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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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威尔啪的一声合上香烟盒，把它推到一旁，自己也没抽。他俯身向前，两手摊开，撑在桌上的玻璃板上。“沃尔特，我还是直接跟你说了吧，”他说。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有趣的是，即使早就有准备，它还是让沃尔特一惊。“我和哈维先生考虑了很久，我们觉得你跟不上这里的工作，我们都不愿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你好，当然，也为了我们，最好的办法是，让你走。不过．”他飞快地加上，“这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看法，沃尔特。我们这里的工作非常专业，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得心应手。特别是你，我们真的觉得你在——能力所及的位置上，会更快乐些。”

克罗威尔抬起双手，往后靠去，玻璃上留下两只湿乎乎的手印，像骷髅手。沃尔特盯着手印，它们吸引了他，他看着它们慢慢变小，消失。

“哦，”他抬起头来，说道。“你说得很对，乔治。谢谢。”

克罗威尔的嘴挤出一个老好人歉意的笑。“发生这种事情，”他说。“真的很抱歉。”他开始摸索办公桌抽屉的把手，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最难说出口的已经说了。“现在，”他说，“我们开了张支票，是你这个月和下个月的薪水。它能给你一点——可以说是解雇费吧——让你在找到工作之前渡过难关。”他递过来一个长信封。

“您真是太慷慨了，”沃尔特说。接着一阵沉默，沃尔特认识到该由他来打破这沉默，于是站起来。“好吧，乔治。那我就不耽误你了。”

克罗威尔立即起身，绕过办公桌，伸出两手——一手握着沃尔特的手，一手搭在他肩上，就这样走出了办公室。这姿势，看似友好，实则令人窘迫，让沃尔特血直冲上喉咙，有那么一刻他十分难受，以为自己会哭出来。“好吧，伙计，”克罗威尔说，“祝你走运。”

“谓t谢，”沃尔特说，听到自己的声音还很平静，他松了一口气。于是他又微笑着说，“谢谢你，再见，乔治。”

回他的格子间大概要走五十英尺的距离，沃尔特·亨德森颇有风度地走完了。他感觉得到，在克罗威尔眼里，他的背影相当整洁、笔直；他也意识到，当他穿行于办公桌时，那些办公桌的主人要么不好意思地扫他一眼，要么让人感觉他们很想这样；他也知道自己脸上每一个表情都控制得很好，很微妙。整个事情看上去像是电影里的一个场景。摄影机从克罗威尔的角度开始往后移动，拍摄出办公室的全景，沃尔特的背影在画面中孤独而庄严地走过；现在是沃尔特的脸部特写，定格了很久，然后再给同事们转动的头几个简单的镜头（乔·科林斯看上去很担忧，弗雷德-霍尔姆斯尽量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开心），接着镜头切换到沃尔特的角度，看到他的秘书玛丽那平凡、毫无疑心的脸，她手里拿着一叠他交待要打印的东西，正站在他办公桌前等他。

“我希望你能满意，亨德森先生。”

沃尔特接过来，扔到桌上。“别管它了，玛丽，”他说。“听着，接下来你还是歇着吧，明天早上去找人事经理。他们会给你安排份新工作的。我刚被解雇了。”

她听后脸上展露出一丝略带疑惑的笑——她以为他在开玩笑——但她马上脸色发白，有点哆嗦。她还很年轻，人也不太机灵；秘书学校里可从没人教过她，老板也可能被解雇。“为什么，这太可怕了。亨德森先生。我——呃，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噢，我不知道，”他说。“有许多小理由，我猜。”他在不停地打开、合上抽屉，清理他的东西。没有多少东西：一沓从前的私人信件、一枝干了的自来水笔、～个没有打火石的打火机、半块包着的巧克力。她在边上看着他将这些物品一一清点出来，装在口袋里，他意识到这些物品让她十分伤感，他觉得要保持尊严，便挺直腰，转身从衣帽架上取下帽子戴上。

“对你不会有影响的，玛丽，”他说。“明早他们会给你安排新工作的。好了，”他伸出手，“祝你好运。”

“谢谢你；你也是。好，那么，晚安”——说到这儿她掩着嘴吃吃地笑了，手指甲被咬得歪歪斜斜的，笑得不太肯定——“我的意思是，再见，亨德森先生。”

接下来的场景发生在自动饮水机旁。当沃尔特走近乔·科林斯身边时，科林斯清醒的双眼充满同情。

“乔，”沃尔特说。“我走了。被开掉了。”

“不！”但科林斯震惊的表情只不过是一种友善的表示；它不可能是出于吃惊。“天啊，沃尔特，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

弗雷德·霍尔姆斯插话说，语调十分低沉遗憾，显然这个消息让他很满意：“呀，伙计，真他妈不像话。”

他们一路跟着沃尔特到了电梯口，他按了“下行”键；人们突然从各个角落冲向他，他们的脸因惋惜而拘谨，一双双手都伸出来。

“太遗憾了，沃尔特…”

“好运，伙计…”

“保持联系，好吗，沃尔特？…”

点头、微笑、握手，沃尔特不停地说“谢谢”、“再见”还有“我当然会的”；这时红灯亮了，随着叮的一声电梯到了！接下来几秒钟之内，电梯门缓缓地滑开，操作员的声音在说：“下行的！”他退进电梯里，微笑定格在脸上，朝那些热情的、表情丰富的脸轻松地招了招手，这个场景最后以电梯门缓缓合上、关紧而告终，电梯在沉默里一路下行。

电梯下来时，他和一位脸色红润、目光明亮、心情甚佳的男子并排站着；直到他走到大街上，飞快地走着，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是多么享受。

这个想法让他吃惊，脚步也慢下来，他在一幢大楼前停下，站了大半分钟。头皮在帽子下阵阵发痒，手指开始摸索着领结和大衣的钮扣。他好像为自己做了什么隐晦可耻的勾当而惊诧万分，从没这般无助，这般害怕过。

于是他又猛然做出一连串举动，理理帽子，动动下巴，在人行道上跺着两脚，试着让自己看上去像忙于工作，火急火燎的样子。如果大下午的，有人企图在列克星敦大道中央对自己来番心理剖析，那他简直疯了。现在唯一可做的是马上让自己忙碌起来，开始找工作。

他又停下来，四处看看，发现唯一的问题是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他现在站在四十街上段的一个拐角上，路边的花店和不断驶过的出租车使这里显得十分明快，来往行人衣着光鲜，英姿焕发，走在春光明媚的大街上。首先他需要一部电话，于是他冲到街对面，走进一家杂货店，在香皂、香水、调味番茄汁和火腿的混合气味里穿行，来到后面靠墙的一排电话亭边；掏出地址簿，找到记有几家职业中介电话号码的那一页，他已在那几家中介那里填过登记表；接着他准备好零钱，把自己关在电话亭里了。

但是所有中介说的话都一样：眼下没有适合他专业的工作机会；没有他们的电话通知，就是去他们公司也没用。当他打完一圈电话，他又到处摸索地址簿，想找一个熟人的电话号码，那人一个月前跟他说过，他们公司可能很快就会有个职位空出来。可是小本本不在他的内口袋里；他又伸手到大衣的另一个口袋里、裤子口袋里找，手肘撞在电话亭的墙上生疼，但找到的只有那沓旧信件和他办公桌里的那块巧克力。他嘴里咒骂着，把巧克力扔到地上，仿佛它是烟蒂，还蹭上几脚。就这样他在闷热的电话亭里折腾得呼吸急促起来。就在他有点头晕时，突然看见地址簿就在他前面，在投币箱顶上，是自己搁在那里的。他一只手哆嗦着拨着号码，另一只手扯开衣领，脖子上早已汗津津了，等他张口说话时，声音听上去已像个虚弱而焦急的乞丐。

“杰克，”他说。“我想问问——只是问问而已，你前阵子说过的那个职位空出来了吗？”

“什么空出来？”

“职位。你知道。你说你们公司可能会有个工作——”

“噢，那个呀。没有，没什么消息，沃尔特。如果有，我会跟你联系的。”

“好吧，杰克。”他推开电话亭的折门，靠在压花锡墙上，对着迎面而来的一股冰凉的新鲜空气，大口喘气。“我以为你可能忘了这事，”他说。现在声音几乎正常了，“抱歉打扰你了。”

“见鬼，没什么，”电话那头传来热情的声音。“你怎么啦，伙计？是不是你那儿有什么麻烦？”

“噢，没有，”沃尔特发现自己在这样说．他马上为此高兴起来。他几乎从没撒过谎，现在吃惊地发现原来撒谎竟这样简单。他的声音听上去有几分自信了。“没什么。我在这里很好，杰克。我只是不想——你知道，我以为你可能忘了，仅此而已。家里还好吧？”

电话打完后，他觉得除了回家无事可干，但还是在敞开着门的电话亭里坐了好一会儿，脚直伸到杂货店的地面上去了，直到他脸上浮现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狡诈的微笑，这微笑渐渐消失，脸上又恢复了正常表情。刚才那么容易地说谎让他有了个主意，他想来想去，这主意就慢慢变成了一个意味深长、颇具革命性的决定了。

他不告诉妻子这件事。运气好的话，这个月他可能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同时，这可是他生平第一次自己独个儿承受困难。今晚，当她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时，他要说“啊，还好”，他甚至会说“不错”。早上他要在平时那个时候出门，在外面呆上一整天，找到工作前他要一直这样。

他想起“打起精神，振作起来”这几个词，在电话亭里，他振作起来，收拾好硬币，理直领带，走到外面的大街上，这神情远不止于一种决心：这还是种高贵的姿态。

在按时回家前还有几个小时要打发，他发现自己正沿着四十二大街往西走时，决定去公共图书馆消磨这几个小时。他神气活现地爬上宽宽的石头台阶，一会儿就置身于阅览室，开始翻阅起去年《生活》杂志的合订本了，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他的计划，扩充它，让它更完美。

他显然知道，日复一日的欺骗可不容易，这需要罪犯般保持持续的警惕与狡诈。但不正因为计划如此困难才显出这样做的价值么？最后，当一切结束后，他会告诉妻子。这可是对每分钟严酷考验的回报。他知道在他告诉她时，她会怎样看着他——开始一片茫然、难以置信，然后，慢慢地，她眼中会逐渐浮现出多年没有过的一丝尊敬。

“你是说这么久你一直独自承受着这一切？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沃尔特？”

“噢，”他会很随意地说，甚至会耸耸肩，“我觉得没必要让你操心。”

到时间该离开图书馆了，他在出口处晃荡了一会，深深吸了口烟，看着下面五点钟的交通和人群。这个场景让他产生了别样的怀旧之情。因为就是在这里，五年前那个春天的夜晚，他和妻子在这里开始了第一次约会。“你能在图书馆最上头的台阶上等我吗？”那天早上她在电话里问他，直到好几个月后，他们结了婚，他才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约会地点。当他问起时，她朝他笑了。“去那里当然不太方便——可正因为不方便，我才选的那里。我想站那里，摆个姿势，像城堡里的公主那样，让你爬上那么多级可爱的台阶，来带我走。”

情况确实是那样。那天他提早十分钟从办公室开溜，急冲冲赶到中央火车站，在昏暗的地下更衣室里梳洗一番，还刮了胡子；那个年老矮胖、行动迟缓的服务员接过他的衣服，熨烫时，他直等得不耐烦。接着，给了那服务员一笔不菲的、自己平时难以承受的小费后，他冲出去，上到四十二街。当他大步经过鞋店和奶品店时，紧张得喘不上气，他一阵风似的在慢得无法忍受的人群中穿梭，他们可不知道他的任务有多紧急。他害怕迟到，甚至还有点担心这是她耍的花招，她根本不会在那里等他。但当他走到第五大道，远远就看到她站在上面，一个人，站在图书馆台阶的最上头，穿着件时髦的黑色大衣——身段苗条、黑色头发光彩夺目。

于是他放慢脚步，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故作悠闲地穿过大街，步履像运动员般轻松随意，没人想得到他几小时前还那样着急；也没人想得到为了这一刻，连日来他花了多少时间进行战略战术筹划。

他确定她看得到他走过来时，他抬起头来看她，她笑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看见她那样笑，但这肯定是她第一次特意为他这样笑。一股快乐的暖流涌上他心头。现在他已不记得他们见面打招呼时说了些什么，但他记得很清楚他们还行，一开始就很好——她那闪亮的大眼睛望着他，正是他想要的那样。他说的那些话，不管是什么，都给她留下机智幽默的印象；而她说的话，或她说话的声音，让他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强壮，肩膀比以前要宽阔得多。当他们一起转身，走下台阶时，他紧挽着她的胳膊，领着她，每走一步，他感觉到手指后她胸脯在轻轻起伏。夜晚来了，夜色在他们脚下铺开，在等着他们，它长得不可思议，浓得不可思议，昭示着他们的美好前途。

现在，他一个人走下台阶，发现回顾过去这次完胜使他勇气大增。那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次，拒绝了失败的可能性，赢了。他穿过大道，沿着四十二街缓缓的斜坡往回走时，其他的回忆也涌出来：那天晚上他们走的也是这条路，走到巴尔的摩去喝点东西，他还记得在鸡尾酒吧里她坐在圆沙发椅上，酒吧里半明半暗，她靠着他，当他帮她脱大衣袖子时，她身子向前扭动．然后往后一靠，长发甩向脑后，她举起酒杯，搁到唇边，同时向他飞了一个媚眼。过了一会，她说：“噢，我们去河边走走吧——我喜欢一天当中这个时候的河边。”他们离开酒吧，往河边走去。现在他也朝那边走，走过叮叮当当的第三大道，朝都铎城走去——这段路一个人走起来好像长得多——直到他站在小栏杆边，俯看着东河大道，那里车流如织，灰色的河水在它旁边缓缓地流着。当时，正是在这里，皇后区灰暗的天幕下有艘拖船在某处轰鸣，他一把拉过她来，第一次吻了她。现在，他转过身，俨然是个焕然一新的男人，他动身回家。

走到家门口，迎面扑鼻而来的便是芽甘蓝的味道。孩子们还在厨房里吃晚餐：他从盘子的叮当声里分辨出他们大声的吞咽声，还有妻子哄他们吃饭的声音，话语里透着疲劳。他关上门，听到她在说，“爸爸回来了，”孩子们开始叫着，“爸爸！爸爸！”

他小心地取下帽子，放在门厅的壁柜里，刚转身，她就从厨房走出来，在围裙上擦干手，疲惫地笑着。“第一次准时回家，”她说。“我以为你今晚又要加班。”

“不，”他说。“我今晚不用加班。”他听着自己的说话声，古怪又陌生，在他耳朵里放大了好几倍，好像在一间回声室里说话。

“不过你看上去确实很累，沃尔特。妤像精疲力蝎似的。”

“走路回家的，就这样。可能是我还不太习惯。都还好吧？”

“噢，还好。”可她自己看上去也累得够呛。

他们一起走进厨房，他立刻觉得被厨房的湿润明亮给包围住，陷于这湿润明亮之中。他的眼睛忧郁地扫过牛奶纸盒、蛋黄酱罐、汤盆和麦片盒，窗沿上桃子摆成一排，还没熟，两个孩子柔弱娇嫩，叽叽喳喳说着话，小脸蛋上沾着点土豆泥。

进到卫生间，情况好多了。他在卫生间里呆了好久，远远超出洗手准备吃饭所需的时间。在这里至少他可以自己再单独呆上一会，他往脸上浇了点冷水让自己振作一点；唯一的干扰是妻子对大儿子不耐烦地提高了嗓门：“好了，安德鲁·亨德森。今晚你不把蛋奶糕吃完，你就没有故事听。”不多久，传来拖椅子、码盘子的声音，孩子们吃完晚饭了。又是一阵踢踢踏踏的鞋子声和摔门声，他们给放回自己房间，洗澡前要在那里玩上一小时。

沃尔特仔细擦干双手；走回起居室的沙发处，拿了本杂志窝在沙发里，他缓慢深长地吸了几口气，自己控制得还不错。没多久，她走进来，围裙已取下，补了唇膏，还带着一只装满冰块的鸡尾酒大杯。“哎，”她叹了口气说。“谢天谢地，总算忙完了。现在可以安静会了。”

“我要喝点酒，亲爱的，”他说着，一跃而起。他希望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正常，但还是像在回音室里一样嗡鸣着。

“不行．”她命令道。“你该好好坐着，让我来伺候你。你回家时看起来那么累。今天过得怎么样，沃尔特？”

“噢，还行吧，”他说，又坐了下来。“挺好的。”他看着她量好杜松子酒和苦艾酒分量，把它们倒进鸡尾酒杯里，搅动起来．手法简洁利落，然后摆好托盘，端着它从房间那头走过来。

“给，”她紧挨着他坐下来，说。“能劳你大驾吗，亲爱的？”他往冰冷的杯子里倒好酒，她举起手中酒杯，说，“噢，太好了，干杯。”这种明快的鸡尾酒情调是她精心设计的，他知道。在带孩子们吃晚饭时，她的严母形象也是如此；大清早她快速扫荡超市，那轻快实用的效率也是如此；今天晚些时候，她倒在他怀里时的温柔也是如此。她生活中许多种情绪都在小心有序地转换，或者可以说，这本来就是她的生活。她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只有偶尔这样近距离地看着她的脸，他才能看到为此她付出了多少。

酒开始起作用了。他呷了一小口冰凉的酒，开始很苦，但让他平静下来，手里的杯子看上去深得让人安心。他又抿了一两口，才敢再看她，她的目光鼓舞人心。她的微笑里几乎没有一丝紧张情绪，不久他们就像一对快乐的情侣放松地聊起来了。

“噢，这样坐下来，完全放松，多美啊！”她把头埋到沙发靠枕里说。“星期五的晚上多么可爱啊！”

“当然，”他说，但是立即低头饮酒来掩饰自己的惊慌。星期五晚上！这意味着还要过两天他才能出去找工作——两天软禁于家中，在公园里骑三轮童车，吃冰棍，根本没指望摆脱他的秘密。“真好笑，”他说，“我差点忘了今天是星期五。”

“噢，你怎么能忘掉？”她极为享受地缩进沙发里。“我天天都盼望着这一天。再给我倒一点，亲爱的，我又得干活去_r。”

他又给她倒了一点，给自己倒了一大杯。他的手直哆嗦，洒出来几滴，但她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她也没意识到他的问答越来越干巴巴，只剩她在自说自话。她回去干活了，往烤肉上抹油，给孩子们洗澡，收拾房间准备睡觉，沃尔特坐在那里，杜松子酒的沉醉让他的思维不知不觉地陷入混乱。只有一个想法执意浮现出来，只有一个自我忠告，像他一口接一口喝着的酒一样冰凉清冽：挺住。无论她说什么，无论今晚或明天或后天发生什么，一定要挺住。挺住。

但是随着孩子们洗澡时泼水的声音飘进房间，挺住越来越不容易；到他们给领进房来说晚安时挺住更为艰难。孩子们手里抱着泰迪熊，穿着干净的睡衣，小脸亮光光的，一股香皂的清香味，看到这一切之后简直不可能再在沙发上坐得住。他跳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听着隔壁房间里，妻子在绘声绘色地念着睡前故事，声音清晰：“你可以从田野里走，也可以走小路，但千万不要走进麦克格里高先生的花园…”

她将身后孩子房间的门关上后，又走进来，看见他站在窗边，像一尊悲哀的雕像，望着下面黑漆漆的院子。“怎么啦，沃尔特？”

他转身过来，咧开嘴假笑一下。“没什么，”声音还是像从回音室里传出来的，电影摄影机又开始滚动了，先是他紧张的脸部特写镜头，接着切换到她这边，观察她的行动，她站在咖啡桌旁不确定地徘徊着。

“嗯，”她说。“我打算先抽支烟，再端菜上桌。”她又坐下来——这次没有往后靠，也没有笑，这是她忙碌、端菜上桌时的表情。“沃尔特，你有火柴吗？”

“有。”他走过来，在口袋里掏了半天，好似给她他珍藏了一天的东西。

“天啊，”她说。“看看这些火柴。它们怎么啦？”

“火柴？”他盯着那一团糊里巴拉、揉成一团的纸板火柴，这似乎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肯定是把它们撕了什么的，”他说。“紧张时的习惯。”

“谢谢，”她接过他颤抖的手递过来的火，然后她睁大眼睛、严肃地盯着他。“沃尔特，出什么事了，是吗？”

“当然没有。怎么会有什么——”

“说实话。是工作上的吗？是不是——你上周担心的？我是说，今天出了什么事会让你觉得他们可能——克罗威尔说什么了吗？告诉我。”她脸上的细纹似乎更深了。她看上去那么严肃，有魄力，突然老了许多，甚至也不再美丽——一个惯于处理紧急事件，随时准备承担责任的女人。

他朝房间里一把舒服的椅子走过去，背影明确宣告失败即将到来。他在地毯边停下脚步，看似直挺挺的，一个受伤的男人正努力撑着；然后他转过身，面朝她，给她一丝忧郁的笑容。

“嗯，亲爱的——”他开口道。他的右手伸出来，摸着衬衣中间的钮扣，好像要解开它，接着长叹一声，向后颓然倒进椅子里，一只脚耷拉在地毯上，另一只脚蜷在身下。这是他一天中做过的最体面的事。“他们找我了，”他说。

与鲨鱼搏斗

没人把《劳工领袖》太当回事。即使芬克尔和克拉姆，它的老板，两位整日愁眉不展的连襟，最初的创办人，也不知他们怎么做到年年盈利的——可就连他们也没觉得自豪。他们心不甘情不愿地在办公室里忙前忙后，他们的拳头与咆哮让墨绿色隔断颤个不停，他们一把抓过长条校样，撕个粉碎；他们折断铅笔尖，把湿湿的烟头扔在地上，鄙视地把电话摔到电话架上。至少，以前，我从他们的这些行为中得出上面的结论。他们俩谁也没想着要把《劳工领袖》当成毕生的事业，他们似乎憎恨它。

你不能责备他们：这东西像个魔鬼。形式上，它是本厚厚的双周刊小报，印刷质量低劣，页张很容易从你手中散落，却很难再按顺序把它们理好；方针上，它自称为“忠于工会运动精神的独立报纸”，可它真正的定位却是为工会头头们办的一种行业期刊，反正头头们从工会经费中出钱订阅，他们肯定是倾向于去容忍而并非真想或是需要这份报纸给予他们任何些许的支持。不用说，《劳工领袖》“从劳工视角”出发报道的全国性事件早已过时，很可能还弄得乱七八糟，经常因排印错误搞得晦涩难懂；它排版密集的专栏里充斥着溜须拍马的报导，都是那些订阅名单上的工会头头们在做什么，常常有更大的新闻不去报道，只因那些工会领导没有订阅它。每一期里都有许多头脑简单的宣传，以多个小型工商企业之名主张“和谐”，芬克尔和克拉姆能够乞求或恫吓那些小企业掏钱购买版面——这种妥协几乎肯定会妨碍一份真正劳工报的发展，然而，这种妥协，似乎根本不足以限制《劳工领袖》的风格。

编辑部人员流动十分频繁。只要有人辞职，《劳工领袖》就会在《时代周刊》的招聘版上登广告，提供“与经验相适的薪水”。结果导致《劳工领袖》办公室外的人行道上总是挤满一大群人，办公室就在靠近服装业区的南面，粗糙的当街门面。主编克拉姆（芬克尔是出版人）．会先让他们等上半小时，才拿起一沓应聘表，猛地甩甩衬衫袖口，神情严肃地打开门——我想他很享受这种时不时的机会，当一个说了算的人。

“好了，慢慢来，别着急，”当应聘人群推搡着往里走，挤压着隔开里面办公室的木栅栏门时，他会说。“别着急，先生们。”然后他抬起一只手，说，“我能请你们安静一下吗？”接着他开始解释这份工作。当他谈到薪水时，走了一半应聘者，留下来的大多数人，对任何冷静、整洁、能够造出一个完整英语句子的人来说，都够不上竞争力。

我们都是这样给招进来的。那年冬天，我们六或八个人，蹙眉坐在《劳工领袖》那惨淡的荧光灯下，大部分人毫不掩饰自己想找份更好工作的愿望。我丢了某都市日报的工作几周后，就在那里工作，直到来年春天一家大型图片杂志社解救了我，至今我还在这家杂志社工作。其他人有其他的解释，像我一样，他们花很多时间讨论：这儿真是哕里巴嗦、添油加醋讲自己倒霉事的好地方。

利昂·索贝尔在我之后不到一个月加入了编辑部，从克拉姆领他进到编辑室那一刻起，我们就知道他会与众不同。他站在凌乱的桌子中间，脸上那神色仿佛一个人在巡视他即将攻占的新战场，克拉姆把我们一一介绍给他（忘掉了一半人的名字），索贝尔夸张又煞有其事地跟大家握手。他约莫三十五岁，比我们大多数人年纪要大，个头很矮，神情肃然，一头黑发似乎从他头骨上炸开来，薄薄的嘴唇，一本正经的脸上有些疙疙瘩瘩的粉刺疤痕。说话时眉毛总在动，而他的眼睛，与其说洞悉一切，不如说急着想要洞悉一切，从来不会离开听众的眼睛。

关于他，我所知的第一件事是他以前从没做过办公室的活：成年后，他一直干的是钣金工。而且，他来《劳工领袖》，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是出于需要，相反，用他的话说，是出于原则。事实上，为了来这里，他放弃了一份几乎是这里两倍薪水的工作。

“怎么啦，你不相信？”他在告诉我这个之后问道。

“嗯，不是，”我说。“只是我——”

“也许你以为我疯了，”他说，脸上挤出精明的微笑。

我想辩解，可是他不让。“听着，别着急，麦凯布。我早就被人叫做疯子，它对我没什么影响。我太太说，‘利昂，你应该想得到，．她说，‘人们根本不会理解，一个人对生活的要求不仅仅是钱。’她是对的！她是对的！”

“不，”我说。“等等。我——”

“人们觉得你只能在以下二者中居其一：要么你是条鲨鱼，要么你只得躺在那里，任鲨鱼活生生地把你吃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而我，我是那种会走出去，与鲨鱼搏斗的人。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不是疯了？好吧。”

“等等，”我说。我试着解释，我压根不反对他为社会正义斗争，如果他脑子里有这种想法的话；只是我觉得《劳工领袖》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他的事业之处。

可是他耸耸肩，觉得我这是在吹毛求疵。“那又怎样？”他说。“这是份报纸，不是吗？其实，我是个作家。如果一个作家无法让自己的文字发表出来，那么这个作家有什么用？听着。”他抬起一条腿，搭在我办公桌边上——他太矮了，很难优雅地做出这个姿势，但是他有力的说理帮他成功地做到了。“听着，麦凯布。你还是个年轻人。我想跟你说点事。知道我已经写了多少本书吗？”现在他的手伸出来开始表演，因为它们迟早会这样的。两个短粗的拳头伸到我鼻子下，并在那里晃荡了片刻，然后爆发成一丛僵硬、颤抖的手指丛林——只有一只手的大拇指没有伸出来，还弯在掌心里。“九本，”他说，两手又垂到大腿两侧，在他再次需要它们之前在那儿休息。“九本。小说、哲学、政治理论——涵盖所有领域。没有一本出版。相信我吧，我写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相信，”我说。

“所以，最后我坐下来想：答案是什么？我这样想：我的书，它们说的全是真相，这就是麻烦所在。真相是样可笑的东西，麦凯布。人们想看真相，可真相只有出自他们知道名字的那些人之口，他们才想看。我说得对不对？那好。我想，如果我想写这些书，首先我得让自己成名。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别无他途。你知道吗？麦凯布，我写最后一本书花了两年时间？”两根手指弹出来，说明这一点后，又收了回去。“两年，每晚工作四五个小时，周末一整天。你应该听听我从出版商那里得到的废话。市里所有该死的出版商。我太太哭了。她说，‘可是为什么，利昂？为什么？…此时，他的嘴唇抿得紧紧的，牢牢贴住小而发黄的牙齿，他一拳砸在放在大腿上的另一只手掌里，随后放松下来。“我告诉她，‘听着，亲爱的。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他带着恬静的喜悦朝我笑笑。“我说，‘这本书讲了实话。这就是为什么。”’接着，他朝我挤挤眼，腿滑下我的办公桌，腰板挺得笔直，自信满满地走了。他穿着件脏兮兮的运动衫，黑色哔叽裤管松垮垮地晃荡着，屁股那里磨得发亮。这就是索贝尔。

他花了些时间才适应工作，放松下来：大约在第一周，他不开口说话的所有时间，都在满腔热诚、全力以赴地工作。他担心工作没做好，会让执行主编芬尼注之外的所有人都不安。像我们其余人一样，索贝尔有张本市十二到十五家工会办公室的清单，他的主要工作便是与它们保持联系，把它们发布的一点点新闻写成捧场文章。按惯例，并没什么特别令人兴奋的可写。通常的报道，连同一个通栏标题也只有两到三段：

管道工成功

加薪3分钱或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可是索贝尔像写十四行诗一般仔细创作，稿件交上去后，他坐在那儿焦虑地咬着嘴唇，直到芬尼抬起一根食指说：“索贝尔，过来一下。”

于是他走过去，站在那里，芬尼吹毛求疵地指出一点小小的语法错误时，他就抱歉地点头。“永远不要以一个介词结尾，索贝尔。你不能说，‘给管道工们新的讨价还价的理由。’你要说，‘给管道工们新的理由去讨价还价。…注芬尼很享受这种说教。可恶的是，在一个旁观者看来，索贝尔用太长时间才明白别人凭直觉就能知道的事：芬尼是个胆小鬼，只要你抬高嗓门，他就会软下来。这是个脆弱的神经质男人，兴奋时，他会流口水，用手指梳理他那油腻腻的头发，结果手指把他的发油，就像他的一丝人品一样，传播到他碰触的任何东西上：他的衣服、他的铅笔、他的电话，还有他的打字机键盘。我猜他当执行主编的主要原因是其他人不愿意忍受克拉姆对他的那种欺辱：他们的编辑会议总是从克拉姆的咆哮开始，克拉姆从他的格子间后面吼道：“芬尼！芬尼！”芬尼像只松鼠似的马上跳起来，急匆匆地跑进去了。于是，你听到克拉姆冷酷而单调的质问声，还有芬尼气急败坏哆嗦着的解释，最后总是以克拉姆一拳打在他的办公桌上结束。“不，芬尼。不，不，不！你怎么回事？要怎么跟你解释，你才能听懂？好吧，好吧，滚出去，我自己来做。”一开始，你会想，芬尼干吗要忍受这个——没人需要一份这样糟糕的工作——可是答案就像事实摆在那里，《劳工领袖》只有三篇署名文章：一篇是来自报业辛迪加注的毫无新意的体育特写，一篇呆板无聊的专栏“今日劳工，作者：朱利斯。克拉姆”，这篇文章占了整个社论版，报纸最后还有一篇两栏的带框文章，标题是：

百老汇直击

作者：韦斯·芬尼在文章左上角甚至还有指甲大小的作者照片，他头发抹得油光锃亮，自信地露齿而笑。文章尽量从劳工角度出发，东指西戳地写点东西——比如，来上一段关于演员工会的报道，要不就是后台工作人员工会——可是大多数时候，他开门见山，以两三名真正的百老汇及夜总会专栏作家的笔法写道：“你听说过科巴注里的当红女歌星吗？”他会问那些工会头头；接着他告诉他们她叫什么名字，还有两条按语，一条淘气地写上她的胸围臀围尺寸，一条简单地说明她“来自”哪个州，他会这样结束：”全城沸腾，人们蜂拥而至。他们断言，对此本编辑部全体同仁一致同意：此位女士很有品位。”没有读者会想到韦斯·芬尼的鞋子需要补了，也想不到他会没有任何免费门票，除了看场电影或蹲在自动快餐店注里吃上一个肝泥香肠三明治外，他从不外出。他用业余时间撰写专栏，挣点外块——那数目，我听说是一个月五十美元。因此这是彼此满意的交易：花一笔小钱，克拉姆绝对奴役着他的受鞭伴读；注 受点小折磨，芬尼可以把剪报粘在剪贴簿上，把《劳工领袖》上的所有垃圾剪下来扔进他带家具的房间里的废纸篓里，睡前小声说个不停，直到睡着，再做个彻底自由的美梦。

不管怎样，就是这个人，可以让索贝尔为他的新闻报道中的语法问题而道歉，看着这一幕，真令人伤感。当然，也不可能永远这样。一天，它终于结束了。

那天，芬尼把索贝尔叫了过去，向他解释什么是分裂不定式，注 索贝尔蹙着眉，努力理解着。他俩都没发现克拉姆一直站在自己办公室门口听着，他盯着湿乎乎的雪茄嘴在研究，仿佛味道极差。他的办公室离这里只有几尺远。

“芬尼，”他说。“你应该去当英语老师，在高中里谋个职位。”

芬尼一惊，想把铅笔别在耳朵后面，却没注意那里已有一枝了，两枝铅笔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嗯，我——”他说。“我只是想我——”

“芬尼，这我不感兴趣。把铅笔捡起来，请听我说。仅供参考。我们不指望索贝尔先生是个精通文学的英国人，他该是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而对此，我完全相信。我说清楚了吗？”

当索贝尔走回自己的办公桌时，脸上的表情仿佛从监狱获释归来。

从那时起，他放松下来；或者说几乎是从那时起——与这种转变牢牢粘在一起的是奥利里的帽子。

奥利里是城市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编辑中最优秀的人之一（打那以后他干得很好；现在你经常能在某份晚报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那年冬天他戴着顶帽子，是那种防水布做的，雨衣店里就有得卖的帽子。这帽子并没什么特别时髦之处——实际上，它松软下垂，奥利里戴上它脸显得更小——可是，索贝尔心里一定对这顶帽子羡慕不已，把它看作记者身份的象征，或者洒脱不羁的象征，因为一天清晨，他戴着顶一模一样的帽子来上班，只不过是全新的。可戴在他头上比戴在奥利里头上更糟，特别是他穿着那件粗笨的外套。但他似乎很喜欢这顶帽子，为了配这顶帽子还慢慢形成了一套新的做事风格：每天上午，当他坐下来打例行电话（“我是《劳工领袖》的利昂·索贝尔…”）时，食指轻轻一弹，让帽子往后翘起；当他有采访任务要外出时，他把帽子潇洒地往前一拉；当他回到办公室写他的报道时，他把帽子一扔，让它旋转着挂到衣帽钩上。一天结束，临下班时，他把定稿扔进芬尼的文件篮里时，帽子斜斜地遮住一侧眉毛，然后他绕着肩膀一甩大衣，貌似随意地扬手再见，然后大步走了出去。那时我心里总有着一幅他的画面：他一路坐地铁回布朗克斯注，研究着漆黑的地铁玻璃窗上自己的影子。

看来他立意要热爱这份工作。他甚至把家人的照片都带来了——疲惫可怜的妇人和两个孩子——他用透明胶带把照片贴在桌上。而我们其他人，除了一盒火柴，从不会留任何个人物品在办公室过夜。

二月末的一个下午，芬尼把我叫到他油腻腻的办公桌前。“麦凯布，”他说。“想不想为我们做个专栏？”

“什么样的专栏？”

“劳工杂谈，”他说。“坦率的工会栏目，从杂谈或闲聊的角度出发——小幽默、人物这类的东西。克拉姆先生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栏目，我跟他说，你是这个栏目最合适的人选。”

我不否认我有点轻飘飘（毕竟，我们都局限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可是我也有点怀疑。“我能署名吗？”

他开始紧张地眨巴眼睛。“哦，不，没有署名，”他说。“克拉姆先生不想让这个变成署名文章。听着，这些家伙会把他们得到的所有信息给你，你只要把它们收集起来，组织一下。这只是你在上班时间干的活，是你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也是我日常薪水的一部分，”我说。“对吗？”

“没错。”

“不，谢谢，”我告诉他，接着，我觉得自己很是慷慨，我建议他找奥利里试试。

“不，我已经问过他了，”芬尼说。“他也不想做。没人想做。”

当然，我本该猜得到，他按名单挨个问过了办公室里的每个人。从这时已将近下班来看，我断定我接近这名单的末尾。

那天晚上下班后，我们离开办公室时，索贝尔紧跟在我身后。他像披斗篷似的披着大衣，袖子空荡荡地晃着，当他敏捷地避开人行道上的一摊污水时，手紧扶着那顶布帽。“告诉你个秘密，麦凯布，”他说。“我要为报纸做个专栏。谈妥了。”

“是吗？”我说。“有钱的吗？”

“钱？”他眨眨眼。“我要跟你谈谈那个。我们去喝杯咖啡吧。”他领我进了铺着瓷砖、热气弥漫、亮堂的自动快餐店，我们在靠墙角的一张湿漉漉的桌子前坐下后，他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芬尼说没有钱，明白吗？于是，我说好吧。他说也不能署名，我说好吧。”他又眨眨眼。“做事聪明点。”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什么意思？”他总是像这样重复你的问题，玩味它，黑眉毛高高挑起，让你等待答案。“听着，我把这个芬尼看透了。这些事情他拍不了板。你以为他能决定这里的什么事么？你最好放聪明点，麦凯布。克拉姆先生说了算。克拉姆先生,个聪明人，别骗自己了。”他点点头，举起咖啡杯，可是嘴唇给烫了回来，他撮起嘴，吹开热气，开始小心而不耐烦地抿着咖啡。

“嗯，”我说，“好吧，可在你着手千之前，我去跟克拉姆核实一下。”

“核实？”他把杯子往桌上重重一放。“核实什么？听着，克拉姆先生想办个专栏，对吗？你以为他在乎我能不能署名？或能不能加点钱——你以为如果我专栏写得好，他就会小气地为我涨点薪水？那你是痴心妄想。芬尼就是一个例子，你难道不明白吗？他担心自己的专栏不保，他才不会便宜我呢。明白吗？所以，行了。我谁也不会去找，我把那个专栏写出来再说。”他用僵硬的拇指戳着自己的胸口说。“利用我自己的业余时间。然后我会拿着它去找克拉姆先生，我们来谈正经的。你就别管我了。”他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胳膊放在桌上，两手捧着杯子，吹着热气，只是没有喝咖啡。

“那好，”我说。“我希望你是对的。如果那样能行就好了。”

“啊，也可能不行。”他让了一步，他的嘴扭成思索的模样，头也偏到一边。“你知道，这是场赌博。”可他这样说只是出于礼貌罢了，是为了减轻我的嫉妒。他可以表现出疑虑，因为他压根就没有疑虑，而我看得出他已经想好怎么跟他太太说这件事了。

第二天上午，芬尼到我们每张桌子前绕了一圈，指示我们把能找到的任何闲言琐话都提供给索贝尔；专栏计划下一期就推出。后来我看到他跟索贝尔在商量，简单告诉他这个专栏该如何写，我发现全是芬尼在说，索贝尔只是坐在那里，喷出一口口轻蔑的细烟。

这一期刚刚付印，所以离专栏的截止期还有两周。一开始，没有发现多少消息——很难从我们报道的工会里得到什么新闻，更别提什么“闲谈”了。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有谁传给他张纸条，索贝尔总是皱眉看看；或草草写上几个字，或把它扔进办公桌抽屉里；有一两次，我看到他把它们扔进了废纸篓里。我只记得我给他的有一条是：我分管的当地蒸汽管装修工工会代表隔着关上的门冲我叫道，那天不要打扰他，因为他妻子刚生了双胞胎。可是索贝尔不想要这消息。“这家伙生了双胞胎，”他说。“那又怎样？”

“随你便，”我说。“你手头有很多其他材料吗？”

他耸耸肩。“有一点，我不着急。可是，我跟你说件事——我不会用太多这些垃圾的。这种闲话。谁他妈的会看这些东西？你不能把整个专栏全塞满这种垃圾。你得用些东西把它们拼在一起。我说得对不对？”

还有一次（现在他满嘴里说的只有专栏）．他笑盈盈地说：“我太太说我现在变得跟以前写书时一样糟了。写，写，写。可她不在乎，”他补充道。“她对这件事真是很兴奋。她逢人便说——邻居们，所有的人。星期天她哥哥过来看她，问我这份工作怎么样——你知道，一种自以为是的口吻。我一声没吭，可是我太太高声说了：‘利昂在为报纸做一个专栏’——她详详细细跟他说了一切。伙计，你真该看看他那张脸。”

每天早上，他把前一天晚上干的活带来，以沓手写的稿子，用午饭时间把它打出来，坐在桌前一边嚼着三明治，一边修改。每天晚上，他最后一个回家；我们走时，他一个人还心醉神迷地专心敲着打字机。芬尼不停地烦他——“索贝尔，那个特写做得怎样了？”——可他总是眯着眼，凶狠地扬起下巴，川避这个问题。“你着什么急？我会给你的。”说完他冲我眨眨眼。

交稿日那天清晨，他来上班时脸上还粘着一小块手纸；刮胡子时一紧张把脸给划破了。不过，其他方面，他看上去还是一如从前自信满满。那天早上没人打电话——截稿日我们全都在誊写、校对——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摊开定稿最后读一遍。他十分专注，竞没发现芬尼站在他手边了。“你想把那特写给我吗，索贝尔？”

索贝尔一把抓起稿件，傲慢地用前臂把它们遮起来。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芬尼，说得那么坚定，看来这两周他一定在练习：“我要把这个给克拉姆先生看。不是给你。”

芬尼气急败坏，脸扭成一团。“不，不，克拉姆先生没必要看这个，”他说。“再说，他还没来。来吧，给我。”

“你在浪费时间，芬尼，”索贝尔说，“我在等克拉姆先生。”

芬尼嘴上嘀咕着，避开索贝尔洋洋得意的目光，回到自己桌前，读《百老汇直击》进行校对。

那天早上我在排版桌前忙自己的活，往第一版块上贴样张。我站在那里，与难以操纵的页面版式和粘满胶水的剪刀搏斗，索贝尔悄悄走到我身后，看上去焦躁不安。“麦凯布，在我交上去之前，”他问。“你想看看吗？”他递给我那叠手稿。

给我的第一个震惊是首页上贴了张照片，是他戴着那顶帽子的一张小照。接着是他的标题：

索贝尔闲谈

作者：利昂·索贝尔第一段的字句我记不太准了，大意如下：

这是《劳工领袖》新栏目的“处女作”，而且，对你们的这位记者而言，它也是“崭新的”，之前他从来没有经手过专栏。然而，在写作上，他早非新兵，相反，在思想领域的战场上，他身经百战，是个“双手沾满墨水的老兵”，自他笔下现已写出九本书。

当然，在这些著作里，他的任务与他在这个专栏里略有不同，然而他希望这个专栏也能和以前那些著作一样，努力洞察人性本质之谜，换言之，讲实话。

我抬起头，发现他在揭开脸上剃须刀割破的地方，现在血自由地渗出来。“嗯，”我说，“首先，我不会把有你那种照片的稿子交给他——我是说，难道你不觉得最好先让他看看，再—一”

“好吧，”他说，用揉成一团的手帕把脸擦花了。“好吧，我把照片拿掉。接着说，读读其余部分。”

可是没有时间再读了。克拉姆来了，芬尼跟他说了，现在他站在自己办公室门口，大声嚼着一根熄了的雪茄。“索贝尔，你想见我？”他叫道。

“等一下，”索贝尔说。他把“索贝尔闲谈”的各页理整齐，撕下相片，塞进屁股后面的口袋里，向那门走去。半路上，他想起要摘下帽子，扔到衣帽钩上，可没扔中。接着，他消失在格子间后，我们全都坐下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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