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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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现在考高中考大学的，乐器都有加分的，一加加几十分；就算孩子实在不是读书的料，也有一条后路，可以去读艺校，出来接着教学生。”

　　从修养情操到经济仕途，未来二十年都让这位女士规划完毕了。我五岁，

　　正是热爱翻跟头和玩泥巴的年纪，那个彬彬有礼的大提琴男孩让我妈妈心生向往。

　　隔了几天我就被妈妈带着去见了李老师。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像圆润版本的赵明明。我上小学那年电视剧《过把瘾》红遍大江南北，李老师就有一头江珊那样浓密的及肩卷发，她问我会不会唱歌。

　　这都是来的路上我妈嘱咐过的。我点头，开始唱《小燕子》，唱到一半忘词了，连忙说，

　　我再唱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吧。李老师说不用了，我就急了，央求她，让我唱吧。

　　我怕她不收我做学生。

　　其实唱第一句她就可以判断出孩子是否五音不全、节奏感如何，但她还是让我重唱了，笑吟吟地听着。

　　我在她的房间里看到了漂亮的大提琴。人类对于美的感情是共通的，它来自三四百年前的欧洲，但我觉得它美，美得无法形容，比我平时围在身上的纱巾拿在手里的木剑都要美得多。

　　回去的公交车上我很兴奋。那是个冬天，90年代初的公交车只有一层薄薄的铁皮，门都关不严。我们坐在最后一排，我呼着白气讲个不停，模仿李老师的样子对着空气“拉琴”，没有理解我妈妈纠结的神情。

　　依稀记得她和介绍人不好意思地笑，自言自语，学艺术可真贵啊。她和我爸爸商量学费，犯愁买“儿童用琴”的费用，惊讶于琴弓居然是

　　要单独购买的，暗自揣测老师们会不会在做琴行中间人时借机收回扣……最后还是一咬牙说，难得荟荟喜欢，为了孩子，学！

　　但我真的只是觉得它美，想让我妈弄一把给我玩过家家用。

　　很多年以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认识了一个学习大提琴的少女，当然，她比我优秀得多。聊起共同的学琴经历，女孩坚定地说：“大提琴是我的生命。”

　　真好啊，我想。大提琴差点要了我的命。

　　没有想到练琴是这么

　　苦的事。

　　四根琴弦细细的，早期却足以让小孩子的指肚统统肿起来，更不用提后来学习拇指把位，大拇指侧面一个血泡接一个血泡，直到生磨出厚厚的茧。经过很久的练习才能稳定地运弓，不再发出锯木头般的噪音，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右臂就有结实的肱二头肌了，到今天还保持着清晰的线条。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夏天更遭罪一些，因为家里没有空调，琴身把位上被汗水浇得滑滑的，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人的手指头都可以出汗。因为衣服穿得薄，琴身后侧的圆弧就卡在胸口的位置，我连那里都磨出了一个狭长月牙形的茧，直到高中才渐渐淡褪。

　　还有一些习惯一直跟随着我。比如指甲长度从不超过指肚的最上沿，因为会敲在指板上。

　　但最苦的不是这些，是枯燥。

　　当初李老师拉琴的姿态，或者说是她本人的气质与相貌和提琴发生的化学作用蛊惑了我，但我很快发现，抱着琴的我自己只是一个木匠。新鲜感退潮，我只想扔下它，继续去和小伙伴和泥巴，而不是坐在那里心算，音阶第一遍，音阶第二遍……音阶倒数第五遍……

　　决定让我学琴的是我妈妈，但每周接送我去上课，平日在家看着我练习的，是我爸。我恨他仅次于琴。

　　上小学后，我们俩每天放学都会重复一段让人发疯的对话。“留作业了吗？”

　　“留了。”

　　“多吗？”“不

　　多。”——“正好赶紧写完去练琴。”

　　“多。”——“那也得练琴！”累不累啊！您都多余问啊！

　　当然也有愉快的时光。暑假我八点钟起床，吃完早饭就开始练琴，中午十二点休息，吃个午饭，

　　我爸会带我步行去家附近的租书屋——这个时候他是好爸爸。我还了前一天的漫画，然后挑选一本新的带回家，继续练琴直到五点钟，太阳还没落下，我们会去江边的斯大林公园，那里有个简陋的游乐场，我很喜欢他们家的蹦床，会把白袜子蹦黑才肯下来。刚好日落，残阳斜斜地依偎着江对面的太阳岛，最后融化在黑色的林海中。

　　晚上外婆家里的人都回来了，不方便练琴，我可以在小房间尽情看漫画。大家还都只知道机器猫（哆啦A梦）的时候，我已经看完了藤子不二雄

　　的《叮当猫》和《宇宙猫》全系列，后来又读完了超长的《阿拉蕾》与《七龙珠》，为孙悟空没有娶阿拉蕾而难过。

　　《哆啦A梦》所有的超长篇我都看完了，合上《大雄与日本诞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热爱的是画画，我从小就喜欢画画，爱用连环画讲故事，我为什么没有去学画画？！

　　我语无伦次地跟我妈剖白内心，我妈说，你以前也喜欢大提琴，你想一出是一出，你可给我拉倒吧。

　　当然她也安抚我说，画画什么时候都能学，十五六岁都可以，练琴必须从小

　　时候开始，等你把大提琴学好了，我们就去学画画！

　　大骗子。

　　后来租书屋倒闭了。我又把大舅妈的父亲所出版的《血火八年》看完了，上下册分别有《现代汉语词典》那么厚，共计一百六十万字，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故事。

　　小学三年级，连这个题材我都啃得下去，还觉得开心，可见练琴究竟有多么恐怖。

　　我因为练琴的事挨过很多打。

　　第一次记忆尤深。拆迁后我们在顾乡租住过一段时间，爸妈白天都要工作，就把我自己扔在家里，嘱咐（恐吓）我好好练琴。他们一走，我就展开谱架，将琴谱翻到中间的某一页，摆好椅子，给琴弓上松香，煞有介事地拉两下——这样才会在琴码上面自然地散落松香，像是真的练习过似的。

　　然后，打开电视。我那时候每天雷打不动地在电视机前，准时收看——健美操。

　　一群笑容灿烂的美国人，带领观众跳健美操，每个人都带着浓浓的译制片口音。有一期还在搭建的甲板上跳，布景板是大海和蓝天中一动不动的海

　　鸥，中途一个只穿了运动内衣的女人扮作美人鱼跳过来，领操的男人夸张地说：“看啊！美人鱼都来和我们一起跳！观众朋友，你不加入我们吗？”

　　加入啊！当然加入！我跳得可起劲了。

　　因为跳得太起劲了，连我爸回来的脚步声都没听到，被当场抓包，揍得我灵魂

　　出窍。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每次李老师都说，这孩子好像没练琴。

　　这成了我的原罪，我爸妈再也不相信我。每次上课我都要把上一堂学过的曲子演奏给老师听，只要她说我练得不好，回家轻则挨骂重则挨揍。

　　我那时候对金钱没概念，是略大一些才想通的。每周六一堂课，一个小时，100元，一个月要400到500元，而1996年黑龙江省的职工人均月工资

　　是390块。我家里不富裕，而我在烧钱玩。

　　大学我读的是商学院，毕业后有朋友去了香港做trader，和我抱怨上班时候连口水都不敢喝，每一秒钟都是钱。

　　我说我懂。我五六岁就懂。我被打怕了。

　　坐113路到兆麟公园站下车，绕过公园，转入地段街，路过兆麟小学后门，再过两个路口，就到了哈尔滨歌剧院门口。

　　这是一段死亡之路。

　　其实哈尔滨歌剧院是一座很美的建筑，建于1959年，是独特的木质结构。走廊地面刷着暗红色的油漆，每个老师的办公室都十分宽敞，有一整面欧式风格的窗，木框刷着白漆，已经斑驳掉落，反而更有味道。每一层的举架都非常高，房间内的木地板都是质朴的原色，踩踏时会有笃笃的空响，伴随着

　　隔壁的女高音的花腔，有种逃脱了时空的美。地狱可能也就这么美吧。

　　有时候到得早，我会坐在旁边的暖气前烘手，看前一

　　个学生上课。她比我年长很多，嘴唇上方有一颗和83版《红楼梦》中晴雯一样小巧的痣，已经学了四年琴，却和我一起考二级。李老师纠正错误的时候会直接用铅笔抽打她的手，羞辱意义大于疼痛感，但女孩从不往心里去，倒是她的妈妈红了脸。课程一结束，她就开心地穿上貂皮大衣，跑去四楼和男高音聊天。

　　我曾经幼稚而好心地提醒她，她妈妈和李老师好像都不希望她去和那些扎辫子的男人聊天，女孩昂扬地一笑，说，你不知道，我认识的都是真正的艺术家。

　　等她走了，李老师会转向我，疑惑地问，手还没烤暖？

　　永远烤不暖。我的身体为了救我，自动学会了寒冰掌，这样当我拉错音的时候，可以把手放在李老师手心里，真挚地说，是真的冻僵了，真的。

　　但总体上，我还是一个懂事的小孩。我是李老师的几位好学生之一，她说我有天生的乐感，一点就透，又肯吃苦（其实是被揍的），细节处理细腻。唯一的遗憾是，我的小拇指略短，没有达到无名指第二节，先天条件不足。

　　她甚至为了鼓励我学下去，迟迟没有按常规给我涨学费。在我身量长足、可以购买正常的4/4成人用琴之后，托关系弄来了一把古朴的旧大提琴送给我。这把琴音色醇厚，颜色很美，直到现在还挂在我新家的墙上。

　　当我结束枯燥的锯木头之后，才

　　慢慢理解了学琴的美妙与虚荣。对美的部分一直是懵懂的直觉，而虚荣，才是我刻苦的动力。

　　小学一年级我可以练习最简单的小品了，比如《农夫之歌》。某天下午我突发奇想，一边拉琴一边给《农夫之歌》即兴填了词，大概就是啊丰收啊喜悦啊农田啊喜悦啊很喜悦啊之类的。一曲完毕，听见鼓掌声，我外公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房门口。

　　我连续两年考过了中国音协的五级和八级，进了儿少中心的民乐团。民乐是没有合适的低音弦乐器的，所以在一大片琵琶、阮、二胡中间，戳着我们几个大提琴和低音提琴。排练时间很长，却没什么难度，还可以借此逃脱练琴，简直绝妙。我因为个子太矮，成了乐团的吉祥物，拖着大大的琴去和他们一起演出《金蛇狂舞》《北京喜讯到边寨》。

　　每次去江边的排练场，我都可以在沿途买一个烤烧饼吃，焦脆金黄，两面刷着辣酱，撒上一层薄薄的芝麻和白糖，香辣中带着一丝丝甜，不卫生不健康，那么好吃。

　　我以为乐团全都是这么好玩的地方。

　　这种认识持续到小学五年级，我加入了中学生乐团——它的名字叫中学生乐团，小学生也是可以进的。

　　选拔很严格。这种严格一方面是出于乐团本身的水平和名气：每年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中学生乐团都是非常重要的演出嘉宾，我们统一穿着白

　　衬衫和黑裙子上台，俨然一片小艺术家。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乐团隶属的背景所能带给团员们的优厚待遇：全市最好的两所初中分别开设了艺术特长班，在择校竞争日益激烈的90年代末，这是一条闪着金光的捷径，初中生在乐团“服役”满三年，中考时可以加五分。

　　用家长们的话说，“五分能甩掉多少人呢！”

　　这些优厚的条件是乐团曾经招揽人才、走向兴盛的源头。兴盛过后，便成了隐患——为了择校和加分，什么样水平的学生都能找到门路加入，家长们各显神通。巅峰时刻，第一小提琴组至少挤了二十四个人，大提琴坐了八排，远超三管乐团的编制。

　　一次排练《轻骑兵序曲》，中间一段颇有难度的小提琴合奏总是乱套，指挥老爷爷抓到两个连弦都对不准却还拉得尽兴的第二小提琴手，气得摔了指挥棒。

　　乐团的负责人没有办法继续装聋，痛定思痛说，得考试。弦乐考的就是《轻骑兵序曲》的选段。

　　大提琴的首席是比我大四岁的姐姐，已经在这个乐团很多年，读的就是重点校的艺术班，再忍耐一年便可以拿中考加分资格了。我刚来不久，空降大提琴副首席，她看我从来没有顺眼过。

　　因为她琴拉得巨烂。这次考核让她如临大敌，通身无处发泄的怒火和焦虑，让她开始欺负我。

　　每个周日下午排练结束时，都是大厅最混乱的

　　时候，我们集体涌向仓库去归还公用琴。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缺心眼做的设计，一整面的架子，居然是小提琴摆在下排，大提琴摆在上排。

　　我发育晚，小学不长个，五年级的个子比琴也高不了多少。首席从背后拍拍我，说，你帮我们几个看一下琴，我们去个厕所就回来。

　　于是我乖乖地站在那里等，怀里一左一右各抱着一只，脚边还躺着三只。等了很久，看到窗外，她们几个背着包，笑嘻嘻地，手挽手走出了院子。她们都是一个班的同学。

　　大厅都走空了。我气得发抖，踩在椅子上，颤巍巍地将五把大提琴放回了架子。

　　考试的时候，首席从小房间脸色苍白地走出来，我目不斜视地走进去，演奏表现几乎是报复性地好。

　　我足足欣赏了两个星期首席的仓皇。其实我知道赢不了她的。结果公布，全场的座次，一个都没有变，大提琴还是挤了八排，第一小提琴还是二十四个人。

　　团长怎么可能把收过的礼都吐出来？我以为这个道理首席早就能够想通的。我俩之间的龃龉并没获得太多的关注，因为焦点永远都在第一小提琴身上。就算对交响乐再无知的观众也知道，小提琴坐第一排最外面那个人，演

　　出结束时是可以站起来和指挥拥抱的，全乐团再无别人有这个殊荣。

　　而第一小提琴的副首席比首席出色得多，这是被当众验证过的。副首席漂亮

　　地完成solo，首席只会嘿嘿一笑吐舌头。

　　她们之前都被团长表面的严肃唬住了，此刻劫后余生，高兴地在休息时宣布要请大家吃冰淇淋。我坐在原地喝酸奶，无悲无喜的状态让指挥误以为我还只是年纪小不懂事，但小提琴副首席也坐在原地，她擦眼镜，眼镜布却盖在眼睛上。

　　这种时候怎么能哭呢，我心想，硬憋也要憋住啊。大厅乱得像水开锅了。指挥坐在小台子上，看上去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有点窝囊的老头。

　　他突然对我们说，你们俩把那一段，重新拉一遍吧。我们合奏。他坐着给我们指挥。结束后，指挥拥抱了一下副首席的姑娘。她哭得更厉害了。

　　我那时候已经在学巴赫的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了。我曾经为了考级，苦练过很多奏鸣曲和协奏曲，技术上都比巴赫要难，但巴赫是第一次让我在练琴的时候想哭。

　　它是那么美，庄重、平衡、和谐。它不想被我们演奏。

　　我学了几年的琴，才终于发现音乐在虚荣、攀比、争气和烧钱之外，最单纯的美。

　　我学琴的动机注定了与它无缘。我爸妈和介绍人想要的是“好气质”和“有退路”，乐团的孩子们追求的是升学和加分，我们向古典乐要未来，向艺术要功名，向美要意义。

　　美是无意义的。

　　小学毕业前我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

　　李老师的另外两位高徒在初中的时候分别考入了两所

　　著名的音乐附中，脱产备考，背井离乡。

　　两位师兄师姐比我大很多，在民乐团带过我，放假回家时特意找我爸妈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准备好至少十几万，提前去拜考官为师，既是为了突击也是为了“意思意思”，不管你琴拉得多好，这道程序总归是要走的；爸妈要做好两地分居一两年的准备，总要有一个家长去全程陪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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