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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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克拉姆开始发作了。“不，索贝尔。不，不，不!这是什么？你想骗我吗？”
外面，芬尼滑稽地往后一缩，拍着一侧的脑袋，咯咯笑r，奥利里只好瞪着他直到他止住笑声。
我们听到索贝尔的声音，一两句含混的辩解，接着克拉姆又发作道：…人性本质之谜’——这是杂谈？这是琐议？你不能按照指示做？等等——芬尼！芬尼！”
芬尼迈着轻松的步伐小跑至门边，很高兴被召唤，我们听见他清楚、正当地回答了克拉姆的询问：是的，他已经告诉索贝尔专栏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是的，他已明确说明不能署名；是的，已经向索贝尔提供了丰富的闲谈资料。我们听到的索贝尔的话很模糊，语调简洁平淡。听到克拉姆粗声粗气的回答，即使我们听不清字句，我们也知道一切都完了。接着，他们出来了，芬尼面带愚蠢的笑容，你有时候在张口呆看街头事故的人群中看得到这种笑容，索贝尔面无表情，死了一般。
他从地上拾起帽子，从衣帽钩上取下大衣，穿戴好，走到我跟前。“再见，麦凯布，”他说。“保重。”
我跟他握手，觉得我自己脸上也浮现出芬尼式的傻笑，我还问了个愚蠢的问题。“你要走吗？”
他点点头。接着他与奥利里握手——“再见，孩子”——然后，犹豫着，不确定要不要跟其他同事握手。他勉强晃了晃食指，走到街上。
芬尼等不及要告诉我们里面发生的故事，他急切而小声地说：“那家伙疯了！他对克拉姆说，‘要么你接受这个专栏，要么我辞职’——就是那样说的。克拉姆只是看着他，说道，‘辞职？给我滚出去，你给炒掉了。’我的意思是，他还能说别的吗？”
转过身，我看到索贝尔的妻儿照片还贴在他桌上。我撕下来，拿着它跑到街上。“嘿，索贝尔！”我叫道。他走到一个街区外了，人影已很小，向地铁站走去。我开始追他，在结了冰的烂泥里，我差点摔断脖子。“嘿，索贝尔！”可他没听到。
回到办公室，我在布朗克斯区的电话簿上找到他的地址，把照片装进信封，丢进邮筒，我希望故事就此结束。
可那天下午，我给战前工作过的五金行业期刊的主编打了个电话，他说现在他那儿没有空缺，但不久后可能会有，如果索贝尔想顺道来看看的话，他愿意面试一下。这真是个愚蠢的主意：那里的薪水甚至比《劳工领袖》给的还低，而且，那个地方适合那些父亲想让他们学点五金业务的年轻人——索贝尔只要一张口，可能人家就根本不会考虑他。可这还是聊胜于无吧，所以那天晚上，我一出办公室，就找了个电话亭，再次查找起索贝尔家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可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尖细而虚弱的声音。它低沉而悦耳——这是我的第一个惊奇。
“是索贝尔太太吗？”我问，对着话筒傻笑。“利昂在家吗？”
她开始说，“等一下，”可是又改口说，“请问你是谁？我现在不想打扰他。”
我告诉她我的名字，试着解释五金业期刊这码事。
“我不明白．”她说。“这究竟是份什么报纸？”
“嗯，这是份行业期刊，”我说。“我想，不是很那什么，可是它——你知道，在它那类期刊中，多少还算好的。”
“我明白了，”她说。“你想让他去那里申请一份工作？是那样吗？”
“嗯，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愿意的话，当然，”我说。我开始出汗了。很难把索贝尔照片中那苍白病态的脸跟这个宁静、几乎优美的声音联系在一起。“我只是想他可以试一下，如此而已。”
“哦，”她说，“等一下，我问问他。”她放下电话，我听到他们在后面小声地谈话。开始他们的字句有点含糊，可后来我听到索贝尔说：“啊，我要跟他说——我只是谢谢他打电话过来。”我听到她的回答，绝对温柔的回答，“不，亲爱的，为什么你该谢谢他呢？他不配。”
“麦凯布还好了，”他说。
“不，他不是的，”她告诉他，“要不他该给你留点面子，不来打扰你。让我来吧。求求你，我来打发掉他。”
她回到电话旁，她说：“不，我丈夫说他对那种工作不感兴趣。”然后她客气地谢谢我，说再见，任凭我走出电话亭，心越来越虚，汗越来越多。
与陌生人共乐
整个那年夏天，即将在斯耐尔小姐班上念三年级的孩子们不断得到有关她的警告。“伙计，会有你好受的，”高年级的孩子们会这样说，还龇牙咧嘴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真的会有你好受的。克莱丽小姐不错。”（克莱丽小姐教三年级另外一班，那幸运的另一半）“——她很好，可是，伙计，那个斯耐尔——你最好当心点。”因此，九月开学前斯耐尔小姐班上就士气低落，开学头几周她也没做什么来改善一下。
斯耐尔小姐可能有六十岁了，又高又瘦，长着一张男人脸，不是从她的毛孔里，便是从她的衣服里，似乎总是散发出那种干千的铅笔屑、粉笔灰的味道，一股学校的味道。她要求严格，不苟言笑，对找出那些她不能容忍的事情乐此不疲：讲小活啦、瘫坐在椅子上啦、做白日梦啦、老是上洗手间啦，等等，而最最不能容忍的是，“上学竟没带齐文具。”她的小眼睛十分尖，如果有人鬼鬼祟祟地低声说话，或用于肘轻推旁边的人想借枝笔，几乎从来行不通。“那后面怎么啦？”她会发问。“我说的是你，约翰·杰拉德。”而约翰·杰拉德——或霍华德·怀特或不管碰巧是谁——在说小话的当中被抓，只能红着脸说：“没什么。”
“不要说小话。是不是铅笔？你上学又没带笔？站起来回答。”
接下来是关于上学要带好文具的长篇大论。犯错的人主动走上前去，从讲台上她的小小储藏中拿一枝笔，按要求说：“谢谢您，斯耐尔小姐。”接着要反复保证不会咬这枝笔，不会把笔芯折断，直到他说得够大声，全班都听得到。只有这样她的长篇大论才会结束。
如果忘带的是橡皮擦，那更糟糕，因为大家总是喜欢把铅笔头上的橡皮咬掉，橡皮擦总不够用。斯耐尔小姐在讲台上放了一块又大又旧，没有形状的橡皮擦，看上去她很为此骄傲。“这是我的橡皮擦，”她在课堂上说，边说边晃着手上的橡皮擦。“这块橡皮擦我用了五年，五年了。”（这一点也不难相信，因为那块橡皮擦看起来和挥舞着它的手一样老旧灰暗，磨损得厉害。）“我从不拿着它玩，因为它不是玩具。我从不咬它，因为它不好吃。我也从不会把它弄丢，因为我不蠢，也不粗心。我做功课需要这块橡皮擦，所以我一直好好收着它。现在，为什么你们不能也这样对待你们的橡皮擦呢？我不明白你们这个班怎么回事。我从没教过你们这样的班级，对文具又笨又粗心又孩子气！”
她似乎从不发脾气，可是她发发脾气还好，因为她那单调、干巴巴、毫无感情、哕里哕嗦的一通说教，能让全班人人情绪低落。当斯耐尔小姐把某人拎出来，特别尖锐地批评时，这种说教可是一种严酷的考验。她会走上前，直逼到离受害者的脸一英尺不到的地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对方，一眨不眨，布满细纹、灰色的嘴唇缓缓地宣告他的罪状，冷酷而刻意，直数落到天黑。她似乎没有偏爱的学生；有一次她甚至把爱丽丝·约翰逊叫起来。爱丽丝。约翰逊的文具从来准备充分，她什么都做得出色。那次爱丽丝在全班朗读时说小话，斯耐尔小姐暗示几次后，她还在说。斯耐尔小姐走过去，把她的书拿开，数落了好几分钟。爱丽丝一开始吓呆了；接着两眼噙着泪水，嘴巴可怕地咧着，最后当着全班的面，羞愧难当地嚎啕大哭起来。
在斯耐尔小姐的课堂上哭泣不稀奇，即使是男孩子也一样。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总是在这种场景——教室里唯一的声音便是某个同学低低的哽咽啜泣，其余同学痛苦而窘迫，目不斜视——的间歇中，从隔壁克莱丽夫人班上飘过来一阵阵笑声。
然而，他们没法憎恶斯耐尔小姐，因为孩子们心中的大坏蛋必须一无是处，而不可否认，斯耐尔小姐有时候也会用她笨拙的方法，试探着表达她的好意。“我们学习生词就像交新朋友，”有一次她说。“我们大家都喜欢交朋友，是不是？现在，比如说，今年开学时，对我而言，你们都是陌生人，但我很想知道你们的名字，记住你们的脸，我为此努力。开始容易混淆，但是没多久，我就与你们所有人都交上了朋友。接下来我们会一起度过一些美好时光——噢，也许是圣诞节时的小派对，或这之类的什么东西——而如果我没有做这种努力，我会很难过，因为你们很难与陌生人一起玩得开心，是不是？”她朝他们朴实而害羞地一笑。“学习生词也是这样。”
她说这样的话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让人难为情，可这的确让孩子们对她产生了某种模糊的责任感，当其他班上的孩子们想知道她真的有多糟糕时，她这样的话也促使他们忠诚地保持沉默。“呃，不太坏，”他们会不自在地说，想换个话题。
约翰·杰拉德和霍华德·怀特放学后通常一起走回家。克莱丽夫人班上的两个孩子——跟他们住同一条街的弗雷迪·泰勒和他的孪生妹妹格蕾丝总是跟他们一起，虽然他们很想甩开他俩，但很少能做得到。约翰和霍华德在双胞胎跑出人群，追上他们之前，总是远远地跑到操场那头去了。“嘿，等等！”弗雷迪会大叫。“等等！”没多久，双胞胎就跟在他们身边走了，唧唧喳喳，一模一样的格子帆布书包晃荡着。
“猜猜我们下个星期做什么，”一个下午，弗雷迪尖声说。“我是说我们全班。猜一猜。来吧，猜猜吧。”
有一次，约翰-杰拉德对两个双胞胎明说了，说了很多，说他不喜欢跟女孩一起走路回家，现在他几乎想说一个女孩就够糟了，而两个他已无法忍受。他意味深长地瞟了一眼霍华德·怀特，他们俩一路沉默地走着，决定对弗雷迪坚持不懈的“猜猜”不作回应。
但弗雷迪不会为一个答案等太久。“我们要去郊游，”他说，“去上交通课。我们准备去哈蒙。你们知道哈蒙吗？”
“当然，”霍华德·怀特说。“一个小镇。”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知道他们在那儿做什么吗？他们做的是，在那里把所有开进纽约的火车从蒸汽式车头换成电力车头。克莱丽夫人说我们准备去观看他们换车头什么的。”
“实际上我们会出去一整天，”格蕾丝说。
“那又有什么了不起？”霍华德·怀特问。“只要我愿意，我想哪天去那儿就哪天去，骑我的自行车去。”这话有点言过其实——他不允许骑车超出直径二个街区的范围——不过听上去不错，特别是他还加上一句，“我用不着克莱丽夫人带我去，”说到“克莱丽”几个字时，他还故意拿腔拿调，女里女气地说。
“上学的时候？”格蕾丝问。“你能在上学的时候去吗？”
霍华德心虚地咕哝着：“当然，只要我愿意，”但双胞胎显然切中要害。
“克莱丽夫人说我们会有很多次郊游，”弗雷迪说。“接下来，我们还会去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在纽约，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真糟糕，你们没在克莱丽夫人的班上。”
“别烦我了，”约翰·杰拉德说。接着，他直接引用他爸爸的话，再合适不过：“再说，我们上学可不是去鬼混的，我是去学校学习的。快点儿，霍华德。”
一两天后，传来消息，原来两个班计划一起去郊游；只不过斯耐尔小姐忘了告诉她的学生。当她告诉他们这事时，心情颇好。“我觉得这次郊游将特别有意义，”她说，“因为它会很有教育意义，同时这对我们大家来说又是一次游玩。”那天下午约翰·杰拉德和霍华德·怀特装作漫不经心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双胞胎，其实心里偷偷地乐着。
但胜利总是太短暂，郊游这事更凸显出两个老师的区别。克莱丽夫人做每件事都充满热情，让人愉快；她年轻，自然优雅，是斯耐尔小姐班上学生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一辆巨大的机车闲置在轨道岔线上，是她安排孩子们爬上去，观察它的驾驶室，是她找到公共厕所在哪里。关于火车最无聊乏味的事情，在她的讲解下也变得生动有趣；凶神恶煞的火车司机、扳道工，只要她长发飘飘，两手插在风衣口袋里，充满自信地笑着朝他们走去，他们就变成了快活的东道主。
整个郊游中，斯耐尔小姐落在后面，不惹人注意。她瘦弱、愁眉不展，背对着风缩起肩，眯缝着眼四处扫视，提防着有人掉队。她一度让克莱丽夫人等着，把自己班的学生叫到一边，宣布说如果他们学不会待在一起，以后便不再会有什么郊游。她把一切都搞砸了。到最后郊游结束时，全班为她羞愧不已，痛苦不堪。那天她有无数机会好好表现自己，而现在她的失败既让人可怜，又让人失望。这才最糟糕：她很可怜——他们甚至不想朝她望，不想看她暗淡粗笨的黑色大衣、她的帽子。他们只想马上把她塞进汽车，送回学校，不要再看见她。
秋天的几个大节日让学校进入了一个特别季节。首先是万圣节，为了这个节日，好几堂美术课都用来画南瓜灯和弓腰黑猫的彩笔画。感恩节影响更大：有一两周孩子们画火鸡，画丰饶之角，画身穿褐色衣服的清教徒们头戴系扣高帽、手持喇叭状枪筒的火枪；音乐课上，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我们在一起》和《美丽的美国》。感恩节才刚过去，圣诞节的漫长准备开始了：到处是红绿两色，为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大游行排练圣诞节颂歌。学校礼堂内花环彩饰一天比一天多，圣诞节的装饰也越来越多。最后，放假前的最后一周到了。
“你们班上会有派对吗？”一天弗雷迪·泰勒问道。
“当然，很可能，”约翰·杰拉德说，虽然，实际上他没一点把握。除了好几周之前斯耐尔小姐模糊地提及过一次外，对圣诞派对她再没说什么，一点暗示也没有。
“斯耐尔小姐跟你们说过，你们会有一个派对，或什么的吗？”格蕾丝问。
“嗯，她没有真的告诉我们，”约翰·杰拉德含糊地说。霍华德·怀特走在旁边，踢踏着鞋子，一声不吭。
“克莱丽夫人也没告诉我们，”格蕾丝说，“因为应该有个惊喜，可我们知道我们会有个派对。一些去年她曾教过的学生们说的。他们说她总是在最后这天开派对，会有棵圣诞树，其他东西也全都有，小礼物，吃的东西。你们会有这些吗？”
“噢，我不知道，”约翰·杰拉德说。“当然，可能吧。”但是，当双胞胎走后，他有点担忧。“嘿，霍华德，”他说，“你觉得她会不会开个派对什么的？”
“我可不知道，”霍华德说着还小心翼翼地耸了耸肩。“我什么也没说。”但他也为此不安，全班同学都这样。假期越来越近了，特别是圣诞节游行过后，上学的日子突然没有几天了，可是看起来，斯耐尔小姐会开派对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管是何种派对都不可能了。这种想法啃啮着他们的心。
上学的最后那天下着雨。上午就那样过去了，跟平时没有不同。吃过午饭后，像任何一个下雨天一样，走廊上闹哄哄的，挤满了身穿雨衣、橡胶套鞋的孩子们，他们四处乱跑，等着下午上课。三年级教室周围的气氛特别紧张，因为克莱丽夫人把她的教室门给锁上了。这消息在学生中间一下子传开来，说她一个人在教室里为派对做准备，上课铃一响派对就会开始，并且会开整个下午。“我偷看了，”格蕾丝·泰勒上气不接下气地逢人就说。“她拿了一棵缀满蓝灯的小树，她重新布置了教室，所有桌子都挪开了，应有尽有…”
他们班上有些同学紧跟在格蕾丝后面问问题——“你看到了什么？…‘全是蓝灯吗？”——还有些人在门口推搡着，挤作一团，想从钥匙孔里看一下。
斯耐尔小姐班上的学生不自在地挤靠在走廊墙边，大部分学生手插在衣服口袋里，沉默不语。他们的教室门也是关着的，但没人想看看是不是给锁上了，因为害怕门滑开会一眼看到斯耐尔小姐坐在桌边改试卷。相反，他们注意着克莱丽夫人班上的门，最后门打开时，他们看到那班学生涌进去。女生们齐声大叫：“噢！”他们一下全消失在里面了，即使从斯耐尔小姐班学生们站着的地方也看得到他们的教室换了样子。那里有棵缀满蓝灯的小树——实际上，整个教室都蓝莹莹的——地板也清空了。他们只能看到教室中间的一张桌子角，堆满一碟碟亮闪闪的糖果和蛋糕。克莱丽夫人站在门口欢迎大家，红扑扑的脸上喜气洋洋，美丽动人。她朝斯耐尔小姐班上伸长脖子的学生们和蔼、不安地笑笑，然后再次关上门。
紧接着斯耐尔小姐也把门打开了，首先，他们发现教室一点没变。桌子还在原地，准备上课；他们自己上课时画的圣诞画仍贴在墙上，脏兮兮的红色纸板剪成的“圣诞快乐”的字母卡片挂在黑板上方已经一星期了，除此之外再没别的装饰。但他们看到斯耐尔小姐桌上整齐地码着一堆红白包裹时，立即释然了。斯耐尔小姐面无表情地站在教室前面，等大家坐好。大家本能地都没有停下来盯着那堆礼物看，也不发表任何评论。斯耐尔小姐的态度清楚地表明：派对还没开始。
先是拼写，她命令大家准备好铅笔和纸。教室里一片安静，她一字一句地报听写，声音清晰，在这间歇中，克莱丽夫人教室里的吵闹声听得一清二楚——一阵阵笑声和惊喜的欢呼声。但那堆小礼物让一切还过得去；孩子们只要看看它们就知道，毕竟，没什么难为情的。斯耐尔小姐做了他们盼望的事。
礼物全包得一样，白色包装纸，红色缎带；有少数几个的形状，约翰·杰拉德目测，像是折叠刀。可能给男孩子的礼物是折叠刀，给女孩子的礼物是袖珍手电筒。不过，由于折叠刀太贵了，礼物很有可能只是折扣店里的某样东西，善意但全无用处，比如单个的铅兵送给男生们，迷你小娃娃给女生们。即便如此也够好了——坚硬而明亮的东西证明她毕竟还有点人情味，可以随意地从口袋里掏出来，给泰勒双胞胎看。（“嗯，是的，确实没有派对，但她送给我们大家这些小礼物。看。”）
“约翰·杰拉德，”斯耐尔小姐说，“如果你只盯着我桌上的…东西，我看还是把它们摆到看不见的地方去比较好。”全班同学都咯咯笑了，她也笑了。只是略微羞涩的一笑罢了，在她回到拼写簿前就迅速收住了。可这也足够消除紧张气氛。在收拼写试卷时，霍华德，怀特凑近约翰·杰拉德，小声说：“领带夹，打赌，男生是领带夹，女生是什么小首饰。”
“嘘——，”约翰对他说，但他自己也加上一句：“领带夹不会那么厚。”接着该是本堂课的下个内容了；人人都盼着斯耐尔小姐收好试卷后就开始派对。可是她叫大家安静下来，继续上交通课。
下午慢慢地过去。每次斯耐尔小姐看钟的时候，他们都盼着她说：“噢，我的天啊——我差点忘了。”可她没有。两点多，离放学不到一个小时了。斯耐尔小姐给敲门声打断了。“怎么了？”她生气地说。“有什么事？”
小格蕾丝·泰勒走进来，手里拿着半个杯形蛋糕，另一半在她嘴里。她发现这里还在上课，显得相当吃惊——后退了一步，空着的那只手放在嘴唇上。
“什么事？”斯耐尔小姐问道。“你想要什么？”
“克莱丽夫人想问问——”
“你一定要边吃东西边说话吗？”
格蕾丝咽下那口蛋糕，她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克莱丽夫人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多余的纸碟？”
“我没有纸碟，”斯耐尔小姐说。“你能不能好心通知一下克莱丽夫人我们正在上课呢？”
“好的，”格蕾丝又咬了一口蛋糕，转身要走。她看到那堆礼物，停下来看看它们，明显不为所动。
“你耽误大家上课了，”斯耐尔小姐说。于是格蕾丝往外走，在门口时，她狡黠地瞟了一眼全班同学，满嘴含着蛋糕屑，小声地咯咯笑着，飞快溜了出去。分针爬到了二点三十分，接着又爬过它，一点一点挪到二点四十五分。最后，离三点差五分时，斯耐尔小姐放下她的书。“好吧，”她说，“我想现在我们可以把书都收好。今天是放假前的最后一天，我为你们准备了一点——小惊喜。”她又笑了。“好，我想你们大家最好在座位上别动，我把礼物传过来。爱丽丝‘约翰逊，你能过来帮帮我吗？其余的人待在座位上。”爱丽丝走上前来，斯耐尔小姐把礼物分成两堆，用两张画纸当盘子装着。爱丽丝端一盘，小心翼翼抱在怀里，斯耐尔小姐拿着另一盘。她俩开始绕着教室分发之前，斯耐尔小姐说：“好，我希望你们坐在位置上等着发礼物，然后我们一起打开包装纸，这样最有礼貌。好了，爱丽丝。”
她们开始沿着走道走，一边读着标签，一边发着礼物。标签是大家熟悉的伍尔沃斯店注里的那种，上面画着圣诞老人，印着“圣诞快乐”。斯耐尔小姐用她整洁的板书字体全填写好了。约翰·杰拉德的是这样写的：“斯耐尔小姐送给约翰．G。”他拿起它，就在他摸到包装的那一刹，无比震惊，他清楚地知道里面包的是什么了。等斯耐尔小姐回到讲台上说“好了”的时候，已没什么惊喜了。
他撕开包装纸，把礼物放在课桌上。是一块橡皮，十美分一块、很耐用的那种，一半是白色，用来擦铅笔字；一半是灰色，用来擦钢笔字。他用眼角余光看到坐在他身旁的霍华德·怀特，打开的包装纸下是一模一样的一块橡皮，再偷偷摸摸看了一下全班，确信所有礼物都是一样的。没人知道该怎么做，因为看上去足足有一分钟整个教室里除了逐渐小下去的包装纸的窸窣声外，一点声音也没有。斯耐尔小姐站在教室前，十指紧扣，放在腰间，像是一条条干虫。她的脸融化在施予者才有的柔和而颤抖的笑容里。她看上去很无助。
终于有个女生说：“谢谢你，斯耐尔小姐。”于是，其余同学参差不齐地跟着说：“谢谢你，斯耐尔小姐。”
“各位同学，不用谢，”她让自己平静下来后说，“我祝你们节日愉快。”
老天有眼，此时下课铃响了，大家闹哄哄地涌向衣帽间，现在用不着再看着斯耐尔小姐了。她的声音从喧哗声中冒出来：“大家能不能在走之前把纸和带子扔进垃圾篓？”
约翰·杰拉德用力把橡胶雨靴拉起来，一把抓起雨衣，胳膊肘左推右挡地出了衣帽间，离开教室，走下闹哄哄的走道。“嘿，霍华德，等等！”他冲霍华德·怀特叫道，最后他们俩一起离开学校，他们跑啊跑，在操场上的污水坑里溅起点点水花。斯耐尔小姐被抛在身后，每跑一步，她就给抛得远一点；如果他们跑得够快，他们甚至可以避开泰勒双胞胎，那就再也用不着想这个了。腿扑通在跳，雨衣热气腾腾，他们跑啊跑，逃避让他们亢奋不已。
布朗宁自动步枪手
直到约翰·费隆的名字上了警察罪状登记簿，见了报，人们才想起有这么个人。他是一家大保险公司里的职员，成日皱眉尽职工作，在文件柜之间笨拙地挪动他庞大的身躯。白衬衫袖口挽上去后，你能看到他一只手腕上紧卡着块金表，另一只手腕上却松松地戴着根军人身份识别腕带，这是以前那个更为勇敢，也更为随意的年代遗留下来的。费隆二十九岁，魁伟结实，褐色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色苍白，面容忧郁。除了迷惑时瞪大眼睛、威胁时眯缝起眼睛外，他的眼神都很和善；除了恶狠狠地说话时咬紧嘴唇外，他的嘴总孩子气地微张着。平时，他喜欢穿简洁的靓蓝色外套，肩膀平直，钮扣开得很下。他的鞋跟上镶了钢片，走在路上，沉重的步子发出清脆的声音。他住在皇后区的萨尼塞德，与一个名叫罗丝的姑娘结婚已十年。她瘦得皮包骨头，有窦性头痛，无法生孩子，靠着一分钟打八十七个字还不会少嚼一下口香糖的本事，挣的钱比他多。
从星期天到星期四，一周五个晚上，费隆两口子都坐在家里玩牌或看电视，有时候她会让他去买点三明治或土豆沙拉当宵夜，再上床睡觉。星期五，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晚上电视里通常有拳击比赛，这个晚上他会在离皇后大街不远的小岛酒吧跟伙伴们呆在一起。那里的人们成为朋友更多是出于习惯，而非彼此的选择。头半个小时里，他们不自然地四处站着，彼此说着粗话，嘲笑每一个新进来的人（“噢，天啊，看看谁来了！”）。可是到拳击赛结束时，他们通常开了很多玩笑，酒喝得兴高采烈，周五晚上通常在半夜两三点时的歌唱声与摇摇晃晃中结束。周六，费隆会睡一个上午的懒觉，下午帮着做点家务，其余时间就是陪妻子消遣了：他们会在附近的电影院里看场电影，看完后去冰淇淋店里小坐，一般十二点前他们就已上了床。周日懒洋洋地在起居室里翻一通乱七八糟的报纸，接着他的下一周又开始了。
那个特别的星期五，如果不是妻子坚持要打破他的常规，也许根本什么都不会发生：那天晚上是格利高里·派克电影上映的最后一晚，她说她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他一生中偶尔一次不看职业拳击赛有什么不可以。星期五的早上她跟他这样说了，这是那天所有不对劲的事当中的第一件。
吃中饭时——发薪日的中午，他总是跟办公室里的三名同事一起，在市中心一家德国小酒馆里吃中饭——其他人都在谈论拳击赛，费隆很少插嘴说话。杰克·科佩克，对拳击一窍不通（他说上周的比赛是“一场棒极了的比赛”，而实际上，整场比赛中，十五个回合双方都只是扭住对手，懦夫般地防守，最后的判定得分也可笑得紧），他啰哩啰嗦地对在座的人说他看过的最好的全回合较量还是在海军部队里。接着全桌的人开始谈起海军来，而费隆在座位上无聊地扭着身子。
“那时我啊，”科佩克说着用修剪得很好的大拇指戳着胸脯，结束第三个长故事，“我第一天上新船，除了穿着定制的海军蓝军装，站在那里接受检查外，什么事也没做。害怕吗？天啊，我抖得像片树叶。老兵们走来走去，看着我，说：‘你以为你在哪，水手？你以为这是化妆舞会吗7"’
“说到检查，”迈克·博伊尔说，睁大他那小丑般的圆眼。“我跟你们说，我们有个指挥官，他会戴上他的白手套，手指在舱壁上拂过，兄弟，如果手套上有点灰尘，你就死定了。”
接着他们开始伤感起来。“啊，那真是段美好生活，海军，”科佩克说。“干净的生活。当海军最好的地方在于，你是某个人，懂我的意思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立的工作要做。我意思是，见鬼，在陆军里你们所有人做的只是晃来晃去，跟其他所有人一样，看着傻得要命。”
“大哥，”小乔治·沃什边说边往德国蒜肠上抹芥末，“你说得没错。我在陆军里呆了四年，相信我，你说得没错。”
此时约翰·费隆的忍耐实在到了尽头。“是吗？”他说。“那是什么陆军部队？”
“什么部队？”沃什说，眨巴着眼。“哦，我在军械部队呆了一段时间，在弗吉尼亚，后来我去了得克萨斯，还有佐治亚——你什么意思，什么部队？”
费隆的眼睛眯起来，撇着嘴。“你应该试试步兵部队的装备，老弟，”他说。
“哦，好吧，”沃什顺从地说，似笑非笑。
可是科佩克和博伊尔不服气，朝他咧嘴笑道，
“步兵？”博伊尔说。“他们有什么——步兵专家？”
“你们当然可以说他们是专家，”费隆说。“步枪连里每个狗娘养的都是专家，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我跟你说一件事，老弟——他们才不担心没有丝质手套，没有量身定做的服装，对此你可用性命打赌。”
“等一等，”科佩克说。“我想知道一件事，约翰。你的特长是什么？”
“我是个布朗宁自动步枪手，”费隆说。
“那是什么？”
费隆第一次意识到这些年来办公室里的人员变化有多大。以前，回到四九年或五〇年，跟过去那帮人在一起时，如果有谁不知道布朗宁自动步枪，肯定会赶紧闭嘴。
“布朗宁自动步枪，”费隆把叉子放下，说，“就是B．A．R。口径3.0，弹匣可拆卸，全自动射击，是十二人的步枪班的主要火力。这答案你们满意吗？”
“你的意思是？”博伊尔问。‘！像冲锋枪一样？”
费隆只好再解释，仿佛在跟孩子们或姑娘们谈话，说它与冲锋枪截然两样，它的战术功用完全不同；最后他只好拿出自动铅笔，凭着记忆和热爱，在装薪水的信封背面画了枪的轮廓。
“那好，”科佩克说，“跟我说说，约翰。用这把枪射击你得知道什么？你得接受特别训练，或什么的吗？”
费隆愤怒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把铅笔和信封塞回外套里。“找个时候试试吧，”他说。“试一下，背着布朗宁自动步枪和弹药带，空肚子走二十里路，接着卧倒在沼泽地里，水漫过你的屁股，你被机枪、迫击炮压在地上抬不起头来，可是这时候班长冲你吼，‘把布朗宁自动步枪给我架起来！’你得掩护整个排或整个连的人马撤退。找个时候试试吧，老弟——你就知道你得会什么了。”他喝了一大口啤酒，呛得直咳嗽，喷到满是斑点的大手上。
“放松点，放松点，”博伊尔笑着说。“别太拼命了，伙计。”
可费隆只擦擦嘴，怒冲冲地看着他们，喘着粗气。
“好吧，你是英雄，”科佩克轻蔑地说。“你是战士。那告诉我一件事，约翰。你自己在战斗中有没有开过这枪？”
“你以为呢？”费隆薄薄的嘴唇没动，吐出这句话。
“多少次？”
事实上，费隆是他们班十九个人中最强壮、最有能力的一名士兵，好多次被班上其他人封为“最佳布朗宁自动步枪手”。战争结束前两个月，他扛着他的枪，用起了水泡的脚走过无数里的道路、田野和森林，在炮火和迫击炮的密集火力网下抱着它躺倒，把它戳进刚刚被俘的德军战俘的胸膛里；可是他只用它开过两次火，还是冲着模糊地带而非冲着人，而且两次都什么也没打到，第二次还被小训了一顿，说是浪费弹药。
“多少次关你他妈的屁事！”他说，其他人则低头看着自己的碟子，脸上的笑藏不住。他气冲冲地瞪着眼，挑衅地看着他们，看谁敢取笑他，可最糟的是，他们谁也没再说什么。他们OL默地吃东西、喝啤酒，过了一会儿，他们换了个话题。
费隆一下午都没有笑容，直到在家附近的超市里遇到妻子进行他们的周末采购时，他还闷闷不乐。她看起来很累，当她的头痛毛病要更厉害时，她总是这样子。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推着购物车跟在她身后，扭过头盯着商场里别的年轻女人扭来扭去的屁股和丰满的胸部。
“哇！”她叫道，扔下乐兹饼干，痛苦地揉着脚后跟。“你推着那东西，不能看着点它往哪走吗？你最好还是让我来推。”
“你不该突然停下来，”他对她说。“我不知道你会突然站住。”
那之后，为了保证车子不再会撞着她，他只好全副注意力放在她窄窄的身子和火柴棍一样的细腿上。从侧面看，罗丝-费隆似乎总是朝前略倾着身子；走路时，她的屁股漂浮着，不雅地与身体分离，仿佛成了她身后的一个独立部分。几年前，医生解释过她的不育症，原因是她的子宫倾斜，并告诉她可以通过一个锻炼课程来纠正；她兴趣不大地做了一段时间的练习，不久就放弃了。费隆可能记不得她古怪的姿势究竟是她子宫倾斜的原因还是其结果，可他确信无疑，就像她的窦性头痛病一样，自打他们结婚这些年来，这毛病越来越严重了；他可以发誓，他们刚认识那会，她是站得直的。
“你想要脆米还是波斯塔吐司注，约翰？”她问他。
“脆米。”
“哦，可是我们上周才吃过。难道你没吃腻？”
“那好，另外那种。”
“你嘟囔些什么？我听不清你说什么。”
“我说，波斯塔吐司！”
往家走时，他两手拎着满满的食品，比平时喘得厉害。“怎么回事？”当他停下来换手时，她问。
“我想我身体不行了，”他说。“我该出去打打手球。”
“噢，老实说，”她说。“你总这样说，可你一天到晚除了读读报纸，就无事可干了。”
她做晚饭前先洗了个澡，吃饭的时候，套了件巨大的家居服，用带子系着，像往常一样，一副洗完澡后的凌乱模样：湿湿的头发，滴着水；皮肤干干的，毛孔粗大；没有口红、没有笑容的上嘴唇上有一圈牛奶印子，像在笑。“你想去哪里？”当他把盘子推开，站起来时，她说。“看那儿——桌上还有一满杯牛奶。说实话，约翰，我是为了你才买牛奶的，结果我买了，你却走了，剩下一满杯牛奶在桌上。你回来，把它给喝了。”
他走回来，大口大口吞下牛奶，觉得直恶心。
吃完饭，她开始仔细准备晚上的外出活动；他早就洗完碗，擦干盘子了，她还站在熨衣板前，熨着她打算看电影时穿的裙子和上衣。他坐下来等。“如果你还不动身的话，就晚了。”他说。
“喔，别傻了。我们差不多还有一个小时。再说，你今晚怎么啦？”
她的细高跟便鞋在长及脚踝的家居袍下显得很古怪，尤其是当她弓着腰，张开八字脚，从墙上拔下熨斗插头时，更加怪异。
“你怎么放弃了那些锻炼？”他问她。
“什么锻炼？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他说。“你知道的。为你几宫倾斜做的锻炼。”
“子宫，”她说。“你总是说‘几宫’。是子宫。”
“那该死的有什么区别？你为什么放弃？”
“哦，说实话，约翰，”她说，折叠起熨衣板。“看在老天分上，为什么现在提这个？”
“那你想干什么？一辈子带着个倾斜的子宫到处走吗？还是有什么别的？”
“那好，”她说，“我当然不想怀孕，如果你想说的就是这个的话。我能问问如果我辞掉工作，我们住哪儿？”
他站起来，在起居室里怒冲冲地走来走去，火冒三丈地瞪着台灯的阴影、花卉水彩画，还有一个小瓷人，是个卧睡着的墨西哥人，身后是开了花的干仙人掌。他走进卧室里，她干净的内衣摊在床上，准备晚上穿的，他拿起带乳胶海绵罩杯的白色胸罩，没有它，她的胸跟男孩子的一般平。她进来了，他转过身对着她，胸罩直扬到她惊恐的脸上，说：“你为什么戴这鬼东西？”
她从他手中一把夺过胸罩，背靠着门框，上下打量他。“好吧，听着，”她说。“我受够了。你想不想体面一点？你还想不想去看电影？”
突然，她看起来是那么可怜，可怜得他不忍看下去。他抓起大衣，一阵风似的经过她身边。“你想干吗干吗吧，”他说。“我出去了，”他摔上公寓的门。
直到他晃荡到皇后大街时，他的肌肉才松弛，呼吸才平静。他没有在小岛酒吧停留——不管怎样，现在看拳击赛还太早了点，再说他心情太差，也不想看。于是，他踢踢踏踏走下地铁楼梯，一扫而过冲入旋转式匣机口，直奔曼哈顿而去。
他隐约有点想去时代广场，可是因为口渴他在第三大道站就出了地铁；上到街道上，他在看见的第一家酒吧里喝了两杯啤酒，那间酒吧很凄凉，压花锡墙，一股尿骚味。在酒吧里，他的右手边，一个老女人手里的香烟舞得像根警棍，唱着《佩格，我的心肝》，左手边，一中年男人正对另一个人说话，“呃，我的看法是：也许你可以对麦卡锡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可是，狗娘养的，你却不能就原则问题质疑他。我说的对不对？”
费隆离开那地方，去了列克星敦附近的另一间酒吧，酒吧以铬鞣革装修，在柔和的灯光下，每个人都是蓝绿蓝绿的。他站在两个年轻士兵旁边，从他们的袖章上看得到部队番号，船形帽折着掖在他们的肩襻下，还看得清所属的步兵团。没有佩戴勋章——他们还是孩子——可费隆看得出他们不是新兵：首先，他们知道如何穿艾森豪威尔夹克，短而紧身，他们的战斗靴又软又黑，擦得铮亮。他们俩突然扭头，眼神穿过他望过去，费隆，也跟着转过来，跟他们一起看着一个身穿紧身茶色短裙的姑娘离开阴影角落里的那一桌人。她贴着他们而过，嘴里嘟囔着“借过”，三个脑袋都被吸引到她的臀部，看着它扭来扭去，扭来扭去，直到她消失在女洗手间里。
“嘿，幅度很大，”当中矮一点的士兵说，冲他们咧嘴一笑，笑容里包括了费隆，费隆也还他个咧嘴一笑。
“应该颁布法律禁止那样扭来扭去，”高一点的士兵说。“扰乱军心。”
听口音他们来自西部，他们都是那种金发、眯缝眼，乡村男孩的脸孔，费隆还记得他以前所在的班里就有。“你们是什么部队的？”他问。“我应该认识那个番号。”
他们告诉他，他说：“哦，是的，当然——我记起来了。它们是第七军的，对吗？四四年或四五年的时候？”
“说不准，长官，”矮个士兵说。“那在我们之前很久了。”
“你从哪里搞了个什么‘长官’来？”费隆热情地问道。“我不是什么军官。我最多也就是个一等兵，除了他们让我干过几周代理下士，那还是在德国的时候。我是个布朗宁自动步枪手。”
矮个士兵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不用说我也知道，”他说。“你这体型就是个布朗宁自动步枪手。那种老式布朗宁自动步枪可真他妈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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