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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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都不放过 作者:查尔斯·格雷伯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8月
ISBN：9787536072138
所属分类：图书>小说>侦探/悬疑/推理
图书>小说>外国小说>美国
编辑推荐
这是一部写作时间长达10年的犯罪小说，书中没有“刀枪棍棒”也没有“血流成河”，有的只是令人窒息的恐怖与悄无声息的死亡，它以还原谋杀与救赎的原始欲念为目标，逐步测量着人类心理的承受限度。那些我们自以为安全的地方，实际上永远都藏着这个世界上*危险的人。
内容推荐
童年饱受不公与欺凌的小男孩查尔斯·库伦，一直在他人的嘲笑中踽踽独行，他不断努力，想要挣脱，直至成年以后，却仍旧没有丝毫改观。终于有一天，他忽然觉得，不能就这样一直潦倒下去，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证明人生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简介
查尔斯·格雷伯（CHARLES GRAEBER ），美国资深犯罪调查记者，国际杰出的新闻工作者，纽约新闻俱乐部年度最佳新闻发掘人。曾为多家媒体撰写文章，包括《纽约时报》《纽约客》《连线》《智族》《美国商务周刊》等。
媒体评论
迷人而惊悚的佳作……一本让你几乎没有勇气翻页的书，那些最后看到结局的人，会惊人地发现：在我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永远潜藏着最危险的人。——《底特律新闻报》
带你深入连环杀手的思想深处……它几乎拥有了任何犯罪小说都具备的悬念。————《出版人周刊》
真正将犯罪事实完美故事化的佳作，它的成功不仅真实还原了库伦离奇的犯罪过程，同时将他的残忍与内心经历的所有纠结一并表现得如此真实，警方每一次试图将他扳倒的场景都好似惊悚片一样被精彩的文字一一给表演出来。——《纽约时报》
本年度出版的最惊悚小说，没有之一。同时也是众多小说中，最发人深省的一部作品。格雷伯精心为我们准备了一部精品，一本启示录，无与伦比的节奏掌控，紧张得几乎让人无法呼吸。——《柯克斯书评》
它会慢慢将恐怖的魔爪伸出，缓缓抓住你，继而不再松开。你一定会废寝忘食，坐立难安。——《匹斯堡邮报》
一本出色的描写真实犯罪的小说，一个将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和警示人心的启示录完美结合的作品，恐惧与无力感交相辉映，谋杀与救赎平衡演绎。——《波士顿环球报》
从某一个层面来说，他完美地通过一个连环杀手的故事向我们揭开了往日最令人信赖机构最核心最可怕的内幕。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是一本很吸引人的侦探小说。除此以外，它还成为了医院行业的控诉书。——《新泽西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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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是经过10年的潜心调查，采访了包括查尔斯·库伦在内的很多涉案人员而写出的作品。查理是个骄傲而复杂的人，除了我们之间的对话以外，他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声明，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我们沟通的时间跨度长达几年之久，而最初的沟通是因为处于服刑状态下的他想要给外界捐赠一个肾。除此以外，他好像没有什么别的理由跟我进一步沟通其他的事。他的观点在本书中贯穿始终，但他并不是本书所陈述事实的最终决断者。本书包含很多来自其他各方面不同的匿名材料，所有人的隐私都有被曝光的危险，有些人还冒着事业或名誉受损的危险，而另一些人则将自己的自由也置之度外。为了保护这些人的隐私和生活，本书中所提到的人名和涉及个人的细节都经过了加工。通过对从警方办案的报告中收集来的各种实物、陈述、记录、窃听材料、监控录像、法庭文件以及呈堂证词和个人采访的整理，我也尽全力确保还原了这个故事最真实的一面。为了保证整个案件的逻辑线索清晰，有些记录经过了轻微的编辑；而基于确凿的文件记录，有些对话也经过了一些有必要的修改。但正如所有谋杀案件背后隐藏的真相一样，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的那些人都没法再给出答案了。
引子
他把车停在车场，熄了火，跟往常一样，匆忙从后门走了进去。穿过两扇门，24小时不灭的荧光灯在头顶嗡嗡作响，这是唯一一个查理能真正找到归属感的地方，是一种使命的召唤。当他踏上闪亮的油毡地板时，全身激动得战栗了一下，一股熟悉的味道随着呼吸钻入鼻腔，这就是家的味道了：汗水、纱布、聚维酮碘、收敛剂、抗菌剂、洗涤剂，以及在这一切浓烈味道后面深藏的那种绚丽得令人眩晕的气息，那是生命消逝时逐渐腐烂的味道。他从后楼的楼梯爬了上去，每步都迈两个台阶，有人要上路了……他很享受这个等待的过程，这种偶然停顿带来的濒临死亡的快感，这种黑暗时段带来的无比特殊的紧张刺激，它让一切都变得清晰，每一个细节都成为值得关注的焦点。戴手套时发出的每一声脆响，以及喝咖啡时的每次啜饮都好像潜藏着难以预兆的意义，充满了悲壮的色彩……
1987年，6月
圣巴拿巴医学中心是新泽西州唯一拥有专业烧伤科的医院，几乎所有的烧伤患者都被送到了这里。在这儿，你随处都可以见到那些拥有可怕外观的人，他们因为车祸、房子失火、工业泄漏等各种不同的原因被送到这里。有男有女，最常见的是小孩，全都被烧得残缺不全，没有头发，眼睑，身上的皮肤也焦熟，无法修复。查理的工作就是负责将这些伤患坏死的组织统统清理到一个金属托盘上—清洗，移除那些已经烧焦的部分，用抗菌肥皂给坏死的皮肤组织消毒。即使在病危护理领域，这个过程也可怕得令人难以想象，作为从护理学校毕业以后的首份工作，这简直跟下地狱差不多。
所有烧伤的背后都有个故事。一个穿着睡衣去够茶壶的母亲，因半截未熄灭的香烟头而面临截肢2；跌入篝火的醉汉；被压扁的车中漏气的煤气罐……伤是这些故事中最后的结局。身体对创伤的反应是可以预测的。三级烧伤大多都是致命的—皮肤的表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神经、动脉、静脉，甚至是肌肉都统统烧焦坏死了。相比之下，二级烧伤其实是更痛苦的，因为神经还活着。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烧伤科病房中依旧会不停地传来阵阵尖叫，唯一可以给患者们带来一点点安慰的只有吗啡。
有些病人会康复，而另一些只能在病房里煎熬着等死。护士们往往很容易就分辨出这些伤患属于哪一类。在烧伤病房，命运是可以预测的，结果全写在皮肤上了，或早或晚，所有的护士都可以读懂其中的信息。每次在烧伤创面做处理，就像在烧焦的纸上画画一样：一个人的身形，光秃秃的，赤裸着全身，看不出年龄和性别，没有毛发。他们的脚尖指向一片看不见的地面，手臂以表达投降和恳求的姿势向上伸展开来。眼睛是睁开的，没有眼皮，饱满的嘴唇看不出一点儿表情。你可以精确地用数字将画稿上人物的每个烧伤部分标注出来，在大腿上圈出一块，再圈出半条腿，脑袋上再来一块。生殖器算1分，每个手掌大的地方就算1.25分。不过这有些复杂，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这方法被称为数9法则。每个大面积的肢体，比如腿、后背和脑袋都被算成9，将受伤地方的数字加到一起，然后加上患者的年龄，得出的总和就是存活率了。按照这个法则来算，一个50岁的老头儿，如果烧伤面积占全身的一半，数值大于50了，那他的死亡率就是100%，就算现在没死，也快了。这种法则让无法避免的结果显得没有那么突兀，烧伤病房最需要的就是残存的渺茫希望。每一个烧伤病房的护士都知道谈论生死是没有意义的，你用一下这公式，知道结果以后，就继续生活，试着把它忘了。这种垂死的状态就好像你在后视镜里总能看见的黑车一样，只要你看，它就一定在。所以，干吗还费劲去看呢？
除此以外，在烧伤病房所承受的痛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护士们除了给病人们一直不停地注射吗啡以外，什么也做不了。当这些病人死去的时候，院方很难搞清楚到底他们的死是药物注射过量所致，还是无法痊愈每况愈下的创伤导致的，所有人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病人再也无须承受那些无尽的痛苦了。
烧伤病人可能会以很令人惊讶的方式被送达这里。有的躺在担架上，有的自己走来；或是独自一人，或是成群结队；有些时候他们是清醒的，还说着话，担心自己的手表或是错过做头发的预约。这很令人吃惊，可事实就是这样，他们接踵而至。
这些伤者身上连接着很多仪器，管线蜿蜒地在股动脉和手腕间扭转着，塑料管强硬地插进嘴里协助呼吸，插到下面协助排泄。电解质、氯化钠、止痛药、抗焦虑药、流食，整个身体都被液体填充得满满的，肿胀得有原来两倍那么大。阴囊变得跟沙滩球一样；眼睛鼓得就剩下一条狭小的缝；嘴唇像气球一样，干裂的地方像是烤过头的香肠，爆裂开来。身体会继续膨胀，直到把皮肤拉伸到极限，整个身体摸起来像是坚硬的大理石一般。血管被各种体液挤压得逐渐闭合，脏器开始衰竭，身体的各个部分也逐渐被割下来。这是外科医生最简单的工作了。同胳膊和腿一样长的刀片在身体各个部位穿梭，从前面到后面，甚至那膨胀得跟动物乳房一般的双手，到最后也难免被切下来。刀片深入到肌腱部位，5个分开的刀片沿着关节在皮下滑动，好像套入了一个很大的皮革手套。切口扩大了内部的可操作空间，好像裤子上的褶皱，随着那条缝错的线被挑开，一切都瞬间崩开，舒展了，好似峡谷壁一般的黄色脂肪将充盈血水的山谷紧紧围住。尽管气味是相当可怕的，但流血终归是件好事。如果它出血了，说明还有活性。当然了，出血也同样意味着更多的工作量。
带褶的皮肤松弛开来，好像上了油的皮革。护士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这种程度的工作，并轻而易举地处理它。感官上要面对的惊心动魄的场景太过细碎，一旦他们觉得这些画面多得无法忍受，他们就会选择离开。有些护士会立刻选择离开烧伤科的重症监护病房，调到其他工作岗位去，随便什么岗位，只要不再面对这么残忍的画面就好。
烧伤科的病患中近1\/3都是孩子，有些时候他们身上的那些烧伤是因为做过的某些错事而接受的惩罚，比如尿床，或是忘记做家务等。护士们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虐待的痕迹。这些灼伤大多来自散热器或是烟头、打火机、热炉子。热水烫的伤口是红的，而电击灼伤以后是黑色的。每一种烧伤都会带来独一无二的疼痛。查理算是什么都见识过了。
有些疼痛在皮肤细微的淡红色组织中缓缓蔓延，以水泡或是白色伤疤的形态呈现在血管周围。护士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这些痛苦隐藏在纱布和绷带下面，掩盖于药物的面具之下。但查理很了解，这些疼痛隐藏在秘密的角落，正在默默爆发，不表达不等于没有承受。在查理给很多孩子清理伤口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很少像大人那样尖叫，也没有在床上呜咽，而是在默默地忍受疼痛，将自己的秘密深藏在心底，以免因此再遭受更多惩罚。查理的母亲从没有用炉子或是热平底锅惩罚过他，但被人推来搡去的欺负是无法避免的。他姐姐的男朋友是个开着雪佛兰科迈罗、戴着戒指、穿牛仔的大家伙，他曾经感受过成年人的力量，也从来没有忘记作为一个孩子被迫躲在阴影中的感受。跟姐姐同居的这个男人在他面前把姐姐打流产了，后来姐姐离家出走，这个男人却一直不肯离开，他让查理感受到了难以摆脱的痛苦。
查理也知晓在军队的痛苦，同样也知道什么是惩罚。有一次喝醉了，他在海滩上醒来，发现自己赤裸的双脚被晒得红红的，肿胀得像是踢了很久球。在被随意扣上“破坏海军财产”的罪名之后，他们强迫他吞下阿司匹林，穿上夹脚的训练鞋。在他工作的时候，他时刻提醒自己，是的，他所知道的那些痛苦远远超过了任何人所能理解的程度。所以查理能了解这些病房里的孩子实际上承受着多大的痛苦，但是没有人能帮助他们，为他们做些什么。在那个时候，护士禁止给孩子开任何比泰诺药效更强的止痛药，可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护士都想给他们更多帮助，而且确实有些人这么做了。
送到这里来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所受到的伤害时刻提醒着查理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害。他将他们抱起来，将这些尖叫着缩成一小团的小家伙抱起来。他知道，一会儿外科医生就会像剥烤土豆一样将这些小人儿的伤口划开，用y字形刀口来防止伤口继续膨胀。这不过是很多手术中最开始的一个步骤。随后，那些被烧化的皮肤会慢慢愈合，变成可怕的伤疤，像藤蔓一样缠绕在他们身上。紧接着医生便会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些刚刚长好的伤口重新割开，谨防他们的脖子蜷缩在躯干中，同时用这个方式来保持手臂的灵活性。没有这些手术，孩子们被炙烤过的躯干会停止生长，新长出的那些伤疤不能保证他们适应体内其他部分的生长，他们也不能灵活地继续运动。查理知道这些孩子可能会活下去，会慢慢长大，但他们的身体再也不会长大了。如果没有护士的帮助，他们将永远被困在童年时期这个无法挣脱的茧中呻吟。手术刀和压力服成了他们仅存的希望。压力服让他们好似被紧紧地束缚在痛苦的怀抱中，衣服狠狠地压在那些伤疤上，逐渐让它们变得越来越薄，这是硬化的组织在压力的影响下慢慢扩张开来的结果。也许，在足够的努力下，长时间地承受痛苦和压力之后，那些疤痕会随着里面其他组织的生长被慢慢撑开，变得足够薄。也许有一天，孩子们的身体会重新开始长大，可以活动；甚至有一天，他们会忘了自己所承受过的痛苦。查理认为，以此来表达人生再合适不过了：整个世界都将压力推向你的生活，就好像你穿着压力服所承受的那些痛苦一样，你不得不用尽全力，将这些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压力用力地推向这个该死的世界。
查理喜欢自己在圣巴拿巴的工作，也知道自己是他们很需要的得力帮手。他喜欢照顾那些体弱多病的人，为他们洗澡、喂食、穿衣服，成为他们的依靠。他也很热爱夜班那种一对一照顾病人的安排，甚至觉得连医院的名字都非常招人喜欢。成长在天主教家庭中的查理对圣人巴拿巴毫不陌生，每年6月11日，当地教堂都会为圣人巴拿巴举办庆祝活动，所以他跟这位圣人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查理·库伦便在那一天开始了自己在圣巴拿巴医学中心的工作。但在查理准备和阿德里安娜结婚的时候，他彻底放弃了陪伴他成长的宗教，改皈依犹太教，因为查理觉得自己的生活观念跟圣人所持有的生活观念完全相反。查理在童年的时候就牢记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那些在离世之时还遭人憎恨之辈，才会被很好地铭记、永久地铭记。
2003年，10月3日
查理认为自己是个幸运的人。不管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误打误撞，反正是这份事业找到了他。在这个岗位工作了16年之后，查尔斯·库伦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多面手了。在通过ged（普通教育水平）考试成为注册护士之后，他攻读并获得了护理学的学士学位。他在高级心血管生命支持、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泵的临床使用和重症监护病房所获得的证书，让他可以轻松地在新泽西以及宾夕法尼亚任何一家医院找到时薪不低于27.5美元的好差事。工作总是有的。即使在纽瓦克和艾伦敦这种发展过度的地区，医疗中心仍是持续增长的盈利产业，每一家都在不断推出新的服务和专科门诊，它们都通过激烈的竞争迫切地想尽办法吸引那些有经验的注册护士。
在16年的时间里，查尔斯·库伦接到过几十次投诉，成为反面典型，经历过4次警察的审讯、2次测谎实验，企图自杀20次，还被关进过警察局1次。但所有的这些都没能玷污他的专业记录。他曾经在9家不同的医院、疗养院工作过，并被其中的大多数地方“遣送”“停职”“请辞”。但无论是他在宾夕法尼亚还是新泽西的护理证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记录，没受到一点儿不良影响。更夸张的是，每当他填写了一份新的职位申请表时，所有人看到的都是一个完美的库伦护士—一位雇佣者的最佳人选。他出勤率完美，形象光鲜，在重症监护、重症护理、心脏监护、呼吸机使用及烧伤处理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为那些病人准备药品，总是在机器发出可怕的警报时成为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救世主，甚至在用塑料布包裹那些尸体的时候都表现出了折纸艺术般的惊人天赋。他没有时间冲突的问题，似乎从来不去电影院，不关注体育比赛，而且很愿意甚至是渴望在夜晚、周末、假期的时候去上班。他无须为妻子负责，也没有看管两个孩子的义务，大部分的休闲时光只是在凯瑟琳的沙发上按按遥控器，视线在各个频道间短暂停留。紧急救护电话或是突然转院的病人都会让他在插播的广告还没结束前就穿戴整齐，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跟他一起工作的护士们都觉得这家伙是调度神送给他们的礼物，一个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员工。
他在萨默赛特郡医学中心的新工作，单程就需要45分钟的时间，但他好像并不在乎要开多久的车。事实上，他似乎很需要这个驾驶过程。查理认为自己是个很善言谈的人，也总是将自己跟凯瑟琳之间的亲密生活以及滑稽的摇摇欲坠的家庭境况分享给其他人。但是，有一些隐私，他是从来不会跟别人谈论的—秘密的场景在他的脑海中萦绕，画面只供他独自欣赏。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每次上下班的路上，都是他最享受的沉思时光。
自童年起，除了护理这个职业本身可以给他带来点儿快乐以外，生活的其他方面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值得满意的地方了。查理总是用“悲惨”二字来形容自己的童年。他的父母是爱尔兰人，虔诚的基督徒。查理—作为这对工薪阶层夫妇晚年生活中偶然犯下的一个难以负担的错误—出生以后没多久，父亲就去世了，而其他8个哥哥姐姐也早已长大成人，从家里搬出去，自立门户了。他家的原木房子在西奥兰治，这是一个阴暗、不幸的地方，嗑药的哥哥们纠缠不休，成年的姐姐们一波接一波地深陷怀孕的泥潭，总是有饥渴而残暴的陌生男人来家里找她们。只有查理的妈妈保护他远离楼上房间里那些混乱不堪的场面。他非常迫切地渴望得到母亲以及更多人的爱，但从来没得到过。当她在他读高中的时候死于车祸时，查理就彻底开始了自己孤独的生活。他对那个带走母亲尸体的医院充满了怨愤，怒火久久不能平息。他尝试过自杀，后来还参加过海军，不过显而易见这两件事儿后来都以失败告终。终于，他回到了他母亲当年去世的那家医院，并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生命真正的归属。
1984年3月，24岁的查尔斯·库伦成为了新泽西蒙特克莱山边医院护理学院的唯一一名男学生。他很聪明，功课也很好。就像那些适合他的制服和让他倍感亲切的环境一样，这些课程很适合他。身边都是姐妹，跟在家没什么区别。第一学期，刚刚上任两星期的班长却要退学，查理的同学们鼓励他去替补她的空缺，他好像天生就是做领导的材料，这个前任班长跟他说：“查理，你是个聪明英俊的家伙，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是个男生。”这样的评价让查理感到受宠若惊，但是竞选班长这事儿好像并不太符合他的性格。他越是反对，这个前任班长就越是坚定地要助他一臂之力。她说，他什么都不用做，不用冒任何风险—一切都由她来做。查理发现自己好像对被动成为候选人乐在其中，当然，更令他开心的是在不费吹灰之力的情况下，他居然赢了这个竞选。这个职位是地位的象征，似乎预示着新的查理即将诞生。就在他6年前在山边医院的停尸房永远失去母亲之后，山边医院又在冥冥之中将查理从众人中选了出来，像养育儿子一般将他培养成了一名穿着白色制服的专业人员。有生以来，第一次，查理觉得这应该就是被爱护的感觉了吧。
查理靠匿名在多个地方轮班打工来支付学费。他花上几个小时往柜台里摆放撒满糖霜的甜甜圈，或是运送成堆切好的肉片。他还要灌调料盒，擦桌子之间的地板—好像总有擦不完的地。讽刺的是，就像当初征兵的工作人员说的一样，他所受过的军事训练一定会很好地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同样，就像当一名海军一样，所有这些日常的工作也都需要穿特定的制服。唐恩都乐的制服是棕色和橙色组成的t恤，再加一个鸭舌帽。卡多尔的制服虽然也是棕色和橙色，但条纹不一样。查理每次在上班之前都得从地板上的那堆衣服中仔细选出正确的制服。罗伊罗杰斯的制服颜色跟生了锈的铁似的，好像是故意这么设计的，这样就不容易看见洒在上面的烧烤酱了，就如同赌场的地毯永远能很好地隐藏住口香糖一样。那套制服丑得可怕，但是如果是查理的经理阿德里安娜穿着它，就另当别论。他尤其喜欢看那件衣服上别着她名字挂牌的样子。
阿德里安娜·鲍姆是跟查理所了解的所有西奥兰治人都不在同一个层面的女孩，她野心勃勃，刚刚从大学毕业，拥有一个商业学士学位和一份待还的助学贷款。在这个西奥兰治的罗伊罗杰斯餐厅里，查理一直在观察她，有时越过墩布拖把一边佯装闲逛一边看。但是，阿德里安娜那时候有男朋友，而且店里也有计划要把她调职。查理在她走后就辞职了，将闲下来的时间全都贡献给了另一家快餐店—隔壁的卡多尔。但是，每当午休吃饭的时候，查理还是会去罗伊家，以防万一。后来，过了一个月，跟男朋友分了手的阿德里安娜就被调回来了，查理刚好就在那里等待着。
查理尽力加快发展他们的关系，使出浑身解数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来推动事情的进展，引起她的注意。在猛烈的礼物攻势之下，他还不忘在她的家人面前扮演好模范男友的角色。阿德里安娜惊奇地发现，隐藏在这个大眼睛腼腆男孩外表之下的竟是一个充满自信的男人。查理太执着于得到她的爱，他用无数的礼物、鲜花、糖果和在购物中心买的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来维持他们之间点燃的火花。任何阿德里安娜曾经提过的喜欢的东西，查理都急切地帮她弄到，直到终于有一天阿德里安娜告诉他该停手了。她假装生气—当然了，她怎么可能真生气呢？她很明白有无数个姑娘不惜一切想要替代她的位置。这男孩是个抢手货。查理似乎一直因为他的挑剔和忙碌的日程安排而穿梭于辞职和被解雇的生活中。阿德里安娜告诉自己的闺蜜：“哇，这家伙一天可以打三份工，他还是护理学校的班长，十分看重职业生涯，正如我对工作热忱一样。”是的，这是个与众不同的奇葩—他不是完美的，不过，似乎也臻于完美了。
很快，除去查理上课的时间，和他们两个人各自变化的上班时间以外，这对年轻的小情侣一刻不分地黏在了一起。他们成了一个整体，完整而契合。他们管这叫爱情。就在第一次约会的六个月后，他们订婚了。查理从学校毕业后一周，他们正式步入了婚姻殿堂。礼堂是在利文斯顿租用的，蜜月是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度过的—一切的一切对于阿德里安娜来说都如童话一般美好。他们比之前计划的提前了一天回来，这样她的白马王子就可以开始提前准备在新泽西利文斯顿的圣巴拿巴医学中心烧伤科的新工作了。医院其实很乐意再多给他些日子，但查理坚持要去报到，一定要在那一天，他不想推迟。阿德里安娜挥手跟他告别，她觉得，在她面前展开的未来好像陌生的红地毯，缓缓伸向远方。
1987年，10月
阿德里安娜和查尔斯·库伦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菲利普斯堡近郊抵押贷款买了个较小的平房。这个空间狭小灰暗的房子急需重新粉刷一遍。房子的一面对着类似公告牌那种大的支撑墙，后院挨着一小片儿野草地。尽管如此，这地方的价钱也需要他们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块儿才负担得起。阿德里安娜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做电脑编程的程序员。虽然还是初级阶段，不过至少也算是脱离快餐店来到正式的商业办公室办公了。他们的工作时间完全相反，她总是上白班，查理总是值夜班。这样的生活与漫长的黑夜带给阿德里安娜的无疑是挥之不去的孤独，但这还不是生活中最糟糕的部分，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发现无论有没有查理，这样的孤独感都在与日俱增。阿德里安娜发现自己的生活中潜入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寒意，而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提前退热，进入了晚秋般的凄凉。她将这一切归结于丈夫对工作的过度狂热，这或许是每个医院工作者家属都应该学习适应的一件事儿吧：爱是无法战胜死亡的。她从没想过，自己的丈夫会重新开始走上酗酒的道路。
饮酒只是查理在参加海军时擅长的传统活动之一。他喝酒就是单纯为了买醉。红酒、鸡尾酒，甚至是带酒精的漱口水，他都喜欢。他经常因为紧要关头酩酊大醉而被送进军方的医疗中心或是精神病院进行戒酒治疗。阿德里安娜对她丈夫这方面的生活一无所知，她从未见他喝过一滴酒。当他们在一起约会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喝酒，他总是简单地用“我不能喝”来回绝。而在阿德里安娜看来，这标志着他戒酒的坚定信念，而非对他胃口大开后无法自持的自我警告。当查理搬到她的公寓开始他们的同居生活的时候，阿德里安娜甚至将为贵宾们准备的落满灰尘的百利甜酒丢进了垃圾桶中。但是在菲利普斯堡，查理将他的藏酒都锁在了当海军时用的那个扁箱子里，继而又把箱子锁在了锅炉房里，又给锅炉房上了把锁。他总是避开妻子，独自躲到地下室去喝酒。他很喜欢在那里待着。出入口就那一个小门，周围都是砖砌的围墙面，下面也没有人了，永远都处于一片晦暗的黑色基调中。查理在锅炉房里就是喝酒、思考，然后发呆地看着微弱的灯光在这个无形的监狱门口跳动。
婚后头一年的生活转瞬即逝。查理一直在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忙碌—在圣巴拿巴工作一个月以后，他便获得了新泽西州的护理执照；紧接着又过了一个月，他在基恩学院报名参加了另一个课程，打算再拿一个学位。就这样，在学校学习、工作及上班下班的过程中，时间被排得满满的，查理几乎很少在家。1988年，阿德里安娜是独自在家抱着一小瓶霞多丽葡萄酒看的迪克·克拉克摇滚晚会。2月份的时候，她怀孕了，这就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生活了。不过她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家庭温暖，反之，她的丈夫却表现得越来越冷淡，几乎是在用专业水准的方式对待她，好像她是他日常照料的病人。在他们的女儿肖娜3降生之后，阿德里安娜发现丈夫对自己的爱跌入了谷底，似乎现在他把原本给自己的那丁点儿关爱全都一股脑儿给了这个新生婴儿。阿德里安娜对于这样的变化感到很不解—好像她的丈夫必须在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之间选择一个，他似乎不足以将自己的感情同时放在两个人身上。查理似乎总是对新鲜事物抱有很高的热忱：他们曾经的恋爱关系、他们的新房、他们的生活—但随着新鲜感的淡去，他的热情也消失殆尽。现在的查理就算人在家，魂也不在。她只能看到咖啡机后面他专注的眼神，研究他每天早上毫无表情的面孔。她很想知道，自己心爱的丈夫是不是还藏在这个躯壳里面的某个地方，像个躲在黑暗房间里的孩子，没法露头。看起来，现在查理的躯体已经完全被什么给占领了。阿德里安娜脑海中总是浮现出各种各样丈夫所参与的秘密场景，这让她更加烦躁和心不在焉。她的朋友告诉她要坚强，她的父母劝诫她婚姻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这些人总是一遍遍地提醒她，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就这样，阿德里安娜不得不将自己空虚的生活以及精神需求转嫁到那个按小时计算工资的工作上。她每天上班，还账单，把肖娜送到托儿所，然后回家。每天她只能通过车道上的车来判断丈夫是否在家。查理将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地下室了。她去过下面几次，但后来实在是不敢再去了。她在那个半明半暗的灯光下看见过自己的丈夫，有些东西总是让她感觉非常别扭，尤其是她丈夫那令人异常不安的眼神。阿德里安娜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是一种冰冷的虚无，从那里面看不出一点儿丈夫心中残存的感情。有的时候，查理的眼神会飘忽不定，看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就好像他的双眼属于两个不同的生物体，能独立工作。有些时候，查理好像不再是查理了。阿德里安娜将这些也告诉了朋友：“你知道吗？我觉得查理好像真的有点儿不对劲。”紧接着，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终于发生了一件事，印证了这句话。
那天，阿德里安娜应声打开了大门，看见隔壁的邻居站在门口哭了起来。每隔几个星期，邻居家那只可爱的猎犬奎妮便会跑出家门，在社区里晃悠。而且，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它最后总是喜欢跑到查理家的院子来。阿德里安娜很喜欢狗，有几次还把奎妮带到家里来玩儿。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已经是个习惯性的事儿了，所以每当奎妮跑丢了，邻居就会直接来她家找。但是这一次，邻居还没有到她家就看到了奎妮，它死在了阿德里安娜家房子旁边的小巷子里。兽医说奎妮是被毒死的。邻居这次上门是想询问阿德里安娜对发生的一切是否知晓。
阿德里安娜确实什么也不知道。她走进厨房，看着放在柜台上的照片发呆。那是阿德里安娜带着肖娜去托儿所的时候，给她和其他小朋友拍的照片。几天前，她下班回家的时候，发现查理用剪刀仔细地将每张照片上的小男孩都沿着边线剪了下来。这一沓照片把她吓坏了。她本来一直试图不去想这事儿，但现在发生了这件事以后，那些照片又重新将她的视线拉了过去。盯着那些空空的人形缺口，她忍不住去想自己的丈夫，想奎妮，想在门前哭泣的邻居。接着，阿德里安娜开始哭了起来。
1991年，2月11日
01
药房的护士帕姆·艾伦将一袋可疑的静脉注射液放到了圣巴拿巴医疗中心风险经理凯伦·塞登的桌子上。这袋注射液的端口好像已经打开过了，但里面的液体还很多，满得快要溢出来了。这在塞登看来很不正常，她立刻联系了医院安保部的副主任，一个叫托马斯·阿诺德的前任警察。阿诺德将这袋药送到药检室。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这袋本应该只包含生理盐水和肝素的注射液里含有胰岛素。
三天后的情人节，在圣巴拿巴重症监护病房里，一个叫安娜·拜尔斯的病人开始注射肝素静脉注射液。半小时后，她全身颤抖，开始出冷汗，神志不清，感到恶心。血测结果显示她体内的胰岛素含量大大高于正常值，医生立即给她喝了一瓶橙汁。这是在突发低血糖时最快最简单的补救方法，但是橙汁喝完了，没有任何改善，护士不得不开始为她静脉注射葡萄糖，让糖分直接进入到她的血管内。这暂时将拜尔斯从濒死边缘拉了回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过量的胰岛素让她的血糖持续下降，很难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这种状况从上午到下午又一直持续到晚上，本来医院在第二天早上为拜尔斯安排了一台心脏搭桥手术，可现在她的身体状况不稳定，显然手术的安排过于冒险。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医生还是命令将她的肝素静脉液4撤掉了。当医生开始为心脏手术做准备而撤掉肝素静脉液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胰岛素过量的问题立刻得到了改善，拜尔斯的身体也慢慢有所好转。
截止到下午2点，拜尔斯身体恢复了良好的状态，也从重症病房回到了普通病房。她血糖急速下降的问题消失了，上午手术之后留下的伤口也开始有组织液凝结。看来一切正常，可以重新开始使用肝素静脉液了，静滴开始没多久，安娜·拜尔斯就重新回到与之前相同的不稳定状态。不过，这次护士们提前就做好了准备，直接开始静脉注射葡萄糖，打算将这个不妙的趋势扼杀在摇篮里。就这样，她时而好转，时而恶化。到了晚上11点，她体内的血糖数值低到都读不出数字来了。她的身体将所有的糖分消耗殆尽，大脑也得不到一点儿血糖提供的能量，安娜已经快要见到死神了。
护士拔掉她所有正在输的药液，直接将她又推回了重症监护病房。仅仅20分钟没有输液，安娜·拜尔斯又开始恢复了血色。
就在走廊的另一头，一个名叫费雷德·贝尔福的病人也正遭受着同样的煎熬。他从早上7点开始静脉注射肝素，到了中午快把内脏都吐出来了，根本连橙汁都无法下咽。医生给他开了葡萄糖以后，两个不同输液管里的药物同时在他的血管内竞赛，并驾齐驱。一天一夜，两种药像是在他的体内玩跷跷板，而费雷德一直在昏迷中等待胜者的出现。
第二天晚上7点，这层楼发生的两起事件终于被有心之人联系在了一起：同样的注射液，同样的副作用。贝尔福的护士将他的肝素静滴液拔出，贝尔福也很快开始感觉好转。护士戴着手套将他的静脉注射液放到无菌袋中，直接送进了化验室。
检测结果显示胰岛素呈阳性。通过显微镜观察药液包装袋，发现有细小针孔扎过的痕迹，袋子的三个边角都有，这是极不寻常的。有时候护士在给病人们换药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卡针的情况，但多余的针孔肯定只出现在塞口的旋转阀附近，离原本的注射口有一定距离，绝不会在标有刻度的另一端出现针孔。这不像是个医疗事故，似乎一直有人在做手脚，动了圣巴拿巴储藏室的输液袋。阿诺德和塞登将两袋静脉注射液留存为证据，并将贝尔福和拜尔斯的事故当作首批调查的案件。现在他们开始重新筛选所有曾经在冠心病重症监护室治疗过的病人，查看是否还有其他人近期也遭遇过同样的事情。
虽然没有因果联系，但他们确实发现所有事故都是近期集中发生的。几个月以来，事件发生得过于频繁，以至于出现了交集，冠心病重症监护室的护士总是接替值班，所有人的值班信息都攒到一起，有些繁杂—事故并没有单独局限于任何一个单一的病房，或是任何一个固定的值班轮岗上。无论是冠心病重症监护病房、其他重症监护病房，还是心脏科，都出现了相同的问题。似乎圣巴拿巴医疗中心的所有患者都神奇地在一瞬间成了糖尿病患者。
实验室化验结果表明，不仅所有“神奇的糖尿病患者”血液中的胰岛素含量都出现了诡异的变化，而且这些胰岛素都不是自身产生的，全部来自“外界”。有人一直在给他们注射胰岛素。
当类似事件发生后，院方展开了调查。调查人员最先得出的假设结论是有护士不小心看错了医生开出的药方，在拿药读标签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拿错了药。但这样的错误不可能整个医院的护士都同时犯，所以很快这种可能性被排除了。阿诺德和塞登研究病人的明细表时发现，所有人的病例中都没有医生开出胰岛素的情况，也没有护士记录曾经给他们用过胰岛素。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要不就是出现了双重失误—不但病人用错了药，护士还误填了表格，要不压根这就不是个失误。无论哪种情况，事情已经发生，圣巴拿巴现在确实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阿诺德将自己调查后所得的结果汇报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圣巴拿巴医疗中心安全监管的头儿以及高级副总裁乔·巴瑞。
经验丰富的退伍老兵乔·巴瑞上半辈子一直活在别人的尊敬之中，身为前任陆军少校的他在新泽西州的警署干了30年，现在作为圣巴拿巴的高级副总裁，主要负责安全监管，潜心致力于调查意图谋杀医院病患的案子。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看来只有他和阿诺德两位经验丰富的警察才有可能着手展开调查并有所进展了。在将所有病患的探访者排除嫌疑之后，唯一可能作案的嫌疑人就只剩下医院的员工了。阿诺德和巴瑞将所有护士的值班表记录以及案发的时间进行比对，发现只有三个护士在每一次案发的时候都刚好轮岗值班，而在这些护士当中，一个叫查尔斯·库伦的人着实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关于胰岛素事件，阿诺德先前已经问询了医院的几位工作人员。每个护士都显得格外紧张，很担心自己的工作和声誉，对所涉及的病患也格外担忧，但只有查尔斯·库伦护士一点儿担心的样子都没有。事实上，他好像是故意漠不关心此事，甚至表现得对一切都无所谓。在阿诺德看来，这种冷漠并不仅仅是“谁干的？我吗？”那种表面上肤浅的做作表现，而是真的看起来毫不在意。事实上，他甚至在强迫自己表现这一点。很多次，阿诺德都试图想找一间会议室约库伦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这个案子，但似乎这名护士受雇于一家雇员服务中心，而不是医院。他的排班表变化多端，根本没有规律可循。每当阿诺德强制拦下他想聊上几句的时候，库伦都会立刻表明自己正处于非常忙碌的工作状态当中。很显然他的责任比阿诺德粗鲁的调查“重要得多”。当阿诺德和巴瑞终于想方设法把库伦摁到会议室的椅子上坐下来时，这个护士开始闭口不语，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就那样坐在转椅上，双臂环抱在胸前，低头盯着地面，好像在研究地毯的纹路。在前任警官巴瑞的眼中，显然这个人的态度足以让他敲响警钟。英雄所见略同，阿诺德也同样认为这个家伙不简单。
“我知道是你污染了那些输液袋。”阿诺德打算攻其不备，虽然手头没有任何证据，但直觉告诉他，这家伙肯定不是无辜的。“你什么也证明不了。”库伦冷冷地反驳道。对于一个无辜的人来说，面对调查人员的指控，没有比这种回答更离谱的了，甚至都有些愚蠢了。以阿诺德和巴瑞之前当警察的经验来看，这无异于一句“去你妈的”。他的挑衅成功激怒了阿诺德，一下就将事件上升到私人恩怨的层面了。不过库伦对这样的状况依旧毫不在意：“我没必要跟你继续说下去了。”说完就走出了房间，自行结束了这次问询。
阿诺德和巴瑞早年在街上当警察的时候就见过这种无赖行为了，但在医院这种地方还是头一次。对于停车场的劫匪、礼品店的扒手，或是探监过程中不守规矩的来访人员，这样的表现再正常不过了。如果他们偶尔让一个护士面临这种如坐针毡的审讯，那他肯定是个穿着护士服的瘾君子秘密地躲在医院里行窃，在各个值班轮岗的间歇鱼目混珠。无论哪里的毒贩子都是一样的，动机单纯而直接。不过这一次，他们感觉到好像有一些更黑暗的秘密隐藏其中。他们实在想不通，会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人去污染储藏室里的输液袋，抑或故意胡乱使用胰岛素。不仅如此，针对库伦的反应，阿诺德也无法得出合理的解释—这家伙似乎压根儿没想为自己所受的指责做出任何辩解，甚至连惊讶都没有。阿诺德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一片死寂，这令他很不自在。不过，最令人不安的现状是，库伦是正确的，他确实没有必要接受他们的问询。如果阿诺德和巴瑞能调查出什么结果，找到证据的话，压根儿就不需要查理再多说什么了。
阿诺德和巴瑞让医院里的员工帮忙整理数据，从库伦护士就业当天开始，辗转于冠心病重症监护病房、心脏科以及其他重症病房所有时间段里病患的死亡率以及时间点。似乎他们挖得越深，发现的可疑病例也就越多，但他们没有发现一例案件是绝对致死的。每个患者的情况都相当复杂，伴有多种疾病和并发症，临床症状也相当多，没有一个案件可以说明胰岛素是直接致死原因，而且也没有任何有效的证据可以将查尔斯·库伦护士直接联系到任何一个案件上，即使其中有几起案件的当事人已经死亡。这一切归根结底，原因都在于库伦是一个飘忽不定的人，他的排班表实在是变化太多了，他还经常会因紧急情况被临时召回医院。将库伦上班的所有时间与案发时间进行交叉检索，只会得到更加复杂难懂的结果。如果他们打算让调查进入下一个阶段，就必须借助外界的力量。看来，是时候报警找真正的警察来了。
阿诺德和巴瑞每月都会定期和利文斯顿的警长唐·琼斯会面。这些会面纯粹是出于实用性的目的。圣巴拿巴是整个利文斯顿雇员最多的地方，是整个镇子的缴税大户，将这个医学中心所面临的问题与和它密切相关的镇子隔离开来，似乎太不切实际了。
琼斯警长在利文斯顿的好名声可谓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他常常加班，把得来的奖金补助分给那些新进局里工资少得可怜的菜鸟或是待产在家的警员。随着退休曙光慢慢探头，可以跨行到私企安全部门做高管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尤其是像圣巴拿巴这样的大公司。如果琼斯想向圣巴拿巴的管理层证明自己的能力，那1991年3月5日这一天，就是他机会来临的重大日子。巴瑞和阿诺德在一家意大利餐馆与他吃了顿午餐，同时把这个案子递了过去。
一个警察办案子需要的所有基本材料都齐全了：犯罪事实、受害者、证据以及一个嫌犯，至少在两个病院科室都有发生谋杀案的可能，实物证据—掺有致命药剂被污染后的输液袋，并且迄今为止的调查也让他们将注意力放到了同一个雇员身上。在阿诺德这样的前任警察看来，手头上这些发生在圣巴拿巴医学中心的严重犯罪事实再清楚不过了，但琼斯警长居然不愿染指此事。他告诉巴瑞和阿诺德，从他们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看，压根儿什么也做不了。阿诺德和巴瑞对于琼斯的反应也颇有微词，他们不知道这位警长先生究竟是不愿意帮医院的忙，还是目前手头的证据真的没法给这个复杂的医疗案件带来任何帮助。阿诺德没法责备他，因为他们自己也拿此事毫无办法，无论如何，问题仍然摆在他们面前，亟待解决。
阿诺德和巴瑞想尽一切办法，打算抓库伦护士一个现行，甚至在药物储藏室安装了监控录像。他们还暗访了那些多科室工作的医生、员工，还有探访病人的家属们。他们还在护士中发起了一个新的药物管理协议，将最普通的治疗药物胰岛素列为严格监管的危险药品，如同吗啡一样在使用前需要得到签章许可。就是在这样的管控下，10月份，又有两个心血管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莫名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他们的输液袋中接连被检测出含有胰岛素。他们有自己的种种猜忌，但迎来的不过是更多的挫败感，依旧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任何推测。就在他们还在挤破脑袋想办法努力时，查尔斯·库伦毫无预兆地消失了，而胰岛素事件也随着他一起不翼而飞了。
02
查理觉得自己周边的世界好像舞台上的纸板道具，渐渐分崩离析。他觉得圣巴拿巴的那些人知道自己在那里究竟干了什么—医院的调查人员在问询的过程中不留丝毫余地地表达了对他的怀疑。无论他扎了1个输液袋，还是100个，或是更多，都无关紧要，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甚至没有去调查他在烧伤科的值班记录，就已经知道了一切。几个月来，他们都将注意力放在那两个出现低血糖状况的病患身上。别的病人很容易让人搞不清状况，因为他们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低血糖是有可能出现的状况，但这两个人则完全不同，他们的状况很明确。查理知道他们开始调查两次事故发生时交叉值班的护士排班表了，也发现了他是唯一一个两个事故发生时都刚巧当班的护士。紧接着他们还找出了他曾经污染过的储藏室里的那些输液袋，并送到了化验室，检测，留存，作为证据。他总是趁有机会的时候进入储藏室，随意污染几个输液袋，然后将它们像手榴弹一样丢给各个病人。查理很肯定，那些输液袋上肯定沾满了自己的指纹—他压根儿没费心去戴手套，他觉得如果这些人要是想抓他，怎么都能抓住他。
他期待着所有好似弹簧一般蓄势待发的结论都一起浮出水面，但是，秋天过去了，冬天结束了，新的一年开始了，一切都没有发生，没有任何结论。他认为，这家医院不是太过愚蠢就是害怕宣布这个事实，抑或两者都有。查理只能盯着那些在他周围泛起涟漪、针眼大小的事情，想象着自己未被揭露的罪行可能得到重大的审讯—由那些挣大钱的律师来出庭辩这个案子。正如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就算是企业的巨头也会在他们面前相形见绌。无论医院在担心什么，查理认为肯定不是病人。他们曾经对他撒过谎，当他去找寻自己母亲遗体的时候，他们把事情的真相隐藏了起来。没有人真正为他的痛苦着想，起码那天没有人重视他的痛苦，也正是从那时起，他了解了伪善的真面目。在互相维护的体制下，法律的正义感显得微不足道。作为一个堕落的天主教徒，最为讽刺的事情就在于，圣人巴拿巴是给予众人鼓励的上帝之子，本应是个守护神，但似乎医院并没能成功阻止查理去做这些错事，甚至没能揭开他的罪行。所以，当圣巴拿巴最终没有打电话询问他何时回去上班时，查理不禁感到异常惊讶。
1992年，1月10日
01
查理跟阿德里安娜解释说，医院发生了一些内部的政治变动，发生了点儿麻烦事，其实并没有真正牵连到他，也确实不应该牵连到他。他是被护士部门的高管盯上了，纯粹是公报私仇、泄愤的行为。查理告诉阿德里安娜，事件的起因是一个护士悬而未决的罢工事件，科室里总是有些流言蜚语，有人在谈论此事，而查理是少数几个发出反对声音的人。病人们在受苦，他说这是坚持原则的问题。在他说这些的时候，阿德里安娜仿佛在恍惚间看到了查理原来的身影。查理坚决表明自己的态度，薪水远远没有病患的待遇重要，如果必要的话，他会不顾警告坚持己见。很显然这并不是大众的呼声，而事件的最终结果便是引火上身，查理让自己成为了科室攻击的目标，他们把他当替罪羊推了出去。
事情发展至此，阿德里安娜反而开始迷惑不解。替罪羊？为什么事替罪呢？查理每天安安静静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忠职守，老实得像只猫，细心，专业，热爱工作。查理说，这一切事情都源于最近在圣巴拿巴发生的一系列奇怪事件。事件发生后，一直有人在员工中展开调查，好像有人一直在污染储藏室的输液袋，往里头偷偷注入胰岛素。阿德里安娜可以想象这到底有多危险，这是个令人震惊的事情。查理平静地将它娓娓道来，故事中包含着完整的细节、清晰的解释，掺杂着大量专业术语。他还讲了关于输液袋的构造，端口的设计，如何注入药液，将其混入的高超技术，还有如何掩盖犯罪证据，巧妙躲过肉眼的检测。他说，你可以在显微镜下看见那些针眼，每个角的塑料端口都像用过的软木塞一样，其中有那么几个被扎了好几次，但肉眼依旧看不出来。查理还说，医院有几个病房的病人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情况都很危急。要不是因为这样，医院的管理层现在还被蒙在鼓里。想要调查究竟多少个病人被注射了污染过的输液袋是不可能的，但是肯定有很多人，真实数量一定非常惊人。
查理继续解释道，这个事件的幕后黑手一直是个未解之谜，真正的间谍员工潜伏在他们中间。医院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但是怎么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查理认为整件事情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圣巴拿巴管理层无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得不找个替罪羊出来，即一个“烈士”。而查理之所以会被推出来当作众矢之的“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在护士罢工一事上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他已经成为圣巴拿巴内部调查的焦点，这就是他被劝辞的原因。查理说，这不公平，不过，这就是生活，它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很久以来，阿德里安娜都没见过自己的丈夫如此兴奋了，而且他讲述这些事件时容光焕发的表情中和了这件事情本身的可怕程度。对于阿德里安娜来说，整件事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起码，她是这样告诉自己的。
查理等待着世界坍塌的那一刻，等待着空气中即将发生的强烈碰撞，以及虚无的空间中隐藏的大锤落下的那一刻。但最终惊天动地的那一刻并没有来，没有警察，没有人继续跟踪调查他，没有人打电话。两周后，查理不但没有锒铛入狱，反而衣冠楚楚地坐在了新泽西菲利普斯堡沃伦医院的一张舒适的转椅上，面对着人事部门的桌子，开始填写另一张职位申请单。
在“过往工作经历”那一栏，他列举了自己在海军核潜艇做过技术活儿，以及在西奥兰治的卡多尔的储藏室里3年的装箱经历，最后是在圣巴拿巴接近6年的工作履历。他写明自己“开始工作”的时间是1987年5月，截止日期为1992年1月，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算是实话，他是1月的第一天被圣巴拿巴辞退的。而现在仍然还是1月份。
我们可否联系你过去的在职管理人员？查理圈了个“是”。
专业参考：查理将圣巴拿巴的电话写了上去。
当招聘的女士问到这位年轻的雇员为什么突然辞去了从事了这么久的工作时，查理深吸了一口气，告诉她是因为上下班时间。从沃伦医院到他家比圣巴拿巴近了差不多20分钟的路程。换工作是为了家庭着想，他就是这种以家庭为重的人，这个理由显然再合理简单不过了。
查理申请了几乎所有他能申请到的工作，夜班、周末及假日的加班。沃伦给他开出的工资是每小时14.84美元，如果他用阿德里安娜的医疗保险，而不需要单位再为他缴纳，则是每小时18.3美元，转到重症监护病房以后，还能再多23美分。查理在沃伦医院主出口的付费电话亭给阿德里安娜打了电话，迫不及待地告诉妻子自己得到了一份新工作。如果他要是曾经干过什么错事，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就找到一份新工作呢？阿德里安娜放下电话，默默地在心里感谢了上帝。说实话，要养两个孩子，再加上每月需要还的贷款，无论查理是不是干了什么错事，只要能找到工作就成。不过，她丈夫的话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说得通。如果你连医院这种救人性命的地方都不相信，你还能相信什么呢？
02
阿德里安娜总是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起初，她将查理这次该死的失业归结到了他的性格问题上，似乎验证了他真的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但紧接着，查理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又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她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查理是工会成员，受过高等教育，接受了无数次测验，获得了学位；执照还需要定期接受国家护理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单位还有主管、人事部门的监管。如果这些人对他有过严重的指控，且将他开除出医院，那就算他能迅速复职，也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才可以。很难想象一个监管生死大事的机构会有这么大的疏漏，工作人员对这些细节上的东西至少要跟在意仓库里吗啡的数量一样，都了如指掌才可以。综上所述，所有迹象都表明，查理的这次离职绝对没有牵扯到道德层面上的重大失误，不过是一次普通的跳槽而已，充其量是成为了企业重组的受害者。
这次工作的转变就如同上天以失业为借口，跟查理来了一次有趣的调情。这场风波不但没有什么损失，反而给他吹来了一股新鲜的氧气，他有了全新的事业方向以及更高的工资。查理对这一切感到无比兴奋，可以学习到新的技术系统，并将它们运用到一批完全陌生的病人身上。所有这一切为他带来的高涨情绪或多或少也影响到了他的家庭生活，就算没有过多的积极影响，至少家庭气氛不像以前那般死气沉沉了。查理甚至开始同意上白班了，这样他们的时间表就不再毫无交集。虽然这无疑增加了他们对托儿所的需求，但似乎对二人的关系有一定帮助。就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征兆为他们带来仅仅一周的平静之后，麻烦又找上门来。
阿德里安娜觉得查理很久都没尽过一个好丈夫的职责了，就在他们的第二个女儿萨斯奇雅在1991年12月中旬出生之后没多久，她发现他甚至连个好父亲都算不上了。查理偷偷酗酒的事情已经严重到连阿德里安娜都无法忍受了。问题必须放到桌面上谈一谈。起初，他一直否认这件事，后来阿德里安娜趁他上班的时候撬开了他的扁箱子，拿着那些瓶子跟他对峙。查理试图用阿德里安娜侵犯他隐私的借口来搪塞过去—至少他希望能。在争辩未果的情况下，他终于承认自己在偷偷喝酒了，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他说自己很沮丧，但不想继续服用抗抑郁的药了，但在阿德里安娜看来，酒精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让她郁郁寡欢的丈夫变得更加消沉，还将她的整个家庭幸福卷了进去。他们不停地打架，恶言相向，最终以查理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结束。第二天，当阿德里安娜打算在他宿醉刚醒的时候去对峙时，查理就会逃进地下室，周而复始。阿德里安娜决定从外界获取帮助，她公司提供的家庭健康保险可以支付费用，让他在戒酒中心接受5天的治疗，但查理不想戒酒。阿德里安娜试图将他之前在匿名戒酒协会看的那些旧书翻出来放在桌上，希望能让他想起以前曾经下过的决心。但适得其反，查理看到后非常生气，要么忽视，要么直接把它们丢进垃圾桶中。然后，他会坐在沙发上，喝着可乐，吃着薯片，消磨时光，直到再次躲回地下室为止。
查理觉得交谈没法解决问题，还是喝酒比较行之有效，它可以让自己远离一切尘嚣，将悄悄溜走的时间定格为永恒。酒精可以让他瞬间清醒，至少开始是这样的，他会立刻感到精神集中，当然主要是集中到自己身上。他开始觉得委屈，觉得活在别人深深的误解当中，开始认为妻子没有照顾他的脆弱，没有理解他内心各种各样难以磨灭的苦楚，这简直是一种犯罪，一场悲剧。因为查理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着内心痛苦的煎熬，而阿德里安娜总是没有发现这一切—并不是说查理没有将它们呈现给她看。他一直在小心地将这些痛苦慢慢展示出来，确保她是有机会了解的。比如，他会在阿德里安娜走进客厅的时候，佯装跟地区葬礼委员会打电话，询问最近的埋葬人数和死亡率。
查理的这些做法只会让他的妻子更加恼怒，不但达不到他期待的效果，还进一步证实了他的无力感。所以，他持续地尝试着，每当他在客厅听见阿德里安娜从厨房走过来的声音，就会立刻从沙发滚到客厅的地板上，将舌头伸出来，从琥珀色药瓶里掉出的处方药跟血溅当场似的撒了一地，伪造出一个自杀的现场。当然，查理认为这种舞台剧似的夸张表现手法足以十分诚恳地表现他的痛苦。但阿德里安娜只是苦恼地叹口气，就从他身边迈了过去，从咖啡桌上拿起一本杂志，转头就走，将躺在地上的查理尴尬地留在原地。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从地毯上慢慢坐起来，一个一个地将药片小心翼翼地捡起，重新放回药瓶。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格外同情自己，因为妻子如此忽视他的痛苦以及他费心的展示。在接下来的几天，他都会在痛苦中煎熬，然后继续设计上演新的戏码来博取适当的关注与同情。但他越是向阿德里安娜表达自己如何需要被照顾，阿德里安娜就越厌烦这一切。
终于，在1992年11月的一天，阿德里安娜觉得自己受够了。她没有告诉查理，但她确实已经跟律师谈完了，她很担心当初发生在奎妮身上的悲剧可能会在孩子们身上上演。办完事儿后，她趁着天刚擦黑就开车回了家。阿德里安娜因为这个秘密的决定感到前所未有的强大。现在唯一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她明年1月要做的胆囊手术。她很早之前就已经在查理工作的沃伦医院预约了这次手术。律师说，书面文件没那么快准备好，但阿德里安娜非常坚持。在没有任何书面证据表明她早已有离婚意图，以及明确说明背后原因之前，她绝对不能去查理的医院做这个手术。如果查理当时正好当班的话，那发生在奎妮身上的事情很有可能也发生在自己身上。她并没有特别明确地跟律师解释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想，她也不敢说。她只是将需要律师做的一切告诉他而已。阿德里安娜的父亲将她送进了手术室，并且在手术完成后从急救室一路跟到了康复病房。她告诉他别让任何人来探望她，尤其是这个即将成为自己前夫的男人。
当天下午，当查理正在沃伦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工作时，收到了递送来的离婚法律文件。那个送信的家伙耍了他，好像是为了确认他是否是收件人本人，他直接将东西递到了查理的手里，就在公众场合，在大家的眼皮底下。查理为在公共场合，即他工作的医院接到如此私密的东西而感到极为丢脸。但当他试图在术后恢复病房里找寻阿德里安娜的时候，只看到了他的岳父大人和一个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在阿德里安娜康复出院的时候，她的父亲也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那老头儿坐在折叠沙发上，就像个潜在的威胁。查理先是愤怒至极，继而觉得自己万分可怜。渐渐地，阿德里安娜开始对自己的丈夫起了怜悯之心，这个男人正在痛苦中煎熬。毕竟他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既然他不再试图否认两人即将分道扬镳的事实，那还有继续惩罚他的必要吗？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只要查理可以负担得起，就立刻从这个家里搬出去。在此之前，他们还将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直到所有细枝末节的事务都处理清楚为止。不过，很快，阿德里安娜就对当初的这个决定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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