曾国藩湘军在皖的军事行动。曾火冒三丈，遂要参翁撒气。

但要参倒翁同书，谈何容易？其父翁心存，江苏常熟人，历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授体仁阁大学士，是同治帝的老师，地位显赫。三个儿子除长子翁同书任安徽巡抚外，次子翁同爵当时任盐运使，三子翁同龢（1830—1904）当时中状元入仕。翁家父子兄弟在皇帝面前“圣眷”正隆，加上翁家门生子弟遍及朝野，因此只有措辞得体，才能说服皇帝下旨严惩翁同书。曾国藩要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备选。结果，时年三十九岁的李鸿章所拟的折子脱颖而出。

其实，李鸿章与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还是有一定渊源的。1847年，二十五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当时李鸿章的房师叫孙锵鸣，他这一房只考中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两个人。孙锵鸣心中有些不悦。孙锵鸣的老师便是翁心存。孙锵鸣领着两个人去见翁心存，翁心存看了李鸿章，惊呼：“此人功业在我辈之上！”又看沈葆桢，也赞道：“当为名臣！”

谁知道两个人的缘分开始得很美好，却因为一片折子，结束得很悲惨。

李鸿章这篇数百字的折片，从文字表述、说理方法、逻辑水平到实际效果，都可圈可点。

“再，前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咸丰八年七月间，梁园之挫，退守定远。维时接任未久，尚可推诿。乃驻定一载，至九年六月，定远城陷，文武官绅殉难甚众。该督抚独弃城远遁，逃往寿州。势穷力绌，复依苗沛霖为声援，屡疏保荐，养痈遗患，绅民愤恨，遂有孙家泰与苗练仇杀之事。逮苗逆围寿，则杀徐立壮、孙家泰、蒙时中以媚苗，而并未解围。寿城既破，则合博崇武、庆瑞、尹善廷以通苗，而借此脱身。苗沛霖攻陷池，杀戮甚惨，蚕食日广，翁同书不能殉节，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始则奏称苗练入城，并未杀害平民，继则奏称寿州被害及妇女殉节者不可胜计，请饬彭玉麟查明旌恤，已属自相矛盾。至其上年正月奏称苗沛霖之必应诛剿一折三片，脍炙人口。有‘身为封疆大吏，当为朝廷存体制，兼为万古留纲常。今日不为忠言，毕生所学何事’等语，又云‘誓为国家守此疆域，保此残黎’，俨然刚正不屈，字挟风霜。逮九月寿州城破，翁同书具奏一折二片，则力表苗沛霖之忠义。视正月一疏，不特大相矛盾，亦且判若天渊。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莫此为甚！ 若翁同书自谓已卸抚篆，不应守城，则当早自引去，不当处嫌疑之地；为一城之主，又不当多杀团练，以张叛苗之威。若翁同书既奉谕旨，责令守城，则当与民效死，不当濡忍不决；又不当受挟制而草奏，独宛转而偷生。事定之后，翁同书寄臣三函，全无引咎之词，廉耻丧尽，恬不为怪。军兴以来，督抚失守逃遁者皆获重谴，翁同书于定远、寿州两次失守，又酿成苗逆之祸，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附片具奏。”

这个折片结尾最为经典：“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这样一语破的，不但皇帝无法徇私，朝中大臣也不好袒护了。

“翁案”的结果，是翁同书被判死缓（斩监候），下了大狱。次年（1863）被减罪流放伊犁。翁同书获罪当年，翁心存又急又气，结果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而翁同龢跟李鸿章做了一辈子的对头，自然也跟这个折子有关了。

凭借这篇奏折，李鸿章开启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曾国藩曾因此赞赏道：“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

虽然李鸿章厌恶那些以奏折作为武器，动不动就参奏的“言官”，但他在文字方面的功夫，以及他利用奏折取得的成就，在同时代的人中，却无出其右者。

文字表达能力，不管是古时候的官场，还是现代的官场职场，都是不可或缺的能力。文字是工具，用来表达和辩驳的工具，利用得当，可攻可守，可进取，也可免祸。李鸿章过人的文字表达能力，让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以奏折为工具，与政敌反复攻守，为他在政治上的成功增加了一个利器。

6.做大事者必须有大格局

曾国藩曾经带着李鸿章，去宿松见同为中兴之杰的胡林翼，曾国藩和胡林翼因为战略布局的观点不同，争论了起来。

李鸿章听得烦躁，冲口而出：“这还不简单，如此这般……”

听完对整个战略布局的分析，曾国藩沉默，胡林翼震惊。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李鸿章不论是为官还是办洋务，总有超出一般人的大格局。这让他能够十分准确地把控形势。

李鸿章的这种宏观思维贯穿在其办洋务过程中。和曾国藩一样，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也是从军事开始的，但他在中国军事近代化方面的贡献，要远远超过曾国藩，也超过了他同时代的其他洋务大臣。这既与他不拘成法的办事风格有关，更与他统筹全局、高屋建瓴的眼界有直接关系。

在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李鸿章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开始通过其兄购买洋枪洋炮来武装淮军。

随后，李鸿章开始跟有军工经验的英、法军事人员接触，在实践中，李鸿章洋务自强的思想也在不断深化。不久，他进一步认识到，长期依靠购买西方军火，只能增加对外国的依赖性，要想自立自强，就必须学习外国的生产技术，创办和发展自己的军工企业，实现自主生产。从此，他开始与有经验的外国军事人员接触，学习有关知识。经过不断地了解，逐渐坚定了生产西式武器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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