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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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点了点他古老的脑袋：“当然。”

贾米森先生看起来颇为吃惊。

一位面相和善的警察把椅子放在了陶德杭特先生的身后。他满怀感激地坐了下来。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有点不真实，就像在演出一出舞台剧一样。

他带着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观看着陪审团的宣誓。

“我必须得注意，”他告诉自己，“我正在审判我的生命。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陶德杭特先生发现转瞬之间，他的生命已经交由一个由十位男人和两位女人组成的陪审团。他们将裁判他的命运。他注视着他们，却意识到他们都在躲避着他的眼神。陶德杭特先生微微脸红，然后把目光转向了那个矮个子的忙碌的法庭书记员。对于别人刻意回避他的目光，他感到不大习惯。

书记员对着陪审团陈述。

“各位陪审团成员，被告劳伦斯·巴特费尔德·陶德杭特被控在去年九月二十八日，谋杀艾赛尔·梅·宾斯。在这份起诉书中，他辩称无罪，现在此案交由各位，请各位在听取证词、查验证据后，裁判他是否有罪。”

陪审团看起来极为严肃。

“别老是提到‘巴特费尔德’。”陶德杭特先生烦躁地想着。他并不喜欢这个中间名，而且这二十多年来，他都成功地隐去了这个名字。

接下来，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以一种闲散的态度起身，这让陶德杭特先生微微吃惊了一下。他就像披着浴袍一样，随意地将长袍披在身上，开始以一种愉快而轻松的口吻发言。

“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团成员，这是一起极为不同寻常的案件。诚如各位所知，另外一个人也因同一罪名而被起诉，并且被判罪名成立，现在正在等待被执行绞刑。而行刑日期也如大家所知，被推到了这场审判产生结果之后。这起案件本身就已经相当不同寻常了，而更加不同寻常的是，这是一起自诉的谋杀案。这起案件并非是由官方起诉，而是由一位市民，奥利弗·佛兹先生起诉的。

“佛兹先生以合乎政策却并无先例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起诉，是出于自己崇高的道德动机。对于此案来说，他的处境较为特殊，这一点，稍后他本人也会详细解释。实际上，就是由于他的处境颇为特殊，才令他无比确信宾斯小姐之死与陶德杭特先生有莫大的关系。凶手并非那个文森特·帕默，而他目前还被判了死罪。你们也将会了解到，佛兹先生为何如此确信。因为案发之前几周，陶德杭特先生曾与佛兹先生有过私人会面，会面中向他透露过谋杀的意图。然而当时，他并未决定谋杀对象，因而向佛兹先生咨询合适的被害人人选。

“因此，当得知有位无辜者因此项罪名被判绞刑之后，佛兹先生便开始准备诉讼，以维护司法公正所犯下的可怕错误。当他开始着手此事后，据我所知，此项行为立即得到了陶德杭特先生的支持和赞同。因为陶德杭特先生更加急于将此错误的审判拉回正轨。除此之外，我个人还认为，自从坦承为那件谋杀案负责之后，他的表现变得既勇敢，又得体。因此，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责任，”欧内斯特爵士极为严肃地说，“是一个令我痛苦的责任，但我不能逃避。我必须坦承一点，在文森特·帕默被捕之后，陶德杭特先生从国外赶回，立即向负责本案的有关单位——不用拐弯抹角了，我指的就是警方和代表法律的官方——坦承真相。然而当局毫不在意。

“我并不想对他们的此举作出诘难，”欧内斯特爵士开始尽其所能地诘难起来，“但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他们之所以拒绝听取陶德杭特先生令人吃惊的自白，只是因为他们已经逮捕了一个他们确信有罪的人。因为，他们并不想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我确信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这种邪恶——没有其他合适的词语了——的行径，绝不可能是由我们的警方做出来的。是的，他们确实相信自己抓对了人，同时也认定了陶德杭特先生只不过是怀揣浪漫主义情怀的好管闲事的怪人。但陶德杭特先生拒绝接受此事，他绝不能忍受让一个无辜者身处险境，自己却保持沉默。他们其实根本就不了解真相。这也是此案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起诉的原因。现在，被告席上站着的，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如果他愿意，便可直接离开法庭，立即消失。尽管有人起诉谋杀这一重大的罪行，但当局却毫不在意，拒绝对他发出逮捕令。陪审团的各位大人，我现在站在这儿，就是要向你们证明，他们错了，而佛兹先生是对的。

“法官大人，”欧内斯特爵士饱含感情地说，“我必须请您纵容我，听我多说几句。我很清楚，身为一名律师，我一般不该对自己经办的案子，发表个人意见。不过我认为这个案子如此的不寻常，一点个人的解释也许并无不当。在阁下的允许下，我只想以我个人在此案件的立场上说几句话。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团成员，我只想说，身为一位曾多次为政府和国王服务的律师，我此次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代理这样的案件，必定会招致有关方面及我的同事们的严厉的批评。如若我没有彻底地了解我的责任，我也不会承担下这起案件。

“我很清楚我的责任。几个星期以前，我只是因为偶然的原因接触到了这个案子。当时我是目击到证据的证人，而我们发现的这些证据，对于控告被告有罪是有所裨益的。你们将会亲眼目睹不可思议的状况，即律师走上证人席，陈述对于被告方不利的证词。这种情形的确前所未见，在普通的案件中，这也许是违反我们律师这个行业的职业道德的，但对于这起特殊的案件，这一行为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我向各位说明这些，是因为接下来我将把我们所有的发现一一道来。这些发现让我坚信，那位已经获罪下狱的人其实是无辜的。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会站在这个地方，随此案一起出现在诸位面前。我来此并不是出于任何人的意愿，而是纯粹出于我的职业自尊，纯粹出于司法正义，纯粹而热切地遵从于我内心的声音。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团成员，我真诚地希望各位能宽恕我的所作所为，因为我觉得无论对于你们，还是对于我自己，这都是我应尽的义务。

“现在让我按照先后顺序，将整件事向大家理清。为大家说明艾赛尔·梅·宾斯死亡的整个过程。

“去年六月十四日，陶德杭特先生前往拜访他的医生……”

欧内斯特爵士继续简单概括了陶德杭特先生之后的行动，从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寥寥的几个月开始讲起，提到了他确定自己未来方向的那次聚餐，提到了费舍曼的事，直到今天早上陶德杭特先生自愿站在这个被告席上。

陶德杭特先生觉得他说得棒极了。

他略带讽刺地想着自己是不是要拿支笔记下来，然后整理写成评论发表在《伦敦评论》上。如果他最终被判有罪的话，那么在他行刑日之前，确实有段很长的时间，可以把这些写出来。

他认为这个想法很符合真正的科学精神，于是轻声要来纸和笔，并严肃地记录着。

“欧内斯特·普雷迪波爵士的开场白比我预期的更加简洁有力，内容极具说服力。我想我们有赢的机会。”

在午间休息之前，只传唤了一名证人，但那个证人非常重要：费瑞斯。

费瑞斯的证词大致陈述了两点内容：那场臭名昭著的聚餐上的对话，以及他身为《伦敦评论》编辑，与陶德杭特先生有着怎样的私人关系。他坦承当时陶德杭特先生极力将话题引向他需要的方向。他希望大家讨论一个被医生宣告只剩下几个月生命的人，可以为大众作出怎么样的贡献。而且他记得非常清楚，几乎所有人都得出相同的结论，那就是谋杀。

“被告当时是否以侧面询问的方式，来征询有关此事的建议？而当时，你们建议他应该去谋杀？”欧内斯特爵士一脸震惊地大皱眉头。

“很遗憾，当时我们并没有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费瑞斯微笑着说，“否则，我们绝不会给出这样的建议。”

“但事实上，你们确实对他是如此建议的？”

“如果你真的那么认为的话，那就是了。”

“我确实这样认为。”

“那，”费瑞斯殷勤地说，“我就没办法反驳你了。”

“但你根本没想到被告真的会那么做？”

“我根本连想都没想过。”

“在知道他那么做了之后，你是否会惊讶于这个事实？”

费瑞斯想了想说：“也许不会吧。”

接着，欧内斯特爵士开始了第二个问题。

“你跟被告很熟吗？”

“非常熟悉，我想。”

“他曾在你手下的期刊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

“这几年来，他都是《伦敦评论》的定期撰稿人。而我担任他的编辑。”费瑞斯巧妙地抓住这个面对公众的机会，打了个小广告。

“那么在这段时间内，你不仅研读过他的作品，还观察过他的为人？”

“当然。”

接下来，欧内斯特爵士问出费瑞斯在工作之内和之外，都曾与陶德杭特先生有过多次的谈话。

“你与被告很熟识，你是否认为，被告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

“毫无疑问的。”

“你从未见过他有任何不正常病症的情况？”

“从没有，就大病来说。”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欧内斯特爵士带着些蔑视问道。

“我的意思是，他或多或少有些小毛病，比如单身汉的习惯病之类的。”

“毫无问题，这些小毛病，我们都有。但除了这些小毛病之外，你是否还留意到任何他看起来精神上不正常的行为？”

“陶德杭特一直是我见过的心智最为健全的人。”费瑞斯说着，礼貌地向被告席微微鞠躬致意。

“谢谢你。”欧内斯特爵士问完了问题，坐下了。

费瑞斯以一种乐于助人的态度，礼貌地转身面对贾米森先生的讯问。

“费瑞斯先生，”后者发问，“你是一名编辑吗？”

“我是。”

“那想必你肯定读过不少著作，不管是小说，还是纪实类的？”

“没错。”

“你读过各种各样的书，毫无疑问。举个例子吧，出于工作的需要，你是否阅读过一些有关心理学方面的书？”

“非常多。”

“包括犯罪心理学？”

“是的。”

“我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我可否认为，你阅读过这么多相关的著作，那么对于心理学包括犯罪心理学的现代原理，都非常精通呢？”

“我不是专家。”费瑞斯回答道。他的回答像个反问句一样，大家一听到就会立刻相信他是个专家，“但是这些知识用来对付我的工作是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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