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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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陈存恭曾说：“大陆的沦陷蒋先生很气他（指白崇禧），叫你去指挥徐蚌会战你又不去，你又要逼我下台，你又挡不住共产党。”

1949年，国共双方胜负已定，蒋介石败逃台湾。据说当时白崇禧和李宗仁曾有过一次拥抱，白崇禧在李宗仁耳边嘱咐：“千万不要去台湾。”

没想到几个月之后，李宗仁去了美国，反而是白崇禧从海南岛飞台湾。此时他从广西带出一路浴血的军队，已经不剩一兵一卒了。

白先勇解释父亲为什么还是要去台湾时说：“他放不下民国，他对民国有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除了去台湾，他没有其他选择。”

到了台湾的白崇禧将军，只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却赔上了一生的政治生涯。白崇禧在台湾任职“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就是给何应钦等一些老将军以虚职，对他们敷衍交差。阎锡山之类的老人每逢开会，就推说生病，不去开会，只有白崇禧，每次按时正装出席，认真听会和记录。

白先勇说，白崇禧在台湾的将近二十年时光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顶多就是为大学建造游泳池、绿化之类的工程选址，可他还把这些琐事当成大事，跑前跑后地去操劳。他最大的爱好一个是下围棋，另外一个就是督促自己的儿女学习，以检查他们的成绩单为乐。

白先勇在整理父亲的照片时，看到一张照片让他泪如雨下。白崇禧在台湾南部的某个小学，站在木箱上向小学生训话，他当时严肃的神情，和当年指挥千军万马北伐的时候毫无二致。

“这大概是他维持尊严的一种方式。”白先勇说。

即使只有些闲职，白崇禧仍然一直被监视，外出永远有一辆吉普跟随。白崇禧写信质问蒋介石，陈述自己一直忠于党国，为何要被监控？

“副总统”陈诚向他解释：“便衣人员是保护你的，我也有人跟随。”

白崇禧说：“你是副总统，有这个必要。我没有这个必要。”

可这辆吉普，却一直跟随，直至他去世。渐渐地，白崇禧一家竟也学会苦中作乐，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喜欢看戏，有一次全家去看戏，时逢大雨，那辆特务的吉普也跟在后面，车里三个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马佩璋看了一眼，叹道：“真是辛苦他们！”就让白先勇去买了几张票，请他们一起看戏。白先勇买票递给他们，三个人开始是慌张不敢接，后来仍是接受，一同进戏院去看那出张正芬的《红娘》。

苦中作乐也仍然是苦，白崇禧把自己在台湾的园子起名叫做退思园。丢掉大陆匹夫有责，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白先勇整理出白崇禧1965年的信，他听说李宗仁从美国回到大陆，就提笔给当年的桂系主力黄旭初写信，通篇都在分析时局和反攻大陆的可能性，结尾写道：“弟待罪台湾，十有七年矣！日夜焦思国军何时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

英雄迟暮比美人迟暮还要残忍。美人老了，渐渐地，也就认命了。可英雄，既难耐寂寞和冷清，同时又沉湎于往日的辉煌当中，对于未来，野心仍然不死，何其悲凉。

章诒和曾问白先勇：“战事结束，胜负分明。令尊大人既反共，也反蒋。在毛与蒋之间，最后还是选择了蒋。”

白先勇说：“他没有选择毛，也没有选择蒋，他选择的是国。”

“国？”

“国！中华民国。”

而如今“国”只是想象中的国，“隔江犹唱后庭花”和“将军空老玉门关”都只是一厢情愿和自欺欺人罢了。

张大春1975年写过短篇名篇《将军碑》，讲一个国民党的将军，应该已经死了，有坟墓，有碑，却好像总是活在现在，能够随时看到死后自己的家人和儿子怎么看待他，又能看到过去自己戎马生涯的岁月。他既疯又神，像是神志不清，又像是真的能穿梭回过去，回到过去的沙场上，他恨自己无法扭转历史，回到未来的子女身边；又恨他们开始学习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是对自己最彻底、最无情的背叛。

张大春写得刻薄：“将军已经无视于时间的存在了，他通常在半夜起床，走上阳台，向满院阴暗招摇的花木挥手微笑，以示搭理。到了黄昏时刻，他就举起望远镜朝太平山一代扫视良久，推断土共或日本鬼子宿营的据点。如果清晨没有起雾和落雨的话，他总是穿戴整齐，从淡泊园南门沿小路上山，看看多年以后，他的老部下们为他塑建的大理石纪念碑。”

回看过往，白先勇看到的是繁花落地的苍凉，以及那片脆弱之极的美。而张大春，作为新一代台湾作家，看到的只是环绕在这个小岛上黏稠稠、湿漉漉、挥之不去的乡愁。

白先勇对父亲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他十四岁到二十五岁之间和父亲十一年的相处。十四岁那年，他第一次到台湾。

他说：“台湾好丑，什么都破破的，旧旧的，又热，但是却那么有生命力，所有的草都长得那么高。”

我问：“相对于大陆，台湾这些年来的变化其实挺小的吧。”

“那是你们看来，在我看来，变了好多好多……”白先勇目光变得游离，不知道飘到了什么地方。

他的记忆是一部庞杂、浮游又不断变化的历史。他出生在广西桂林，逃难的时候去过北平、上海、南京，还在香港读过两年书，在台湾生活过十一年，人生剩下的时候都在美国。可他从来不认为桂林是他的家，也不认为台北是他的家，就连回到美国，也觉得没什么家的感觉了。

记忆在飘忽，仿佛自己有灵魂一样在游园，偶尔惊梦。

1987年，白先勇到上海复旦大学讲学，看了昆剧团的《长生殿》，结束之后，邀请大家吃饭，上海饭馆全都客满，忽然有人提议去“越友餐厅”。那家餐厅在汾阳路150号，是他们从前在上海住的老房子。时隔三十九年，请客居然请到自己家里去，比戏还像戏。

还是80年代，他重游南京，南京大学宴请，选在了“美龄宫”——当年宋美龄的别墅。大家谈笑之间，白先勇越来越觉得周围环境似曾相识，想起来应是1946年12月，宋庆龄开圣诞派对，母亲带着兄弟姐妹参加，就是在这里。虽然同样是短袄长裙的打扮，但是宋美龄黑缎子绣着醉红海棠花的衣服就是比别人好看。派对的高潮是老人分礼物，每个人得了一个装着糖果的红袋子。

四十年后，白先勇重新回到这个地方，仍然是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宋美龄卧室的绿绒沙发甚至都保持着原样，真让人有彻底的时光错乱感。

在方所的讲座结束，主办方在广州一处水上的餐厅宴请白先勇。白先勇打量着四周的廊桥与水畔，说：“这个地方，我从前好像来过……”

他眯起眼睛，目光变得湿润而游离，不知道要看回到多少年前，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疲惫道：“算了，想不起了，不想了。”

白先勇大概是天生的小说家，他对时空有种天然的抽离感，大脑沟壑如时光隧道，空间在其间穿梭和变形，人世更迭，前世忘了今生，不辨荣辱盛衰。

他小时候曾经生过传染病，一病就是四年多，被隔绝在高楼上，唯一被允许的爱好，就是拿着望远镜往窗外看去。嘉陵江发大水，他拿着望远镜看到房屋人畜被江水吞没，竹筏上男男女女手忙脚乱，却没办法，只能干着急捶床，眼看着许多生命消逝。

人生就是无奈无常，无望无告，与无计可施——白先勇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体会到的。

白先勇成绩好，少年时抱着兴修三峡大坝的念头保送到成功大学水利系，读了一年，虽然分数第一，却始终觉得不适合自己，瞒着父母退学，考取了台湾大学外文系。

在台大外文系，白先勇和陈若曦、欧阳子等同学组成了“南北社”，合办了杂志《现代文学》，白先勇任发行人，社址就在白公馆。白先勇铭记父亲所说的“做事要有始有终”，把杂志艰难维持了很久，为了筹钱，去放高利贷，还卖掉了坐落在大坪林一户属于他的房屋，自己出书也不领版税，全部拿来办杂志。

《现代文学》的创刊号介绍的是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卡夫卡，发刊词叫做《致我们的子孙们》。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们，气魄已经非常大。

十六岁的三毛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惑》，白先勇回忆第一次见她。她穿着苹果绿的连衣裙，剪着一个赫本头，在人群中显得惊慌失措，需要保护。他不知道的是，就住在路口转角处的三毛，已经看他进进出出热闹的白家很多回，而羞于打招呼。

在《现代文学》上发表《壁虎》的施叔青才十六岁，用笔已经凌厉非常。白先勇第一次见到李昂时，她推着一辆旧脚踏车，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倔强少女模样。谁知道她日后会写震撼老辣的《杀夫》。捏着一摞《鬼·北风·人》向白先勇投稿的王祯和脸上还全是羞涩，没想到这篇文章很受张爱玲喜欢，到台湾来还专门去拜访王祯和。

王祯和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她在我家，捧着木瓜，用小汤勺挖着吃，边看《现代文学》，那样子是那么悠闲、自在。二十五年过去了，那姿态我居然还记得那么清晰，就觉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

对那时候的白先勇来说，张爱玲并不是什么文坛上的神，只觉得她很瘦，脸上的神情淡淡的，像古画上走下来的人。

白先勇也在写作，大学毕业之前，已经写了《我们看菊花去》《月梦》和《玉卿嫂》等短篇小说。

大学毕业服兵役期间，他写了《寂寞的十七岁》。小说结尾，苦闷迷茫的男主人公在公园里被一个男人亲吻双手，“我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子。我没想到男人跟男人也可以来这一套。”

白先勇曾经这样形容同性恋在少年时候的痛苦：“当青春期如狂风暴雨侵蚀你的身体和内心时，你和其他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一样，你渴望着另一个人的爱恋和抚慰，而你发觉你爱慕的对象，竟如你同一性别，你一时惊慌失措，恐怕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平复的。你无法告诉你的父母，也无法告诉你的兄弟，就连你最亲近的朋友也许你都不肯让他知道。因为你从小就听过，从许多人的口中，对这份爱情的轻蔑与嘲笑……”

《寂寞的十七岁》是《孽子》的前奏，是疯狂前的迷惶和挣扎，是与道德鏖战前的与欲望的鏖战。白先勇随即写了《孽子》，讲一群台湾同性恋少年的故事，以二二八公园为自己的黑暗王国。

即使暂时逃避到挡风避雨的乌托邦——或是索多玛城，仍然会有接触现实的瞬间。《孽子》里写男主人公护送母亲的骨灰回家，站在阴暗潮湿的客厅，看见父亲的靠椅，“我突然感觉到窒息的压迫，而兴起一阵逃离的念头。我要避开父亲，因为我不敢正视他那张痛苦不堪灰白苍老的面容。”

“《孽子》中的父亲傅崇山有白崇禧先生的影子么？小说中的角色也曾经是国民党高官。”我问。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白先勇先生仰头笑道。

白先勇在五十五岁的时候坦诚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说在父亲生前，他们并没有谈过这个话题，但他相信父亲如果知道，也会接受，因为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让孩子幸福。

白先勇遇到自己一生的爱人王国祥是在1954年，十七岁的白先勇和王国祥同时匆匆赶到建中去上暑假补习班，预备考大学，那天恰巧两人都迟到，一同抢着上楼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这样开始结识，来往相交。

“异性恋要找的是一个异己，一个异体，一个other；同性恋呢，往往找寻的是自体、自己，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这是同、异性恋基本的不同。”白先勇说。白先勇和王国祥的合照里，漂亮人儿，青春阳光，笑容如出一辙。

十七岁其实并不寂寞吧。白先勇后来在纽约所写的小说《Tea For Two》中，写两个男孩在初三参加童子军夏令营时相爱，爬出帐篷连跑带跳到湖边，在草地上脱得精光——“整个湖都在翻腾”。小说中两人相守了四十年，最后一起赴死。

1962年，白先勇的母亲去世，他按照回教仪式走了四十天的坟之后，第四十一天出国赴美，那天父亲也来送行。白崇禧将军戴着厚的毛线帽，面目哀伤悲葸，和日常会在街头巷尾遇到的老头别无二致，已经看不出曾经的叱咤风云。送别的时候，白先勇第一次见到父亲哭泣。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白先勇去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旅居美国，在大学任教，后来迁入圣巴巴拉的“隐谷”，在隐蔽清幽之处一住就是二十年。而王国祥去美国攻读理论物理，两人在住所园中种上各种草木，憧憬着金色前景。

1989年，王国祥的“再生不良性贫血”复发，在三年的时间里，白先勇到处打听治病的信息，去上海、去石家庄、去北京、去杭州，求助于中医、西医、偏方、气功，他说：“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于我重于一切。”

1992年，白先勇尽所有力量，仍眼见挚友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直至死去。白先勇在《树犹如此》中写道：“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于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

近几年的采访中，白先勇不断被问起这段感情，他只是温和笑道：“我的朋友已经死去了，我就不再在公开场合谈论他了，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

只有在小说中，他曾这样描述过失去伴侣的痛苦：“头一年，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我像一个患了失忆症的病人，脑中记忆库里的过去记录，突然崩裂掉，我与亲友完全断绝了音讯。”

王国祥死后，从未听说白先勇身边出现过新的伴侣，他的园子里三棵遮天蔽日的意大利柏树死了一棵，剩下两棵露出愣愣的缺口和空白。

“也许天长地久可以做如是解：你一生中只有那么一刻，你全心投入去爱过一个人，那一刻就是永恒。你一生中如果有那么一段路，有一个人与你互相扶持，共御风雨，那么，那一段也就胜过终生了。”白先勇说。

白先勇在美国写作的生活是寂静和清闲的，他教书的时候，系主任知道他早上爬不起来，所有的课都安排在下午。车子开到学校，停好车，关了车门，进教室，总共十三分钟，算得准准的，轻松得很。

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网看报纸，然后用email回朋友的信，写作倒是从来不用电脑。他不但用手写稿，还一定要用孔雀牌的稿纸，而且一定要六百字一张的，笔则一定要用pilot牌黑色墨水笔，换了稿纸或是笔，就完全不会写了。担心断炊，他在家里储存了六十多支pilot牌黑色墨水笔，以及一大箱的孔雀牌稿纸。写作是在深夜，灌上一大杯浓茶之后开始写。

回国倒是热闹，也奔波。这两年都是为了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推广。

汤显祖当年刚写完《牡丹亭》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女读者疯狂爱着汤显祖，甚至要将自己奉献给他。据说一位扬州女子对此剧极为着迷，以至于白天黑夜地读它，并要求死后与它葬在一起；一个未能与爱人结婚的杭州女演员，极为强烈地认同杜丽娘，死于戏剧高潮时的舞台上。

这种狂热近乎魇，白先勇也像着了魔魇，一提到《牡丹亭》便从困乏中顿时苏醒，两眼放光，叙述着其中的片段，那些奇妙的唱腔和水袖，他最常说的话是：“美得不得了。”话毕还不断在听众中寻找着认同：“美不美？美不美？”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这是《牡丹亭》中有名的句子。白先勇在爱人王国祥死后托情于《牡丹亭》，或许也是从这种生死情梦中找到慰藉。

《牡丹亭》的奇，不在于杜丽娘，反在于柳生。天下情痴女子如丽娘者不乏，而像柳生这样把丽娘置于心中叫之拜之，开棺负尸而不骇，吃尽痛棒而不悔的人，才是真正传奇的谱写者。

最让白先勇得意的，是他成功地把昆曲《牡丹亭》推向了国际，在欧洲和美国的巡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剧评标题是《性感女鬼回头仍是处女身》，美国剧评家斯蒂芬·韦恩说：“长达九个小时的《牡丹亭》竟然只觉一晃而逝。两百多套服饰，从金光灿烂，到密锦刺绣，本身就构成了叙事性的奇观。”

反观国内，有如痴如醉者，也有冷眼旁观者。京剧演员裴艳玲曾公开说过：“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是左道旁门，入不得！演两三百场怎么了？能说明什么问题？什么也没有！你说他这个好，如果你家有人学戏，你愿意用他这个版本开蒙，还是愿意用梅兰芳的开蒙？道理很简单嘛。”

白先勇似乎并不怎么气馁，因为不被他宣扬的美所陶醉的大有人在。1989年，谢晋导演要把白先勇的《谪仙记》改编成为电影《最后的贵族》。白先勇找来蔡康永改剧本，白先生开始讲青梅竹马小伶人的故事，说到他们扮演《长生殿》的场面，站起来演给蔡康永看。

唱了两句，蔡康永没反应，白先勇停下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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