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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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月
01
警察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两个年轻的巡警将警车停在外面显眼的地方，举着沉重的镁光手电筒走了过来。这场面可是阿德里安娜以前从没遇到过的，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现在不但对外说了，还被清清楚楚地记在了纸上。她告诉警察，自己那个即将成为前夫的丈夫是个很危险的酒鬼，她还对他发出指控，说家庭暴力的行为也偶有发生。她还看见自己的丈夫跌坐在壁炉前，眼睛死死盯着那些匿名戒酒协会的书，时不时将纸页往火苗上送。她将自己所能想到的事情一股脑儿地告诉了警察，包括曾经发生在医院的调查事件，以及查理曾经如何吹嘘在孩提时期给那个虐待他怀孕姐姐的男友的饮料里偷偷下毒的事情。虽然她自己没有把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偶然事件联系起来，但她想将这些故事以及查理的酗酒问题和对自己以及孩子们的担忧都记录在案，有个官方声明。或许把警察叫来会进一步恶化现在的问题，她有些许担忧，但这感觉确实好极了。
阿德里安娜搜寻着脑海中所有关于查理的奇怪事儿，争取全都告诉警察。这个关于家庭暴力的报警电话很快变成了关于库伦先生周边宠物离奇失踪事件的独白。很多事情她都没法说出个全貌—无论是医院、家里发生的事，还是他们之间的婚姻生活—但那些动物的事儿她倒是可以拿出来好好说一说。不只是失踪的狗狗，还有很多同类事件发生，包括雪貂、仓鼠、金鱼，当然还有“夫人”。她告诉警察查理是如何在她上班的时候将那只可怜的约克夏拴在自家院子，可怜的狗狗一直狂吠着想要挣脱，直到美国动物保护协会的人不得不将它带走。后来阿德里安娜开车跑到美国动物保护协会，恳求那些工作人员，才把它带回家的。这是一次很丢脸的经历。那之后，他们将狗关在屋子里养，狗的狂吠依旧没有停止，转而从地下室传来。深夜，阿德里安娜经常被狗的尖叫声和撞击的声音惊醒。查理说这是在训练她的狗，但在她听来怎么都像是一种惩罚。她总是会裹上睡袍，穿着拖鞋把门打开一条缝往下看，她也不敢有再进一步的举动了。她只敢在楼梯上冲下面喊：“你放过它吧！”查理没有任何回应，可狗叫声立刻就停了。阿德里安娜呆呆地站在原地，仔细聆听着这一片死寂，等他出来。她能分辨出来他在下面的声音。冻僵的阿德里安娜站在原地，就像是一个躲在毯子下面玩隐形人游戏的孩子，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久，她才关上地下室的大门，一步步挪回床上，将枕头盖在头上。
查理脸色铁青。他的妻子居然将这些故事告诉警察，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也是非常不公平的。她甚至连给他们打电话的根本理由都没有。查理承认自己有很多面，但肯定不是一个打老婆的人。她正在联合律师耍手段，让他变成一个坏人，甚至是个疯子，为离婚审判提前创造一些书面文件。当那些警察到了以后，她甚至忘了当初打电话的原因，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多不着边际的话，甚至连他假装企图自杀的事情都说了出去。查理为了回应这次的事件，用从超市买的红葡萄酒吞了20片药下去。他倒要让她看看到底自杀是个什么样子，这次不演戏了，玩儿真的。
查理经常想象着自己的死亡，早在西奥兰治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想过。在梦里，他的头发被子弹扫过，分割开来。在梦里，他还是个战地英雄，或是一个警察，或是一个备受欢迎、举足轻重的参议员，发表演讲的声音在大理石大厅中久久回响。他死的时候是个殉道者，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悲凉色彩，死得很高贵。但是，这一切终究都是梦，每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他都依然活着，依然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小孩子。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在天主教学校的生活让他饱受凌辱。在这个世界上，他毫无眷顾，总是形单影只。他经常沮丧到拒绝去上学，甚至连动都不愿意动一下，他只想跟自己的母亲待在房子里，哪儿都不去。
他第一次尝试自杀的时候才刚9岁。查理将教堂慈善箱上的一些化学物质混在了一杯牛奶里，不过，那些化学物质的效果似乎没那么好，只是让他觉得恶心而已。第二次尝试是1977年12月的一个下午，上高中的查理告病假躲在家里，躺在床上。他接到电话，说他母亲遭遇了车祸，并且发生了严重的癫痫。他们没有告诉查理母亲被撞到了头，也没说他母亲其实已经死了。查理在山边医院四处奔跑，想要找他的母亲，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他母亲已经去世，尸体都被拉走了。查理觉得自己被山边医院欺骗了。7他认为这是医院惯用的手法，是他们经常犯的罪恶，是他永远也不会原谅的一件事。他很生气，没什么可以安慰他的，自杀的大门再一次在他面前打开。这次的自杀让他第一次留院观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心理医生，但查理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话，他不想说。“没有人可以治疗我心中的痛苦，只有我自己可以治愈它。”心理医生将他送回了家，送回了那个他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查理不想回学校，也不想回到那个潮湿的木头房子里，不想面对那些时时刻刻进出房子的陌生男人，还有他再熟悉不过的酒气和他们满脑子令人厌烦的想法。当时，他觉得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加海军。学校里的招兵人员许诺着各种他所憧憬的东西—一个海军的身份，一身制服：白色的鞋子、裤子、腰带、帽子，一切都是洁净如新的白色，不是别人穿旧后再扔给他的灰色。查理觉得海军是武装部队里最被动的一个分支，充满英雄色彩，却非常安全，就像他儿时做过的无数关于死亡的梦一般。“我不会死的，”查理想着，“但是我可以死。”他想象着那些海底拍摄的电影画面，那些寻常的场景，动人心弦的画面，自动闪烁的红色灯泡。他签约成了一个电子技术员，为伍德罗·威尔逊美国船舰的十六号北极星核导弹做维护。不过很快，查理就对一成不变的日子感到厌倦，并且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对电子方面的兴趣，更不用提数月沉在海底不见天日。周围全是陌生而粗鲁的男人。这个年轻、面色苍白的年轻海员，被大家称为“查鱼肚”，这是对那些最初级海员的惯用叫法。他一再试图争取取消自己签订的6年海军合约，在无数次被各个级别拒绝并被命令必须继续服从之后，他的行为变得越发怪异了。服役的最后一年8，船终于浮出水面，任务都是在海面上进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拖甲板和洗厕所9。每当酒喝完了，他就开始喝李施德林的漱口水或是清洁剂。1984年1月13日，查理灌下一瓶东西，并向美国船舰“老人星号”的医院报告“我喝了毒药”，他告诉医生“我感觉很难受”。这已经是他加入海军后第三次企图自杀了，也是第三次被送上开往查尔斯顿海军医院精神科病房的救护车。
不过，事实上，纵观查理所有试图自杀的尝试，就会发现他压根儿没想死，不是真的要自杀。天主教学校的修女们教导过，自杀是一种罪恶。查理可不想最后在炼狱里受苦，但他可以让自己生病，从许多方面来说，生病总是更好一些，平时可不会有人给予你濒死状态下才能得到的爱护和关怀。
米歇尔·汤姆林森来探望查理的时候，他还在重症监护病房治疗。米歇尔是遥测监护式病房的一名资深护士，是查理的一个朋友，至少查理希望他们是朋友，甚至更进一步。他知道他们在某些地方是相通的。等病人们都有人看护，单子都填好了，闲暇的时候，查理和米歇尔总是在当班的空隙聊得热火朝天。查理认为他们两个人很像，他们总能对对方敞开心扉，聊私人问题。他们甚至已经上升到灵魂伴侣的地步了。米歇尔也是个非常抑郁的人，她很欣赏他，他就像是一只受伤的小鸟，米歇尔总是用怜爱的眼神给他送去关怀的温暖。
米歇尔眼中的查理正是他想展示给别人看的自己。她经常为他感到难过，看着他内心深处蕴藏的痛苦，米歇尔总是充满了母爱般的怜惜。让他转院，跨过州界去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的墨兰伯格精神科就是她的建议。米歇尔说自己了解那些在墨兰伯格的人，他们很好，查理会喜欢的。因此，查理要求转院，躺在急救车里踏上新的旅程，并且在那里安顿下来。米歇尔是对的，他确实很喜欢墨兰伯格。米歇尔也经常带着花去探视他。她经常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床边。即使他躺在床上，即使他想自杀，他也能让米歇尔开心地笑出来。他总是自嘲，滑稽而有魅力—至少她觉得他很有魅力。米歇尔这样的想法和这些说法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坚定得足以让他用自己的保证金在墨兰伯格开启一段新生活，即使满足他妻子的离婚律师的所有要求。
查理决定代表自己出庭解决离婚的事儿，离婚本身就已经花掉一大笔钱了，所以为如此没有意义的事情再支付给陌生人一笔钱，那无疑是雪上加霜。查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觉得是时候向前看了，以一个业余律师的角色开启生活的新篇章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他知道那些律师所说的套话，也能躲过那些对方可能给自己设下的圈套。毫无疑问，对抗阿德里安娜的专业律师，那个叫厄内斯特·达的本地人，查理已经算是个很有悟性、学习能力超强的人了。查理觉得很奇怪，上帝是如何编织出这样的命运的—让一个在廉价办公区工作的律师轻而易举地在如此高贵典雅的大厅里取得胜利。他们罗列了一个财产分割清单，废话连篇，试图将财产分配得看似公平而合理。她得到了房子，他得到了那本田和福特。东方地毯和皇家道尔顿瓷器将被出售，剩下那些查理可以带走的东西统统被塞进了福特车的后备厢里，送往了距离us22号大道10分钟车程的新公寓中—菲利普斯堡镇的另一端。
查理在报纸上圈出不少租房广告，其中有一个70年前盖的石头房子，下面自带的私人地下室公寓让他很感兴趣，报纸上没照片，是电话招租。对于将房子出租给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男人，女房东很是谨慎，但当查理一一列出了自己的各种信息时，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个有工作执照的护士，一位父亲，一个不抽烟的男人。以上所有事实都是真的，只不过他故意遗漏了一个细节：他是从精神科病房里打来的电话。米歇尔是在他重回沃伦医院工作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儿的。
米歇尔是个新晋的单亲妈妈，有一份全职工作，在经历了漫长的离婚过程之后，找了个跟她关系很不稳定的暴力男友杰瑞，两人总是分分合合。查理觉得这样挺好，无论米歇尔悲剧的生活中出现什么荒诞的惨事，他都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相应的类似事件，然后以此为她解忧。他总是乐于将自己某一时段生活篇章中的荒谬之处讲给她听。他们将这样的交谈称之为“倒霉蛋派对”，虽然知道事情的本来面目到底有多可悲，但还是以此为乐，聊以自嘲。
当查理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又贴在了米歇尔身边，腻得像只宠物狗。正逢她与自己的男友杰瑞处于冷战状态，一周没联系，于是她想，管他的，爱怎样怎样吧。抱着这样的态度，米歇尔打破了自己绝对不能与同事约会的规矩，同意让查理带自己出去吃饭，仅此一次。
02
查理一直很兴奋地准备着，刮胡子，洗澡，再刮胡子。在接她去晚餐的路上，望着后视镜中的自己，他很满意，觉得既英俊又迷人。就在米歇尔享用布朗尼圣代的那一刻，查理确定自己坠入爱河了。他一边用长柄小勺搅拌着自己甜点上的软糖，一边越过桌子看着米歇尔。嗯，确定了，他知道自己确实爱上她了。米歇尔是他的灵魂伴侣，就是这样。确定了这一点，就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今晚查理决定火力全开，将自己所有的魅力都施展出来。
这顿饭之后，在查理看来，米歇尔似乎很喜欢布朗尼，所以他开始每天给她送布朗尼，甚至是在休假不上班的日子。当米歇尔不去碰这些甜食的时候，查理就将它们切成一个个的小方块，摆好盘子，放到米歇尔平日工作的表格簿上，时常还在旁边点缀一些小礼物，一些可能让她觉得很浪漫的小玩意儿。当米歇尔对这一切依旧置若罔闻的时候，查理开始反省，认为自己可能做得还不够。他们至少每周有三个晚上是一同当班的，但这对查理来说似乎远远不够。在他发现自己没办法改变排班之后，依旧自顾自地在休假日来单位找她。这样的日子他不需要去忙自己的工作，可以寸步不离地跟着米歇尔，一直努力释放着自己的全部魅力。终于，有一天，他拿着戒指出现了。
查理对她说：“我爱你，米歇尔。”很显然查理没有得到他预想的结果，甚至都不沾边。她突然就开始变得异常忙碌起来，并且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都避免回到护士站，直到下班都没有过去道别。查理试图给她家里打电话，但只有答录机的声音。“也许，明天我在医院会看见她吧。”他自顾自地想着。
整个3月，他都处在一成不变的忙碌的工作状态中，并沉迷于“给病患家属递送死亡通知书来验证他的先前预料”的快感中，无法自拔。时钟转动，太阳升起又落下，夜班白班轮番交替。查理抓住他的外套，生着闷气坐进车里，行驶在高速路上，眯着眼睛，在挡风玻璃后面看着前方污损的道路，脑海中不停想象着下一次米歇尔出现时的场景。她身上的光芒不再，他也变得灰暗起来。在他灵魂伴侣身上笼罩的黑暗只能说明一件事儿：她很郁闷。他了解，谁让他们是灵魂伴侣呢。生活给她施加的东西太多了，她现在很需要他，只不过觉得为时已晚，所以没有告诉他。
回到公寓后，查理连外套都顾不得脱下来，就开始给米歇尔打电话，还是答录机的声音。他又试了一次，紧接着又试了一次。接连几个小时以后，他才放下电话。就在这时，查理的电话响了，是杰瑞，米歇尔那个分分合合的前任男友。“滚开，别再骚扰她了！”他这么对查理说道。
“听着！”杰瑞继续说道，“米歇尔真的特别难过。那之后她情绪一直特别激动，歇斯底里的！”
查理嘟囔了一句，把电话挂回了墙上。杰瑞所谓的“歇斯底里”是什么意思？米歇尔歇斯底里？查理太了解她了，他很懂她，远远比杰瑞懂。看来一直是杰瑞在听他的留言，是的！整件事一定是米歇尔在向自己发出求救信号。她遇到了麻烦，甚至开始尝试自杀也有可能。他能救她，查理知道，自己才是她的英雄，即使米歇尔已经忘了这一点。
1993年，3月23日
米歇尔租了一个公寓，查理知道那儿的地址。他开车慢慢地经过她家门前，扫视着她的窗户，仔细观察着里面的动静，什么也没有。查理左转弯，又绕了一圈，重新环顾了一次公寓的周边，然后从相反的方向又绕了一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重新再检查一遍。他可不希望自己错过了什么，他打算在回家重新开始电话留言之前再确定一次。就这样，他回到车上以极慢的速度又转了一圈，就在这时，他看到一盏灯亮了，继而她停在行车道上的车也映入了他的眼帘，不过，从窗户望进去，依旧没有半个人影。为了确定，他又在公寓附近的地方绕了一大圈，一无所获。只有车，没有任何活物。一个可怕的想法突然击中了他的神经，吓得他脊背发凉—如果她现在正努力试图给他打电话怎么办？如果正在打呢？从查理的家到这里，单程就需要至少40分钟的时间，他应该开得更快些，不知她焦急地拨了多少次电话了。
冲进家门，查理死死盯住答录机的指示灯，黑的，没有一点儿闪烁的意思。不过，他还是打开了录音，听着那盘空带子，谨防闪烁灯坏掉了。没有留言。查理重新拿起了电话，在黑暗中按动着那些幽幽闪着淡光的数字键，不出意料，还是答录机的声音。这一次，他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留言，告诉她，一切他都了然于胸。留言结束后，他挂上电话，又一次钻进车里，开车回到了米歇尔的公寓。灯光还在，车也在，窗口还是没有人影闪过。她为什么不接电话呢？他再一次开车回到了自己的公寓，答录机依旧静默地待在黑暗的角落里。不过他还是放了录音重新检查了一遍留言记录。当他不知第几次重新拿起电话拨通的时候，才意识到时间已经很晚，夜已深了。但他还是没有挂电话，直到再一次确认还是没人接听。他开车回到米歇尔的公寓，雨水从雾中缓缓落下，他将车熄火停在马路边，跨过草坪，白色的球鞋被草叶抽打得湿漉漉的。他小心翼翼地走在门廊前的碎石路上，将双手扣在玻璃窗上，往里面看去。黑洞洞的厨房里没有一点儿动静，只有答录机红色的指示灯在黑暗中有节奏地跳动着。查理用一块砖头砸碎了锁死的玻璃门。巨大的噪音过后，他静止在原地，聆听着应有的反应，但还是一片寂静。他顿了顿，径直走了进去。
厨房唯一的一点儿光亮是壁炉上的时钟表面反射的月光。他在地毯上蹭了蹭自己的球鞋，甩掉那些还残存在鞋底的玻璃碎片，然后停下来，竖起了耳朵。除了血液敲击着耳鼓发出的声响以外，就只有时钟的指针在有条不紊地前进时发出的声音了。除此以外，万籁俱寂，甚至连他爬楼梯的声音都听不到。卧室的门是关着的，查理没有犹豫，径自推开了那扇门。
门里，是人的味道，以及粗重而有规律的睡觉的鼻息声。查理僵在门前，尽情沉浸在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感中。看别人睡觉是一件很柔软浪漫的事情。如果被看的人对此毫不知情，那就更柔软了，就好像孩子们永远也注意不到神对他们默默的眷顾。
再之后，查理开车去了日杂店，买了一杯咖啡来抵御清早的严寒，然后站在付费电话旁期待着太阳升起的那一刻，等天亮了，就可以再接着打电话了。天亮了，查理打了电话，这一次，米歇尔接了。她的声音听起来异常疲惫—有人闯入了她的公寓，他们打碎了玻璃走了进来，就在她和自己的儿子正处于熟睡状态的时候。这感觉好像被强奸了一样，赤裸裸的恐惧。
查理把胳膊架在连接电话听筒的金属线圈上，他说他想让米歇尔知道，他有太多话要告诉她。首先，他说了自己跟杰瑞的谈话，他知道米歇尔又跟他重归于好了，也知道自己不应该再去打扰她。他很明白这一点，他也接受，没有任何问题。紧接着，查理深吸了一口气，对米歇尔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是那个干了你房子的人。”
这句话让米歇尔怔在了原地。“干”了她的房子？她实在不知道对于这样的一句话究竟该作何反应。他还“干”了什么？他进来了？“是的。”查理这么回答着，“我就是想看看你是否一切都好。你知道的，我就是确定一下你是不是没事儿，有没有尝试干什么傻事儿—自杀什么的傻事儿。”
米歇尔还在保持着沉默。“你知道的，我……哦，我觉得我是有点儿过分。”查理告诉她，就算现在她报警，或是做其他什么的，他都完全可以理解。查理这么说只不过是为了做出一个姿态，来向她表示自己的真诚。
查理意识到自己已经打开了拦住洪水的最后一道闸门，而自己也像是被波及的一片叶子，狠狠地被冲到阴沟里去了。他狼狈地爬进车，觉得自己傻透了。回到家，他从冰箱里拿了听可乐出来，找了半袋薯片，坐在电视前，直到电话再一次响起。是来自帕默郡警局的警察，说是上头已经签发了查尔斯·库伦的逮捕令，逮捕这个5.8尺个头、150磅、棕色头发、留胡子的家伙。查理说，是的，那确实是他。他答应了警察，立刻开车去警局自首。
通常来说，这种时机下尝试自杀貌似再合适不过，但是必须去警署现身，自首这事儿显然是把情况复杂化了。不过，如果时间掌握合理，这两件事儿还是能同时做的。事实上，在他从头将此事捋顺之后，反而觉得其实这样更好。他会倒地崩溃，正好在监牢里，肯定会被发现并且及时得救，而且身为犯罪分子的自己还能同一时间变成个受害者。一边想着，查理往手里倒了一把每片0.5毫克的阿普唑仓—是精神科的大夫给他开的处方药，然后又往里头加了点儿前妻胆囊手术后医院开的止疼药。紧接着，他径直开车往警察局奔去。
这就是他，一个真诚的护理医疗专业人士，一个爱情疯子，白痴到会告诉警察自己开车去局子里自首的家伙。他掐准了时间，当药片开始起作用的时候，他突然回想着发生过的一切，觉得自己就是罗密欧，沉浸在爱和毒药的包围中，慢慢登上了拉开序幕的舞台。
药效发挥作用的情况跟预计的一样。阿普唑仓是快速起效的抗抑郁药物，所以他先感受到了这个药的作用。一波又一波“爱谁谁，老子无所谓”的感觉一阵阵地往头上冲，紧接着他前妻的那点儿止痛药又非常及时地为他已经千斤重的双脚添了不少重力作用。查理回答着警察的问题，但是已经high得找不到北了。他伸出手指，一个个地按在墨板上，继而在相对应的格子里留下了自己的指纹。他们给他照了个照片，便将他安置到打字员旁边的桌子旁。不过，看起来似乎警长没有把他关进监狱的打算，投诉已经记录在案，他们也留下了查理的电话和地址，在他不能按时在受审日出庭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怎么找到他了，除此之外，似乎没有留下他的必要。
在警察把他送到停车场的时候，他几乎要昏厥了。太阳已经落山，冰冷的雨水从雾蒙蒙的天空中落下。他找到自己的车钥匙，坐在驾驶座上，呆呆地盯着逐渐模糊的前挡风玻璃。他不能待在这儿，没人看得见。他一边想一边开车滑向了主路。伴随着一声刺耳的轰鸣，马路上留下了一条白色的刹车痕迹。刹车灯在玻璃后面一闪一闪的，雨水敲打着车上的顶棚，好像康佳鼓一样节奏分明。他急需找到一个付费电话。他摇摇晃晃地将车停到一家汽车旅馆门前的灯光下，打开门，慢慢滑出半个身子，紧接着停止了动作。雨水像冰冷的针刺在他的后背和脖子上，他的膝盖完全泡在了地面上的积水中。给谁打电话呢？米歇尔肯定不是最佳选择，很明显给阿德里安娜打电话也是个非常愚蠢的想法。但除此以外，唯一一个他能记住的电话号码就是自家保姆的了。拨完了电话，查理坐在马路边，等待着拉他去医院的车。
1993年，4月
01
救护车在车道上驶过，带起一片散落在地上的枯叶，停在了一个灰色的大石头旁边。新泽西州的精神病院在这15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什么变化，只改了个名字。近年来，它被称为莫里斯敦灰石精神病院，大多数人就简单地管这儿叫“灰石”。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尖塔和阶梯式圆顶下面是帝国时期的廊柱，作为19世纪70年代的经典设计，华丽得好像一个分层的婚礼蛋糕。它的名字来源于建筑物本身，这个占地面积多达700英亩的堡垒是由一片片直接开采的片麻岩板堆砌而成的，建筑内部被均匀地分成了一个个足够每个病人活动的单间。就在1993年纳税日的第二天，查理被送到这里进行重症看护治疗。通过一个上面布满尖钉的橡木门，他被送进了一个普通的现代化办公室，准备接受治疗。
灰石很陈旧，这里过时的医疗设备再用几年也就该淘汰了。油毡地大厅和漆面剥落的墙体使这个地方看起来格外萧条。每个病房似乎都人手不足，通风不畅，那些曾经住着7000名病人的病床现在只零星地住着几百名患者，几个骨干人员苦苦支撑着，维持着这里的运作。不过这“老石头”还是保留了早年间的些许威严，查理对这里的安置感到很是受宠若惊。这里的病房是在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下设计建造的特殊物理层结构，是维护病人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灰石的田园风光与暴力的休克治疗相得益彰，在病人们接受抑郁症和自杀康复治疗的过程中，起到了平复心情、让他们倍感安静与舒适的治疗作用。
查理的房间在其中一个分区里，作为主建筑的一个分支，所有的病房就好像车轮的辐条一样分散在大楼的四周。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铁栏焊丝的窗口，可以望到窗外平静的山丘、树木和美丽的田园风光。在这种原始自然的环境中，一条略显庄严肃穆的大道缓缓伸向远处，连接着现实世界的繁荣。这样的环境构造和充足的阳光、适当的运动，都可以让一只心怀鬼胎双手紧攥的猴子慢慢放松警惕。人们在这里可以重新思考人生，缓解日益工业化的世界所带来的心灵上的不适及对人类脆弱的灵魂所加注的伤害。心灵上病痛的缓解在于环境而不是个人的改变，改变环境，你就可以改变一个人。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
很显然，在这儿的这段日子里，查理明显感觉压力小了很多，他或多或少变得开心起来。不管这次短暂的“休假”对他来说是脱离了原来的自己，还是发现了真实的自我，反正没什么新的问题出现。幸福就好像是飘在空中的一个肥皂泡，稍微粗糙一点儿的现实就能将它轻易戳破。灰石厚厚的石墙好像是在地面上建了一个地下室，将他从原本的工作和爱情生活中隔离出来，暂时让他躲开了生活强加于他的压力，远离了可能摧毁一切的导火索。
在治疗过程中，查理从来不抗拒会被识破或是被侵犯。他学会了控制自己已知的心底的那个恶魔，并将它用专业的心理学语言给描述出来。他们很鼓励他谈论自己的生活，事实上，他的个人生活是这里唯一的主题。他喜欢4月，每天早晨，查理都会早早起床，看病房外的庭院，观察那些瞬间变绿的草坪，欣赏原本光秃秃的树木嬉闹着冒出的第一茬新芽。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是潮湿慵懒舒适的天气，细雨从天空中缓缓飘下，石头大楼中透出的彻骨寒意被开襟羊毛衫阻挡在外面。在这里没有意外，没有让他爆发的导火索，没有邮件，没有电话，他感到了平静。也许是因为那些治疗，也许是因为那些会议，也许是因为这些药物—反正4月就是美好的。紧接着，日历翻到了下一页，“假期”很快就结束了。
天空开始变得晴朗起来，云被阳光炙烤得无影无踪，热浪提早袭来。每天气温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好像上帝不停地按着升温的按钮。5月的第二个星期，气温就蹿到华氏90度（32摄氏度）了，宿舍热得跟烤箱似的，窗户成了散热器。现在每次小组会议谈论的第一个话题都是天气，事实上，天气的变化也确实值得一提，尽管每个人关注的焦点都不太一样。在一个跟往常一样炎热难耐的日子，查理看见了那张躺在他小隔间床上的便签。
住在灰石的患者不能带电话，所有的来电都被阻留在中心的交换机那儿，被人用铅笔记录在一张张白色的便签上。查理对于908的区号和沃伦医院的交换机编码再熟悉不过了，而且他也猜到了，好吧，就是这个了。他确实想过他们会不会用这种方式辞退他，抑或这上面有什么需要他知道的更重要的信息。
他在沃伦医院还没来得及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查理并不是很担心那些死掉的患者会给他带来什么进一步的影响。他脑海中能想到两个比较特殊的人，不过他们死得都还算安静，貌似也没对他造成什么大的影响。查理自己心理上的崩溃确实很微妙，他的私密被大家知道得清清楚楚，所有跟踪事件的细节都让他们津津乐道，他们亲眼看着他被自家孩子的保姆给推到急救室。查理很清楚自己在他们的眼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米歇尔的尾随者，自杀未遂，一脚跨在监狱的大门里，一脚跨进精神病院的病房。不过，无论怎么说，至少他还是得到他们的关注了，查理想着，得回一下这个电话。
在挂上电话5分钟以后，查理想笑—当然，不是哈哈大笑。在一个精神病院里偷偷跟自己笑显然是不太应该的，但他还是觉得这事儿太滑稽了。电话确实是沃伦医院打来的，他们想知道他什么时候方便回去上班。就在灰石医院的医生对他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并且确认他可以回去工作之后，查理立刻回到了沃伦医院，重新上起了夜班。
02
地下室的那间公寓，查理不在的时候被关闭了。现在他重新回到这个属于他的小天地，从那个老旧的病房搬回了自己的私人治疗室，门前的那片草地很明显地表现出这个地方长期无人居住的样子。查理将每班轮岗之间的那点儿时间都用在呵护自家土地、将杂草变成花园的工作上了。他跟那些埋在土里的种子一同沐浴在骄阳之下，那些花朵需要他的照顾，在那些灌木花草之间，查理掌握着生杀大权，他说了算。
在沃伦医院，他偶尔会在即将关闭的电梯门里或是在阳光照射的停车场上瞥见米歇尔的身影。每当查理看着她的头发飘动在风中，缓缓走向自己的车时，总是强忍住上前叫住她的冲动。无论是何种情况，米歇尔总是看不到他，或是假装没看到他。其实这无所谓，因为就算她确实看见他了，限制令还是会阻止他们一同出现在重症监护病房里—这一点，查理的新上司康妮·川普勒护士长也特意在他回来的时候叮嘱过。查理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下定决心做好自己。康妮一遍又一遍地向查理不停地叮嘱着那些新规矩，每一次他都用面无表情的方式搪塞过去。他知道自己把同米歇尔的关系搞砸了，缄默不言是他能给出的最好的结果了。反正，康妮将他调到了隔壁一个很不错的岗位当差，在遥测病房，那地方有着不为人知的好处。
遥测病房在整个病区的中部，有点类似于处在“地狱”般需要紧密观测的重症监护病房和“天堂”般酒店式管理的正规普通病房之间的“炼狱”。这些病房主要住的是心脏病较为严重但已经趋于好转的人，是为了防止状况稳定的病人突然发生急转直下的情况。这里的病人都是需要仔细照顾、用心观察的。
当然，在病人看来，“炼狱”的生活还是格外令人厌恶的。他们被各种各样的导线和输液袋困扰着，好像牵线木偶，不得自由。顺着那些各式各样的导线看去，连接的不是哔哔作响的机器就是闪烁着亮光的测量仪，有些时候是一抽一拉的呼吸系统，就是那种在电视剧里看到的玩意儿，显得特别夸张，充满了戏剧性。遥测病房的病人们没有几个需要用镇静剂的，所以往往这样的场景或多或少会让他们觉得有些紧张，紧张得稍微过头一些，血压就会飙升，而对应的仪器便会响得比之前还夸张。一般这种时候，就该查理登场了。他的主要技能就是教育病患，他对这种一对一的教学还是很津津乐道的。对于这些技术方面的细节，查理可以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全方位介绍，对这些各式各样的仪器，他有一套专业的说辞。他解释说：“是的，你们这些吓坏了的家伙，比如你们迷上了测谎方面的仪器，至少对其中的某个方面感兴趣，当你们认真去了解它的工作原理后，测谎仪一点儿都不可怕。插在你们身上的这些玩意儿也一样，当你们知道它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你们也就不这么害怕了。”话说回来，查理确实对测谎仪有很深的了解，其实在这一点上，他甚至比大多数警察还要了解。
心电图（ekg）所包含的信息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血液从心脏的顶部流入，再从底部流出，通过心房、心室推送。每一次挤压都会触发一次电脉冲，心电图就是将这些电脉冲翻译到图纸上，这一切都是由一根带墨水的针滑来滑去完成的。
通常情况下，查理都是一边给那些发皱干瘪、长着稀松的灰白毛发的乳头上夹电极，一边解释这些事儿。
在健康的心脏里，肌肉的运动会形成有规律的波浪，血液通过心脏就好像农民用手从奶牛的乳头里规则地挤出新鲜的牛奶一样。从心电图上看，一个正常的脉冲看起来像是山峰。所有有关心脏的信息就藏在这些山峰中。有些看起来格外尖，或是在峰顶很松散，抑或有缺口，有些看起来则跟地震后似的。看着这些图纸，护士可以看出很多东西，在皮肉的下面、肋骨的后面，心脏像一袋子被抓起来的老鼠，兴奋地颤动着。
查理这次准备离婚的过程已经为他在这个春天带来了两次测谎仪的检查。头一次是来自阿德里安娜的指控，她说查理是一个酒鬼，甚至在看孩子的时候都不忘喝酒。除此以外，还有她向警方申请的禁止令，是在她报警申诉家庭暴力之后发生的，这成了她争取孩子全部监护权的核心论证。用测谎仪是查理的主意。测试被安排在6月18日，正好是查理从灰石出院两个月以后。根据机器显示，他说的话都是实话，查理顺利地通过了测试。但这只是他在法庭上需要经历的所有奇怪的战争中最微小的一次胜利。就在12天之后，阿德里安娜最终成功地获得了针对自己丈夫的禁止令。
如果说沃伦县的家庭法院系统在这场离婚诉讼的过程中没有让查理占上风，那北汉普顿的常规法院也没偏向他。查理在那个法庭上被控跟踪、破门而入、侵犯和骚扰。这是个犯罪的指控，比他离婚的局面复杂多了，面对的还是个非常激进、令人生畏的检察官。查理本来打算像处理离婚事件那样继续为自己辩护，但他很快意识到，这已经远远超出自己的能力了。
查理需要开具财务状况来证明自己只有能力请得起一位公共辩护律师。他将所有外部必需花销统统列出来，诸如每月1460美元的抚养费、心理咨询费用、信用卡最低还款额度。他好像忽略了每日最基本的个人花销，单子上没有房租和饭钱，对于他来说，这些滑稽的物质需求并不是必须满足的。查理没有将它们列在单子上，就是觉得这不是必须存在的。他算是彻底破产了，在法院看来他的生活水平在净收入的支撑下维持得再健康不过了，所以公共辩护律师的申请被拒绝了。现在他不得不自己花钱找个代理律师来，这让他过得更加窘迫。他从黄页上翻找出一个律师，付了钱。但这段关系仅仅维持了三天，那律师就放弃了。他声称查尔斯·库伦的性格让他做这个案子太“艰难”了。由于无法在庭上发泄自己的怒火，查理将这一切怨愤转嫁到自己的这位前任律师头上。他给法庭写了一封情绪暴躁的长篇信件，将自己与这个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做对比。“一个护士会中途放弃、离开自己的病人吗？！不，他不会。为什么不？因为这是不道德的！也是不专业的！”这封发泄的投诉信并没有改善他的处境。从目前的状况看来，除了代表自己出庭以外，他没有别的选择了。
查理对法庭几乎一无所知，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8月10日那天，他放弃了，承认了自己骚扰和侵害的罪行。法庭给出的判决是罚款和缓刑，没有送他进监狱。他可以自由地回家去了。到家之后，他又一次尝试了自杀，这次在药片和酒的作用下，他开车跑到了沃伦医院的急诊室。这种放任自己的行为和再熟悉不过的无助戏码或多或少帮他缓解了一些压力，就好像打喷嚏或是其他的一些日常举动一样，虽然有效，不过持续的时间很短。第二天晚上医院就让查理在雾气蒙蒙的天空下自己驱车回家了。
即便才8月份，地下室公寓却出乎意料地冷，屋中唯一的声响就是壁炉上那个座钟指针走动时发出的沉闷的嘀嗒声。米歇尔有电话，他也知道她的家在哪儿，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会让他违反自己的禁止令。他试图让自己保持缄默，但终究还是需要开口说话的。他听着座钟的声音，牙齿伴随着时钟的节奏上下磕碰，哐哐哐……两只眼睛盯着前方桌子上的酒瓶轮流地睁了闭、闭了睁，看着它在自己面前左右变换着跳起了舞。就在他开始奋笔疾书给法官写一封长长的信件时，他的手肘在换行的过程中不停地敲击着厨房的塑料贴面。
“米歇尔·汤姆林森和我之间发生过性关系。”他如此写道。法官没有真正看清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起码没有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了解他。但是查理却将这些法官看得很透彻。他在信中继续写道，那些人曾经是自己的病人。就在圣巴拿巴烧伤病房中心，为了减少感染的概率，这些脆弱的人在他的面前被脱去了长袍，每日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着氧气的获取。他一直写着，写到天空被清晨的朝阳浸染了一抹亮色。他刷着牙，往池子里吐了一口鲜红的口水。然后他去见乔治，那个法官任命的家庭服务顾问，那个决定着库伦和他的孩子们未来的人。
查理非常想留孩子们在身边，尤其是现在。这些小孩儿无疑会成为查理最真诚的粉丝。他们是需要照顾的，是有依赖性的，正如那些在重症监护病房中被护理的病人一般。他坚信自己有一天真的会成为孩子们期待的那种人：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富有同情心、能照顾他们的人。确实在某些人眼中他就是这样的。比如一些同为护士的同事，比如他的母亲，比如曾经的阿德里安娜以及米歇尔。也许，他思忖着，如果能把孩子们留在身边，他是可以让他们爱上自己的，他们也会用那样的眼光看自己。如果查理得到了他们的关注，获取了满足感，他也许就不会做什么傻事而冒险失去他们了，也许他就没有什么理由再给医院那些像纳托丽女士那种无辜的病患下药了。查理会成为一个好父亲，一名好护士，一个乔治和家庭法院都乐于看见的好男人。乔治最后给出的建议将会是成就这种潜在未来的关键，所以每次在进行这些强制性访谈的时候，查理都会警告自己，一定要保持清醒，精神状态良好。
当然了，对于查理一直在杀人这件事，乔治确实一无所知，但他很清楚地知道查理过于频繁地尝试自杀，或是经常用这种方式装腔作势地闹一场。乔治还从库伦的文件中注意到自杀的行为是“最严重、最终极的虐待、放弃手段，此等行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有可能会作用于其子女”。过了几天，阿德里安娜的律师就在家庭法庭上使用了这份报告，综合查理酗酒的其他证据，以及阿德里安娜在因家庭暴力报警时所做的笔录留下的证词—“如果将他和我们的女儿单独留在一起，很可能会对他本人及我们的孩子构成生命威胁”，查理没有一点儿还击的余地。唯一还可以发挥自己的庄严的舞台，只剩下医院一个地方了。
1993年，9月1日
01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决定还没有成形。不过他最近确实总是往重症监护病房跑，找合适的目标下手。一位叫海伦·迪恩的病人预计明天出院。她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女人，刚刚从乳腺癌的手术中恢复过来，有个成年儿子，叫拉里，貌似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的床边。这个细节不知怎么的，莫名地促使查理做出了一个决定。
地高辛（一种强心剂）存放在小玻璃瓶里，被整齐地码放在专门的塑料盒子中，放置在医院的药物橱柜内。在重症监护病房，地高辛是一种很常见的药物，被护士们简称为“地高”，有的时候在表格上填写药物名称时甚至就简单地写个“地”字。它是一种主要来自毛地黄的毒性强心糖苷。地高是医院用来减缓快速性心房颤动、心房扑动心室率的药物。查理一共拿了3管药，他思考着，3个0.5毫克的，一共1.5毫克，干扰肌肉运作足够了。他像变魔术一般将药物打入注射器，径直走进了病房。
据拉里·迪恩回忆，那个男护士走进来的时候，他正坐在母亲的病床边。他当时立刻就产生了一种别扭的奇怪感觉。因为自从母亲住院以来，拉里每天都陪在床前，他认识每一个护士，至少混个脸熟，如果是个男护士，他肯定会记得更深刻。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家伙，这是很奇怪的。而更奇怪的是，这家伙不像别的护士那样穿蓝色的工作服，而是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像个卖冰淇淋的小贩。
这个一袭白衣的护士告诉拉里“你必须得离开这个房间”。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面无表情，甚至跟他没有任何的眼神交流。所以，拉里听从了他的命令，转身走到大厅喝了杯咖啡。10分钟以后当他回到房间时，看见自己的母亲生气地独自一人坐在病床上。“他扎了我！”她说道。
海伦·迪恩拉起了自己的病号服，指着大腿根部的一个小点儿。拉里刚好带着他的瑞士军刀，那种组合多功能的军刀，上面刚好有个很小的放大镜。他看着那个地方，确定是个针眼以后，便叫来了医生。
“可能是虫子咬的吧。”医生如此解释。可是到了第二天，海伦·迪恩的病情急转直下。她开始出虚汗，显得疲惫不堪。当她的心跳最终停止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她没法再复活，就好像拉里永远无法得到安慰一样。
事发之后，拉里·迪恩立刻就意识到其中肯定有问题，并且提出了调查申请。他从母亲的肿瘤专家医师那里得到求证，迪恩夫人没有被安排任何药物的注射。他又询问其他几个照顾母亲的护士，得知当天出现在病房的那个男护士是查尔斯·库伦。
拉里·迪恩立即将电话打到了沃伦县的检察官那里，控诉自己的母亲被谋杀，而且告诉他们真凶到底是谁。
在给海伦·迪恩打完针之后，查理立刻驱车回家，开始思考当晚的行动。他没有特意策划这次的事件，他相信这次他们说什么也能知道是谁干的了。他们会吧？也许这还得取决于迪恩夫人是不是死掉了。第二天，他照常上班，非常惊讶于她居然花了24个小时的时间。不过，是的，她还是死了。而且，他们貌似知道是他干的了。他的工作日程上堆满了关于此次事故的调查会议。他被医生调查，被沃伦医院的管理员问询，甚至还被两个来自沃伦县办公处犯罪调查科的检察官调查。每个人都想让他大声地说出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查理否认了一切，当然也包括这次注射在内。他看着这些人搜自己的储物柜。与此同时，海伦·迪恩已经被送去冷藏，准备解冻。一个来自法医办公室的医生从她的大腿根部注射孔采样。这次医检测试了100种潜在致命的化学药物，但偏偏忽略了地高辛。因此，海伦·迪恩的这次事故被认定为自然死亡。
在这件事情宣告结束的同时，查理的主管通知他开始休假，不定期地带薪休假，而且立刻生效。这听起来并不坏，不用上班还有钱拿。他独自回到家中，坐在那个地下室的公寓中思考，抑郁地思考着他们是否会来抓他，或是他干脆安排一次这样的逮捕，给自己一个在监狱里自杀的悲惨结局，就像当初他闯入米歇尔的公寓时那样。现在他一直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而且是整天都无事可做。就那么傻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发呆，直到自己几近麻木的时候，就移动到厨房的桌子上，然后上床，最后再回到沙发上。壁炉上的时钟不停地读着秒：嘀嗒，嘀嗒，嘀嗒。救护车是夜里11点前到的，查理特意为他们留了门。
02
查理陷入了自杀的循环状态：从急诊室转到院内的精神科门诊，再到院外的心理咨询室，之后，他出现在沃伦县的检察官办公室。他们做了日常问询，他否认了所有的一切。当审问终于结束的时候，他们又拿出了测谎仪。
电线将他的身体和机器连接在一起。墨针将最后分析出来的结果画在图表上，通过那些上下波动的曲线和频率来显示，查理知道那些曲线的峰谷会偏高、偏低，甚至呈直线。而改变这些曲线的可能是他生理的一部分。
警察们不了解医学方面的知识，对那些峰谷之间的变化也毫不在意。他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那些脉搏变动的情况和节奏上了。基于这种情况，他们就认为自己可以判断真伪。查理可不这么想，他知道这些变化都可以通过地高辛、受体阻滞剂以及硝普钠来完成。
测谎仪给出了一个大概的结果，它忽视了心电图图表所表现出来的真相。它只是单纯地将心跳活动与人的大脑中的真相通过这种方式连接起来，跟一个孩子用破铁罐和绳子做简易电话一样不可靠。这是个很愚蠢的测试，查理最后的测试结果完美得无懈可击。不过，他心里明白，这些人打心底里还是知道事情真相的。
查理在沃伦医院的带薪假期中不知不觉地迎来了新的一年，他已经下定决心不回去了。鉴于他曾经每周80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时间以及他曾经赚的薪水，现在他急需找一份新的工作来支付孩子的抚养费。查理发现在亨特医院，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小的非盈利医疗中心，位于新泽西州弗莱明顿的上流小镇。用沃伦医院和圣巴拿巴医院提供的薪资作为参考，1994年4月3日，查理手里还拿着自己的推荐信，以每小时23美元的工资在亨特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正式上岗。
1995年10月，他得到了护士长马乔莉·蕙兰为自己撰写的业绩报告，报告中称他是“病人生活的倡导者……关心病人的福利……有组织，非常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非常聪明，充满机智”。
他开始和凯瑟琳约会。凯瑟琳也是这个病区的护士，她婚姻不幸，是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很显然处于空档期。凯瑟琳在他身上的注意力足以弥补他对医院注意力的需求。冬天来临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张从亨特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寄送来的证书扫描件，上面写道：“致查尔斯·库伦，感激他重压之下不失风度的工作态度，以及所有辛勤的夜班为我们带来的帮助。非常感谢。”马乔莉·蕙兰又在下面补充道：“查理是个乐观向上、有礼貌的有为青年，一个关心病人福利的好护士，非常有用，而且在用药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
不过，这不是事实。
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就好像黄昏到夜晚的过渡一般自然，不是意识上做出的选择—他都说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做的。时间慢慢跨过1995年的时候，查理逐渐变得更加阴暗了。到了年底，11月的时候，那个每日都出现在夜班值班室的理想型护士，那个亨特医院从来没想过可以如此幸运地拥有的雇员已经不复存在了。
其实，他真的记不得那些被他下药或杀死的病人都叫什么名字了。就好像他对待自己逐渐增厚的人事档案一样，没什么可在意的。有些护士总抱怨，当库伦独自拉上帘子给那些病人洗身上的时候，总是给病人用太多的浴液，好像他们都脏得跟油桶似的，不知在搞什么，耽误那么久的时间，显得其他护士很不敬业的样子。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一连串用药上出现的比这严重得多的错误。12查理曾经被抓到给某些病人胡乱推荐未遵医嘱的药物，他还从某些病人那里私自扣掉了医生开的处方药。护士长蕙兰实在是无法解释，这个曾经的明星雇员怎么会突然间有这么大的转变，还出现这么多奇怪的行为。直到有一天，她太担心了，便去检查了库伦那几个病人的病例和日常记录的表格，那上面可不是一般的错误。每次他给病人错误用药，都没有记录到日常的表格上，而且他还扮演医生的角色，干医生都不应该去干的事情。库伦护士甚至给自己预定了实验室的检测，那些要求都具体得出奇，好像他正在特意安排找什么东西。
查理用一剂地高辛干掉那个老家伙杰西·爱琴10天之后，7月19日早上，蕙兰护士长将他叫到了一个空房间开会。她实在是没法从自己看到的这些杂乱无章的错误中找到什么规律，所以她打算使出最后一招杀手锏，再出现一次这样的事故，查理就会被停职。
在过去的两周里，因为凯瑟琳重新回到她丈夫身边的这件事儿已经给查理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所以他不得不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转向来自护士长的这次威胁。再有一次，这太不公平了。查理感觉不仅仅是蕙兰一个人这么看他，整个办公室的人应该都有所察觉了，所以他干脆跟蕙兰摊牌，就在那间封闭的屋子里。如果他们真的认为他是个坏人，他干脆直接辞职好了。他可以现在就辞职，如果这能让他们高兴的话。这不就是他们想要的吗？查理生气地离开了那间屋子，摔门而去，生气地开车回了家。他又一次拿出了自己的打字机，把这件事落实到了官方文件上，并且真的交出了单位钥匙。这次的辞职信上全篇都用的是大写字母，字里行间全是“！”和“？”用来强调语气。他很生气，所以发泄出来的感觉很爽。他告诉他们，自己即将拥有170个小时的带薪休假（他因为完美的出勤率而应得的带薪假期），但是其实他一丁点儿都不在乎，大可不要。他可以对他们说“你们自己留着吧”的感觉实在太好了，他让他们用这些剩下来的奖金另寻他人。这可是种很宽厚的姿态，跟自寻死路差不多了。除了一个仗义却心存委屈的人、一个纯粹善良的好人外，谁愿意将这样的便宜丢开不要？尤其对查尔斯·库伦这种陷入窘迫之境正缺钱的人来说。查理开车找到了一个邮筒，陶醉于这些话给自己带来的后遗症里，无法自拔。他将金属把手扳下，把信从缝里塞了进去。在回家摔门坐下之后，还是不放心，又跑回去看了一眼。当他发现那封信真的被邮走了之后，才彻底反应过来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他飞速跑回家，重新快速起草了另一封信，期望着可以赶上头一封，但很明显，想挽回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蕙兰收到了查理的辞职信后欣然接受。他可以在一些没人愿意值班的时间段替班，但严格说来顶多算是个自由职业者、派遣员，以后结工资就按天算了。查理不得不勉强接受这个结果，于是他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了亨特医院的排班表上。不过，他后来再也没真正露过面，而是独自一人躲在自己的地下室公寓里，任由电话一遍又一遍地响着。这种时刻，他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强大，忽略他们，他屏住呼吸，决定将自己的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展现给所有人看：他的前妻、他的家庭、米歇尔、凯瑟琳、蕙兰……最后，电话铃声还是停了。
上帝关上了那个曾经照在他身上的聚光灯，到头来只剩他孤身一人蜷缩在地下室的公寓内，时不时地看看空空如也的邮箱。最后一封来自亨特医院的信摆在了他的面前，上面写着讽刺的祝福语：“祝您以后前程似锦，事业顺利。”查理再一次拿出了自己的电子打字机，将当初跟妻子离婚时那个辩护律师写的陈述信拽了出来，将自己的悲惨境遇套用在那个咄咄逼人的语境和格式中，显得很官方，而且充满威胁的味道：
他们一直在房间里面试新人。在劳瑞塔找我之前，就有人告诉过我，曾经有一个参加面试的人还问了劳瑞塔：“既然你们还没做出关于查理的决定，我们为什么要参加面试？”
那个人所得到的回应是这样的：“这件事压根儿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太不稳定了。”
如果劳瑞塔可以如此随意且不加掩饰地告诉我的其他同事我是个不稳定的人，那她也应该毫不掩饰地解释一下为什么她没有坚持让我接受检查，或是至少不要让我这么一个“不稳定”的同事继续工作；她还应该向他们解释，干吗还要提供给我一个兼职岗位。
查理没有发现其实自己正在跟自己较劲儿的这个事实，他只是觉得自己在很正常地争辩而已。这个三段论般的演绎推理最后变成了这个样子：
一个“危险的”“不稳定的”护士就不应该被排到值班表上。这是医院的管理层决定将他放到那个值班表上的。
因此，查理不危险，关于他的那些投诉也都是不公平的，查理是整个事件的唯一受害者。
当然了，亨特医院没有给他回这封信，还赔上了他6周的无业生活以及170个小时的带薪假期。还好，不算一无所获，至少这次的事件给他上了宝贵的一课：永远别把要说的话冲动地写到纸上。
1996年，10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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