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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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洛佳觉得自己简直要吐了。他使劲咽了一口唾沫，说：“好主意，我这就把她抓来。”

“明天去最好，”莱米托夫说，“凌晨四点去抓，这样做能造成最强的震慑效果。”

他在走廊里站了好一会儿，感觉都快要站不住了。一个路过的职员好奇地盯着他看，他只好迈开步子离开了。

他会去逮捕伊莉娜，但不会去折磨她：给她一些威胁已经足够了。她显然会认为自己会被再折磨一次，那会让她吓破了胆。沃洛佳觉得，如果自己是伊莉娜的话，也许会被吓疯的。加入红军时，他从没想过有一天要做这种事。他知道当兵要去杀人——可折磨年轻姑娘就是另一回事了。

办公楼里的人下班了，灯已经熄了，人们戴起帽子出现在走廊上。下班时间到了。沃洛佳回到办公室以后，给军事警察处打去了电话，让他们安排一组人和他在第二天一早三点半会合，一起去逮捕伊莉娜。然后他穿上大衣，搭电车回家。

沃洛佳和父母，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以及十九岁尚未大学毕业的妹妹安雅住在一起。在电车上他琢磨着是否要把这件事讲给父亲听。他想这样问父亲：“在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还必须去折磨无辜的群众吗？”但他知道父亲会怎么说。父亲会说为了对付资本主义社会的代理人和这些国家的间谍，暂时的专政是必要的。他也许会进一步追问：“什么时候才能弃绝这类可怕的刑罚呢？”父亲自然答不上来，没有任何人能答得上来。

从柏林回来以后，别斯科夫一家住进了也被称为河堤公寓的政府公寓。政府公寓和克里姆林宫隔河相望，里面住的都是苏维埃的精英。公寓采取了结构主义风格，里面有五百多套房子。

沃洛佳朝楼门口站岗的军警点了点头，然后穿过底楼大厅——大厅非常庞大，晚上有时甚至会开爵士乐队伴奏的舞会——然后乘电梯上去了。公寓里配有电话，还长期供应热水，从苏联人的标准来看是超豪华了，但远不如他们在柏林住的公寓温馨。

母亲在厨房里做饭。虽然卡捷琳娜厨艺一般，也不擅长整理，但沃洛佳的父亲却很爱她。1914年在圣彼得堡，他把她从一个不怀好意的警察手里救了下来，自那以后，他就一直深爱着她。沃洛佳觉得四十三岁的母亲还非常漂亮，在外交际时，她总是穿得比其他苏联女子时髦一点点——但她小心地不让自己显得过于西化，以免犯了莫斯科官场上的大忌。

“你的嘴怎么受伤了？”母亲吻了他，问道。

“没事。”沃洛佳闻到了鸡肉的香味，“有客人要来吗？”

“安雅要带男朋友回来。”

“啊，是个学生吗？”

“我想应该不是。我没问是那人是干什么的。”

沃洛佳很高兴。他很喜欢自己的这个妹妹，但也知道她并不漂亮。她又矮又胖，总是穿着单一色调的衣服。她没交过什么男朋友，能有男孩愿意和她一起回家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他回到房间，脱下大衣，把脸和双手好好地洗了一把。他的嘴唇几乎快好了：马库斯下手并不重。擦干双手时他听见家门口传来了人声，心想一定是安雅和她的男朋友到了。

他穿了件保暖的羊毛开衫，离开自己的房间走进餐厅。安雅和沃洛佳早晨刚见过的贼眉鼠眼的男人坐在桌旁。“哦！”沃洛佳惊呼一声，“怎么是你啊！”

安雅的男朋友正是逮捕伊莉娜的内务部特工伊利亚·德沃尔金。德沃尔金这时没有乔装打扮，穿着黑西装和一双高档的靴子。他吃惊地看着沃洛佳。“对啊——你也姓别斯科夫，”他说，“先前我怎么没想到呢？”

沃洛佳看向安雅：“别告诉我，这个人就是你的男朋友。”

安雅气恼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沃洛佳说：“我们今天早些时候见过面。他把鼻子钻到不该钻的地方，坏了军队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只是恪尽职守。”说完，德沃尔金又用袖子擦了擦鼻尖。

“恪尽职守？说得可真好听！”

卡捷琳娜插话以缓和气氛。“别把工作上的事带回家，”她说，“沃洛佳，给我们的客人倒上杯伏特加。”

沃洛佳问：“真要给他倒吗？”

卡捷琳娜目光中冒着怒火：“让你倒你就倒！”

“好吧。”沃洛佳不情愿地从架子上拿下酒瓶。安雅从橱柜里拿出酒杯，沃洛佳往杯子里斟满了伏特加。

卡捷琳娜拿起一个杯子，说：“重新给你们介绍一下吧。伊利亚，这是我儿子弗拉基米尔，我们都叫他沃洛佳。沃洛佳，这是安雅的朋友伊利亚，伊利亚今天专程来我们家吃晚饭。你们两个握握手吧。”

沃洛佳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和伊利亚握手。

卡捷琳娜把烟熏鱼、腌黄瓜和香肠段放在桌上。“夏天我还能拿出一些乡间别墅种的蔬菜，不过这个季节就只有这些了。”她抱歉地说。沃洛佳感到母亲在千方百计地讨好着伊利亚。母亲真想把安雅嫁给这个杂碎吗？他觉得母亲确实想达到这个目的。

格雷戈里穿着部队里的制服走进餐厅，他满脸堆笑，一边搓着手，一边闻着鸡肉的香气。格雷戈里今年四十八岁，他身材臃肿，满脸红光：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曾在1917年和红军战友洗劫了冬宫。那时，他肯定要瘦些。

他心情很好地吻了妻子。沃洛佳觉得，母亲很感激父亲这种不计回报的爱。她会在他拍她屁股时露出笑容，在他拥抱她时伸出手臂，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一个吻，但她从来不是主动的那一个。卡捷琳娜喜欢他，尊敬他，似乎很高兴嫁给他。然而，她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这段婚姻。而沃洛佳想从婚姻中得到的，要比这多得多。

沃洛佳对婚姻还只是出于想象：他短暂地交过十来个女朋友，但还没碰到他想要娶的那个人。

沃洛佳给父亲倒了杯伏特加，格雷戈里举杯表示感谢，然后吃了点熏鱼。他问德沃尔金：“伊利亚，你做什么工作？”

“我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伊利亚自豪地说。

“啊，这工作非常不错！”

沃洛佳觉得格雷戈里绝不会真这么想。他只是想对客人表示友善而已。沃洛佳觉得父母最好凶一点，把伊利亚给赶走。他对父亲说：“爸爸，如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学苏联建立起社会主义体制，我想秘密警察就应该没有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到时候就该废除了。”

格雷戈里岔开了话题。“到那时警察也应该没有了！”他兴致勃勃地说，“没有司法审判，没有监狱，没有了间谍自然也没了反谍报部门。没有了敌人也就没有了军人。说说看，到时我们靠什么生活呢？”他痛快地笑了起来，“但说到底，这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伊利亚一脸怀疑，好像听到了反动的话，却完全不能指控似的。

卡捷琳娜端上来一盘黑面包和五碗热罗宋汤，大家开始吃了起来。“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格雷戈里开始忆苦思甜了，“漫长的冬天，妈妈会把蔬菜叶、苹果核、卷心菜不能吃的外皮和洋葱的叶茎扔在房子外面一个旧桶里，让它们全都冻在一起。等开春雪化了，她会用这些东西做罗宋汤。告诉你们，那才是真正的罗宋汤——用蔬菜的烂叶子做出来的汤。你们年轻人很少去想自己有多么幸福。”

有人敲了下门。格雷戈里皱起了眉，不知道这个时候还会有谁来，不过卡捷琳娜像是想到了什么：“哦，我把这事给忘了！康斯坦丁的女儿说好了要来。”

格雷戈里问：“你是说，接生婆玛格达和他生的那个女儿卓娅·沃洛茨采娃吗？”

“我记得卓娅，”沃洛佳说，“一个扎着金色麻花辫的瘦弱女孩。”

“她不再是个小姑娘了，”卡捷琳娜说，“卓娅现在是二十四岁的女科学家。”她站起身走到门边。

格雷戈里皱起了眉头：“她妈妈死后我们就没见过她了。她怎么突然来联系了呢？”

“她想和你谈谈。”卡捷琳娜回答。

“跟我谈？谈什么啊？”

“谈物理。”卡捷琳娜说。

格雷戈里骄傲地说：“我和她父亲康斯坦丁是1917年被派到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代表，我们起草了著名的一号令。”说到这儿，他的脸阴沉下来，“但不幸的是，他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死了。”

沃洛佳说：“他死的时候一定很年轻——他是怎么死的？”

格雷戈里看了眼伊利亚，马上把目光转到另一边。“他死于肺炎。”沃洛佳知道他在撒谎。

卡捷琳娜带着一个姑娘走进餐厅。卓娅一进来，沃洛佳就被她迷上了。

卓娅是个标准的苏联美女，她个子很高，身材苗条，有清澈的蓝色眼眸和丝绸般的白皙肌肤。她穿着一条简朴的绿裙子，但恰到好处地衬托出她完美的身材。

卓娅被介绍给众人以后，在桌子旁坐了下来，喝起了罗宋汤。格雷戈里说：“卓娅，看来你是个科学家了。”

“我是个正在写论文的研究生，眼下正在给本科生上课。”她说。

“沃洛佳在军队的情报部门工作。”格雷戈里自豪地说。

“这倒挺有趣的。”她显然觉得军队的生活很枯燥。

沃洛佳意识到父亲已经把卓娅当成了潜在的儿媳妇人选。他希望父亲别表现得那么明显。他已经决定在卓娅离开之前约她见面。但这事得他自己搞定。他不需要父亲帮忙。父母的过分热心会把卓娅给吓跑。

“汤烧得怎么样？”卡捷琳娜问卓娅。

“很美味，谢谢你。”

沃洛佳已经具备了透过外表看本质的能力。卓娅正巧是他最中意的那种人：长得很美，却从不以这种美而自夸。

卡捷琳娜端上这天晚上的主菜土豆炖鸡肉时，安雅收拾了喝罗宋汤的碗。卓娅叉了块鸡肉，嚼得津津有味，接着又吃了很多。和大多数苏联人一样，她难得吃上这么好的菜。

沃洛佳问：“卓娅，你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她不太乐意地停止咀嚼，回答了沃洛佳的提问。“我是个物理学者，”她说，“我们试图弄清原子的属性：它是如何组成的？这些组成部分又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

“这很有趣吗？”

“非常有趣。”她放下叉子，“借此我们可以发现宇宙是如何组成的。没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事情了。”说这话时她的眼睛散发出亮光。显然物理学是唯一能让她从美味中分心的东西。

伊利亚终于开口了：“这种理论化的东西，对革命又有什么好处呢？”

卓娅的眼中燃起怒火，这让沃洛佳更喜欢她了。“有些同志犯了轻视纯科学的错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实证研究上，”她说，“但技术进步完全得靠理论上的进展，比如说改造飞行器的流线。”

沃洛佳克制着没笑，卓娅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伊利亚驳倒了。

但卓娅还没说完。“先生，这正是我想找你谈话的原因，”她对格雷戈里说，“我们物理学者读了西方出版的各类科学期刊——西方人愚蠢地向全世界发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最近，我们意识到他们在原子科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苏联很可能在这个领域被他们远远地甩在身后。我琢磨着斯大林同志是不是知道这件事。”

餐厅里一下子安静了。对斯大林的任何批评或类似暗示，都是很危险的。“大多数事，他都知情。”格雷戈里说。

“这是自然，”卓娅立刻接着说，“不过有时还需要您这样忠心的人提请他特别关注一下。”

“是的，这倒是真的。”

伊利亚说：“斯大林同志认为科学要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

沃洛佳看见卓娅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愤怒，但她马上垂下眼恭敬地说：“他无疑是对的，我们科研人员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

所有人都知道她这是在打马虎眼，但没人会这样说。人人都知道要遵守礼节。

“好吧，”格雷戈里打起圆场，“不管怎样，我会在下次见到总书记时跟他提一下。他也许会更深入地看待这个问题。”

“能这样就再好不过了，”卓娅说，“我们希望领先于西方。”

“卓娅，你的业余生活怎么样？”格雷戈里兴致勃勃地问，“你有男友或未婚夫了吗？”

安雅生气了：“爸爸，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卓娅似乎并不介意。“我没未婚夫，”她和善地说，“也没有男朋友。”

“和我儿子一样，他都二十三岁了，还是单身。沃洛佳学历高，个子高，样子也不赖——却到现在都没有未婚妻！”

沃洛佳对这么明显的暗示皱起了眉头。

“的确很难相信。”卓娅说。沃洛佳发现，卓娅说话的时候看了他一眼，带着调侃的笑意。

卡捷琳娜把手放在丈夫的手臂上。“够了，”她说，“别再让卓娅难堪了。”

门铃响了。

“怎么又有人来了？”格雷戈里问。

“这次我不知道会是谁了。”卡捷琳娜离开餐厅去开门。

她带来的是沃洛佳的上级莱米托夫上校。

沃洛佳惊讶地站起身。“晚上好，长官，”他说，“这是我的父亲格雷戈里·别斯科夫。爸爸，这是莱米托夫上校。”

莱米托夫凌厉地敬了个军礼。

格雷戈里说：“莱米托夫，轻松一点。坐下吃点鸡肉。我儿子做错了什么事吗？”

这正是沃洛佳手抖的原因。“正相反——你儿子干得很好。只是……只是我想和你，以及你的儿子，私下里聊两句。”

沃洛佳轻松了一点，也许自己没有惹上麻烦。

“没问题，我们刚吃完晚饭，”格雷戈里站起身，“去书房谈吧。”

莱米托夫看了一眼伊利亚，问道：“你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吗？”

“没错，为此我深感骄傲，我叫德沃尔金。”

“下午你差点把沃洛佳逮起来了是吗？”

“我觉得他的行为像个间谍。我没弄错，不是吗？”

“你必须去抓敌方的间谍，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谍报人员。”莱米托夫说。

沃洛佳笑了。一天之中，这是德沃尔金第二次被别人揶揄。

沃洛佳、格雷戈里、莱米托夫沿着走廊到了书房。书房很小，除了书架外没有什么过多的装饰。格雷戈里占了唯一的一把椅子，莱米托夫坐在一张小桌子上，沃洛佳关上门，站着。

莱米托夫问沃洛佳：“你的父亲同志知道下午从柏林传来的消息吗？”

“长官，我没告诉他。”

“最好告诉他。”

沃洛佳把德国准备派人打入西班牙政府军内部的事情告诉了格雷戈里。格雷戈里非常高兴。“你们的工作完成得很不赖！”他说，“这的确有可能是虚假信息，但可能性不大，纳粹才不像我们那样精于设局呢！我们可以抓获纳粹派去的间谍，用他们手中的无线电发报机把误导信息发送给右翼的叛乱分子。”

沃洛佳没有想到这一层。父亲也许会在卓娅面前装傻，但在情报工作方面却依然有着清晰的头脑。

“是的。”莱米托夫说。

格雷戈里对沃洛佳说：“你的同学沃纳是个勇敢的男人。”他转身问莱米托夫，“你准备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派几个出色的谍报人员去西班牙调查那些德国人。这事应该不是很复杂。如果真是间谍的话，我们一定能在他们的住处发现密码本和无线电发报机之类的证据。”他犹豫了片刻，“我上这儿来，是为了动员你儿子沃洛佳去一趟的。”

沃洛佳惊呆了。他万万没想到会被上级派到西班牙去。

格雷戈里脸一沉。“哎，”他想了想，说，“我承认，我不怎么想让我儿子去。我们会很想他的。”接着，他换上了一副顺从的表情，像是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别无选择似的，“当然，保卫革命成果是放在第一位的。”

“谍报人员需要实战经验，”莱米托夫说，“先生，你我都经历过战争了，他们年轻的这一代还需要去战场上走一走。”

“是的，没错，你准备让他什么时候出发？”

“三天以后。”

看得出，格雷戈里正在绞尽脑汁想理由，要把沃洛佳留在家里，却他没有成功。沃洛佳自己却很兴奋。能去西班牙了！他想到了血红色的葡萄酒，黑发长腿的西班牙女郎，以及莫斯科没有的艳阳天。去西班牙参加内战的确很危险，但沃洛佳参军并不是来享受安逸的。

格雷戈里问他：“沃洛佳，你怎么想？”

沃洛佳知道父亲希望他提出反对，但唯一能让他想到的理由只是没时间去了解如此吸引他的卓娅了。“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他说，“我对被选中前往西班牙感到很荣幸。”

“那就这么定了。”格雷戈里说。

“有个小问题，”莱米托夫说，“按照之前的决定，军队情报部门只有调查权而没有逮捕权，那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权。”他干笑了一声，继续说，“这次恐怕你要和朋友德沃尔金一起去了。”

西班牙简直太美了。劳埃德·威廉姆斯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地爱上这片土地。他到西班牙只有十个月，但对西班牙的眷恋足以和对生养他的威尔士媲美了。他喜欢绽放在战火灼烧的土地上的珍奇花朵，喜欢下午睡个午觉，也喜欢喝西班牙自产的那些红酒。甚至没东西吃的时候，他也会喝上一杯，那种滋味简直妙极了。他尝试了许多以前没有吃过的东西：橄榄、红辣椒、辣香肠，以及像火一样炽热、被当地人称为“红酒渣”的食物。

他站在高地上，手拿着地图眺望着眼前这片热土。河边有几块不连接的草地，远方的山上长着几许绿树，但之间却是贫乏的土壤和岩石构成的荒地。“前进的路上找不到太多的掩护。”他忧心忡忡地说。

身旁的莱尼·格里菲斯说：“这一仗会非常辛苦！”

劳埃德看了看地图。埃布罗河从地中海开始，绵延了一百多英里，从萨拉戈萨中间流过。萨拉戈萨是阿拉贡自治区的通衢之地。它是若干公路、铁路以及三条河流的交汇口。西班牙政府军将在这个不毛之地和反民主的叛军打上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有人把政府军叫作共和主义者，把叛军叫作民族主义者，但这些名称只会带来误导。两边都有许多人是共和主义者，不想接受国王的统治。他们同时是民族主义者，热爱西班牙，愿意为之牺牲生命。但在劳埃德看来，双方就是单纯的政府军和反叛军。

这时，萨拉戈萨被佛朗哥的叛军所盘踞，劳埃德在距离萨拉戈萨五十英里的制高点上观察着这座城市。“如果能攻克萨拉戈萨，敌军就会被围在萨拉戈萨以北的地方过上一整个冬天。”他说。

“只是如果。”莱尼说。

劳埃德阴郁地想，这是个糟糕的预言。在他们只能希望叛军的前进可以被阻延的时候，这样的预言简直是太糟糕了。这一年开始以来，政府军还没收获一场像样的胜利。

但劳埃德却又想好好地打上一仗。他来西班牙十个月了，这将是他第一次参加正式的作战行动。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大本营做教导员。西班牙人发现他在英国的军官训练营里待过以后，马上让他越级当上中尉，主管新来者的训练工作。他灌输给新来的人服从命令的思想，让他们反复练习行军，直到脚上不再流血，水疱结痂才停顿下来。另外，他还教授他们在枪支不够时如何击倒敌军的方法。

但志愿者来得越来越少了，教导员必须亲自上阵杀敌。

劳埃德戴着贝雷帽，穿着袖子上手工缝着军衔标志的带链夹克和灯芯绒裤。他带着一把装填有可能是从公民警卫队弹药库里偷来的七毫米西班牙制毛瑟短枪。

劳埃德、莱尼和戴夫分离过一段时间，但这会又集中在第十五国际旅，准备投入接下来的战斗。莱尼留了胡子，十七岁的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十岁。尽管穿着粗布工作服而不是军服，但他已经是个小队长了。相比士兵，他看起来更像个海盗。

莱尼说：“这次行动和保卫叛军没任何关系，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这地方永远被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导。”

劳埃德在巴塞罗那短暂停留期间见识了什么叫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变种——军官和士兵拿同样的薪水；大饭店的餐厅被改造成工人食堂；侍者拒绝小费，声称收取小费有损他们的人格；海报上怒斥买春是对女性的剥削。整个巴塞罗那洋溢着其乐融融的气氛。但苏联人痛恨这种无政府主义。

莱尼继续说：“现在政府又从马德里调来了一支共产党人组成的军队，要把我们合并成一支军队——发号施令的自然是那些共产党。”

莱尼的话让劳埃德很失望。他知道，只有像之前那样的各种左翼团体联手，他们才有可能取胜——卡布尔街的反游行斗争就是一例。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却在街上相互争斗。他说：“內格林总理不是个共产党人。”

“他可能本质上是。”

“他知道，没有苏联的支持，政府军就要完了。”

“这意味着我们要抛弃民主，让共产党人掌权吗？”

劳埃德点了点头。关于政府军的讨论每次都会以同样一个问题结束：“仅仅因为苏联是唯一能提供给我们枪炮的国家，我们就要迎合他们的一切需求吗？”

他们走下山。莱尼说：“我们可以喝上杯好茶吗？”

“当然可以，给我的茶里放上两大块糖。”

这是他俩经常讲的一个笑话。两人已经好几个月没喝上茶了。

他们来到河边的营地。莱尼所在的排住在石头棚屋里，在内战赶跑农民之前，那也许是牛羊住的。几十码以外的埃布罗河上游，第十一国际旅的德国志愿者住在船民们弃下的船屋。

劳埃德的表弟大卫·威廉姆斯迎了上来。和莱尼一样，大卫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至少大了十岁。他非常消瘦，皮肤肮脏而粗糙，在阳光下眯起眼睛，显得有一点畏光。他穿着卡其布的外衣和裤子，扎着皮带，脚上是一双齐膝的靴子。尽管很少有志愿者拥有整套的军服，但他这身倒挺全的。戴夫在脖子上系了条棉围巾，手里拿着支配备有老式反转刺刀的苏制莫辛纳甘步枪。他的皮带上还系了支从叛军尸体上搜来的德制九毫米鲁格尔小手枪。他对枪支弹药显然非常精通。

“来客人了。”他兴奋地说。

“来了个女的。”戴夫指着新来人说。

在一棵丑陋的白杨树下，十几个英国和德国的志愿兵正在和一个美得惊人的妙龄女郎交谈。

“哦，我的上帝。”莱尼用威尔士语惊呼道，“看到她，我的眼睛都亮了。”

她大概二十五岁，个子不高，眼睛很大，黑头发扎在一起，横戴着一顶军帽。过于宽大的制服穿在她身上像是件晚礼服。

知道劳埃德会德语的志愿兵海因茨用德语对他说：“先生，她叫特蕾莎，是来教我们识字的。”

劳埃德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国际旅中有外国兵，也有西班牙本国人。这些西班牙人大多都不怎么识字。他们小时候在天主教会资助的乡村小学练习教理问答，学校的神职教师害怕他们接触到社会主义的书籍，就是不教他们认字。结果，君主制下的西班牙，一半人口都是文盲。1931年民选的西班牙政府加强了教育方面的工作，但西班牙仍然有好几百万人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为士兵们上课的识字班甚至开到了内战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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