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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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她回忆道，“但是我告诉强尼的时候，他只是不停地摇头，他知道这一切会越来越糟。”

　　新泽西的公共辩护办公室就像一个四层的巧克力砖，有残疾人专区和灌木丛景观，一个穿着卡通t恤的300磅的女人在玻璃门后面抽着烟。在楼上办公区，人们在黄色的水银灯下紧张地等待着。树脂玻璃上有一个孔，你可以对着那讲话。强尼·马斯克的办公室在另一面，是这个楼里少数几个既有窗户又有门的办公室，他有着阿拉伯式的胡须和狮子般的面容，说起话来有着浑厚的男中音：“有些人想要搅黄了这次器官捐赠。”

　　作为新泽西史上最大杀人犯的辩护律师，在经过3年的辩护之后，马斯克已经累了。“我保证过我会尽最大努力让捐肾这件事情顺利通过。”他叹气道，“但是这感觉就像我们被耍了。”想到这件事变成了一个老笑话，马斯克眯着眼睛摇着头，“基本上，我不认为任何人想为一个连环杀手的这件事努力。”

　　雷海法庭

　　艾伦敦，宾夕法尼亚州

　　2006年3月20日

　　艾伦敦是一个破旧的小城，曾经因为钢铁业而变得富有，市中心有一大片庄重的公共区域，堆砌着进口的石头和高耸的柱廊，以及破旧不堪的汽油桶。现在有一家正承受悲痛的人在这儿进行小规模游行。他们穿着正式，身上贴着马克思办公室的蓝色小贴纸，上面是被“死亡天使”杀害的人的名字。他们这次参观之旅的重点是一间出乎意料明亮的19世纪意大利式的法庭。审判席是一张巨大的长桌，旁边用联邦风格的灯和护栏围着，复杂得就像一张2美元上的背景图一样。

　　库伦的手被交叉铐在前面，脚也被锁着，给人一种此人极其危险的信号。当然，他不是，至少在这儿不是，但这或许是查尔斯·库伦第一次给人一种该有的印象，一个连环杀手应该有的样子。整个谈话内容都围绕库伦对遭受病痛折磨患者的情感进行，有些人可能觉得他在监狱里可能是尽量表现得好些，尤其是如果他为需要的人捐一颗肾，那么便可以扭转一下公众对他的看法。至少，没人希望他借助这个机会再去折磨受害人的家人，让他们痛苦不堪或者增添麻烦。

　　但奇怪的是他确实这么做了，库伦开始复述事情的经过，威廉姆·普拉特法官需要把这些陈述给媒体。

　　“鉴于这个原因，法官大人，您需要退休了。”库伦说道。

　　“提议无效。”普拉特法官说道。

　　“不，不，法官，你需要退休了，真的需要……退休了……”库伦打断他说道。

　　“如果你继续要求的话，我就终止你的陈述请求。”法官警告说。

　　“但是你需要退休了！法官大人……”库伦大声喊道。

　　这是间很漂亮的房间，但是也很可怕，坚硬的大理石墙面让人的声音听起来很刺耳。查尔斯·库伦的声音充斥了整个房间。当库伦几十遍地复述着他的辩词时，受害者家庭等待着，谨慎地准备着陈述词。他一直说着，没有停下的意思，这时狱警走过来在他的头上套了一个上面有网孔可以听见声音的面具，然后把他绑在椅子上，用毛巾勒紧面具，这样一来库伦的声音就只剩下低声嘶吼，就像用枕头捂住吼叫的人那样。然后受害者家属开始陈述，“你真是牲畜都不如，恶魔之子”，仅有只言片语的嘶吼从面具后传出来，紧接着狱警的手抽搐了一下，紧握着的毛巾松了下来，库伦又开始喊叫，声音越来越清晰，就像唱歌剧一般响亮。法官怒视着他，让狱警强行把他带下去，陪审团的几个女陪审员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之后他们拿来了宽胶带把他的嘴封上，交叉着贴了两次，像动画片里的场景一样，严丝合缝地贴成了一个x字形。然后受害者家属继续陈述，而库伦还在挣扎喊叫，从胶带后面发出的声音就像是噩梦般嘶吼版的“row row row your boat”。

　　“如果你奶奶现在还活着，他一定希望你烂在地狱里，你这肮脏的狗娘养的……”

　　“法官大人，你一定得退休了……必须……”

　　随着一句“囚禁终身”，审判结束了。再一次，库伦被押了出去，五花大绑，嘴上还贴着胶带，出了法庭，进了电梯等着。直到电梯关闭的一瞬间，他还在重复着“退休吧！法官”。

　　随后，受害者家属们挤在走廊里，因为不满气得发抖。“我觉得他是故意不尊重法庭上的每个人。”茱莉亚·桑德斯生气地说道，她的一个朋友被库伦用药过量致死，“他说他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要捐肾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说这样做是出于同情心，现在他的同情心在哪儿呢？！”桑德斯激动地挥舞着手指，指着刚才库伦所在的地方，“我有话要跟他说，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知道他对我们的生活做了什么吗？！”

　　“所有的警告和谨慎入微都是因为我杀过其他病人。”库伦叹气道，转动着眼珠儿，似乎有什么想法。我们整个的探访过程中，库伦变得越来越失落。这种失落主要是因为捐赠的推迟。库伦想要帮忙，但是他现在在监狱里，而外面有人正等着他的一颗肾。

　　“政府觉得因为我之前在医院里杀过人，所以这次我可能还会行凶，为什么他们不想想在医院里自杀会更容易？”尤其当他被看守着、手脚还被铐在床上的时候，他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阻止他捐肾只是另一个错误而已，想到这些他就更加失落。他在萨默赛特监狱签了一份关于捐赠的文件，他的律师强尼·马斯克正忙于处理这些文件，凯特琳牧师则忙于联络受捐家庭和医院方面的事宜。然后，却什么都没发生。

　　库伦透过隔离玻璃盯着我的手，然后又低头盯着自己的手铐。“当我通过了匹配血液检查后，我以为一切都会发生，但是现在我不确定了。”他说。

　　“我是说，我并不指望能因为这个得到什么回报，在监狱能得到什么特殊的待遇，或者为了钱或任何东西……我不明白能有什么害处呢？”库伦的眼睛看着我们之间的玻璃，似乎想要一个答案，“那些家庭更希望我干什么呢？坐在那儿看电视吗？”

　　“我承认我确实做了非常糟糕的事情，我杀了人，”他语速很快，“但就因此要阻碍我做些积极的事情吗？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每天坐在监狱里，每年花着纳税人4万美元。我想新泽西也不想再这样白白浪费钱了。”他示意着摇摇头，“那么一个囚犯能为监狱做点什么贡献呢？”

　　“我知道人们说我想扮演上帝的角色，但是我真的没打算那么做，我想做的仅仅是捐赠器官，至于之后的事儿就听天由命。作为一个护士，我送走患者，但是我不能给予生命，我也不能延续生命。我们给予爱，为了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不能拥有他们或控制他们。我们为他们做很多事情，但是不能因为这些事就觉得自己是上帝。出于某种原因我的捐献匹配很成功，受捐者之前也通过媒体求助纽约的市民们，希望能找到匹配的捐赠者，但是没人来，一个都没有！”

　　库伦看了我一眼，又马上移开了视线，也许是想看看我个人的反应和看法。“这真的取决于你怎样看别人，并且觉得别人能做什么。”他说。

　　在艾伦敦雷海郡法庭最后一审后，查尔斯被双手铐着关进了一个没有窗户的面包车后备厢里，里面黑漆漆的没有光，之后面包车在新泽西高速公路上一路狂奔，库伦开始觉得晕车恶心。他试图用罗尼牧师教他的冥想法，想象耶稣在黑暗中的圣光，但他还是觉得很恶心，于是他停止冥想开始祈祷。

　　他被押去特伦敦的新泽西州监狱，大约有10个狱警跟着，其中4个穿着防暴装备。他被关押的牢房里，有两名狱警在对他进行裸体的搜身检查，旁边还有监控摄像头。其中一个狱警告诉他自己曾在报纸上读到过他的案子，而另一个则告诉他只要再随便动就被视作有攻击行为。他给了库伦一套新狱服，然后带他到监狱的精神病区，接着又是脱掉衣服做裸体检查，然后给了他一件塑料袋做的宽袍。在他看来，他就像是台新电视机，被塑料泡沫裹上，然后扔进监狱里待上72个小时。塑料袍在一天后被撕掉了，也就是说从周一到周二库伦就尴尬地在摄像机的监控下全裸着身体。他尽量不去听狱警提起胰岛素谋杀的事情，专心默念《圣经》里的

第25节赞美诗：“我的敌人有很多，他们恨我。请解救我，别让我受辱。”终于，他觉得他又重获了新生。这儿的监狱比在萨默赛特的小，狱警们也总是玩弄他，告诉他这儿没有图书馆，给他小两号的运动鞋穿。诸如此类的事情让他明白，不要再幻想和指望任何事情了。他和外面彻底失去了联系，为了不被其他犯人侵犯，他每天都待在牢房里差不多23个小时。等到他被允许探望或者打电话的时候，他看起来消瘦了很多，胡子也变得灰白，但是捐赠的事情和5个月前比没有任何进展，这让他感到非常受挫。

　　对库伦来说，推迟捐赠的事情根本说不通。如果匹配成功是上帝的旨意，如果他的肾脏刚好完美适合另一个急需要他的人，那为什么后面的事情就是无法实现呢？这是不是一种惩罚或者医疗玩笑？难道中间出了什么差错吗？

　　此外，等待他肾脏的受捐者病情不断恶化，又不得不住进医院，一个月要有几次并发症，至少他是这么听说的。库伦在我们的一次探访中说到这件事，这一次他的表述很简短，似乎心灰意冷。

　　他知道受害者家属把捐赠的事情看作是他个人意愿的实现，想要通过这件事逃离监狱，诸如此类的小算盘。“但事实上，我可以去做血检这件事不只是我的意愿，而是大多数人的努力—马斯克先生、罗尼牧师、阿姆斯壮法官……而且厄尼的家人也在等待中备受煎熬。”他又想了一下，然后轻轻摇头叹道，“漫长的等待。”

　　库伦停顿了一下，低着头，眼泪流了下来，终于他吸了口气说道：“如果我不是在监狱里，他们会怎么做？把这看成是为了扮演上帝的角色是很难的，这不是让厄尼去选是成为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库伦盯着桌子，双手交叉紧紧抱在胸前，“我还是爱别人的，我在乎他们，也许人们觉得我不应该为了我在乎的人做这样的事，但是如果我突然决定捐器官给需要的人，他们就会认为我疯了。”他抬起头，继续说，“这很讽刺，人们觉得你疯了，才会为一个陌生人提供帮助。”

　　“我做过的错事已经无法挽回了，但是我为什么好事也不能做了呢？”库伦问我，“我知道人们觉得我应该带着我的肾直接下地狱，他们觉得他们知道上帝是怎么想的，但只有上帝自己知道有些人的内心、灵魂和想法。”

　　强尼·马斯克一直确信捐赠事宜的程序已经被搁置了，罗尼也是这么觉得的。毕竟，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不是吗？

　　自从查尔斯第一次来到罗尼所在的监狱，人们就觉得罗尼教士就是个共犯，也许是因为她与库伦走得太近了。她很享受这种刺激带来的快感，她知道那对她来说是一种诱惑。罗尼当然知道库伦犯下的罪行，但她还是不能理解人们对这件事的评论，这些评论，一些来自她之前称为“朋友”的那些人，还有一些来自教会的牧师同僚或基督徒，他们会说：“你怎么能觉得一个杀人犯也是上帝的孩子呢？”

　　“起初收到的一些信中，有一封来自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警告我不要给一个杀人魔鬼做牧师。他写道：‘如果你救赎他让他上天堂的话，那就太不公平了。’”罗尼回忆道，“这就是福音教徒的想法，这太愚蠢了，但是最让我抓狂的是在收到这封信的两天后又来了一封信。”

　　恐吓信接踵而至，但都只是嘴上说说。当然，她表现出不在乎的样子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受害者家人都觉得受到了威胁，一个曾经备受信任的白衣天使谋杀了医院里手无缚鸡之力的亲人。”传讯期间，当她从监狱走出来时，人们冲她喊叫，叫她“撒旦的牧师”，还往她的脸上扔东西，扔的东西里有血，她不知道那是什么血，可能是人们抗议堕胎诊所时用的那种猪血。她试着不去细想，赶紧走回家去冲洗身上的脏东西。“是的，”罗尼笑道，“如果有天堂，而我死后到了那里，那我真应该被授予一顶王冠。”

　　当然，当捐赠一事公之于众之后，一切都变得更糟了。“我曾有一个朋友，当然现在已经不是朋友了。她对我说，我帮助厄尼拿到库伦捐赠的肾脏，无意是在害他，因为我帮他得到了一颗撒旦的肾脏。”

　　罗尼记得当她开始接手这项工作的时候，她觉得如果一个正派的人，而且是个基督徒，那么就该对所有人友善。“难道他想做的那些就一点儿意义都没有？”罗尼问道，“我是说，我的父母也无比憎恨希特勒，但是他们还是觉得‘他也是上帝的孩子’。我觉得这才是基督徒该有的态度，但是这场审讯改变了我的看法，让我觉得基督徒怎么可以这么恶毒。”

　　就在前一天，罗尼接到了厄尼母亲派特的电话。“她通知我说再也不要跟他们谈这件事了。她说在她全身心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主要是说我，还有那个该死的律师），我正在摧毁她的生活！我是说，我不是有意要邀功，但是如果不是我和强尼，他们根本也不会想到可以得到一颗该死的肾！”

　　她只是希望医院能尽快安排移植事宜。因为查尔斯一直被认为是个危险分子，派特曾被警告要多加小心，最好尽量对捐赠的事情保密。“我不指望能得到鲜花和巧克力的褒奖，但我们一直尽最大努力不去影响厄尼的生活，我们在尽力挽救他。”

　　罗尼气得喘着粗气，不再说话。等她情绪平复了一点儿，她开始哭。

　　那天晚上，狱警拿着钥匙和手铐押走了查尔斯·库伦。

　　他走进圣弗朗西斯医疗中心。就算他们知道原因，他们也不会说，他们又给了他一件纸做的长袍，把他铐在床上，然后开始准备抽血。角落里的电视一直开着，有时候是国内新闻，有时候是奥普拉脱口秀。一天过去了，他想：“又来了！这不是为了捐赠事宜，是另有隐情。”

　　狱警早上又来了，他们把他带到楼下，但是不说原因。他只是被命令这么走那么走。他被告知，他现在不叫查尔斯·库伦，叫强尼·奎斯特。医生称呼他奎斯特先生，护士则叫他约翰。库伦觉得这很蹊跷，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虽然他们不说，但是他觉得他们给他吃了镇定药，这让他总是昏昏欲睡。他们还让他填写一些表格。他拿着笔，不知道自己该签哪个名字。“签你该用的那个。”医生说。查理在纸上签下“强尼·奎斯特”。其实这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他们又给了他另一个表格，让他签上“查尔斯·库伦，又称强尼·奎斯特”。当他这么签的时候，护士把脸扭过去假装没看见，这本来就该是个秘密。接着他们又给他打了一针，他感觉像是死了一样。

　　大约半小时以后，强尼·奎斯特的肾被放在一个红色的保鲜箱内，被护送上直升机。他们向北飞过曼哈顿和长岛，飞到特伦顿。8月18日的一个仲夏之夜，汉普顿的周末旅行客们开车经过斯通尼·布鲁克医疗中心，车很多，排着队缓慢向前走，车灯把黑黢黢的山路点亮，就像是正在施工的毕尔巴鄂港。

　　上午8点的时候，急诊大厅就像停尸房一样安静。一个门卫在读昨天的旧报纸，暗无灯光的礼品店里只有一些气球。手术室在四楼，同层还有烫伤科和放射科。厄尼躺在手术台上接受麻醉，被一群戴着口罩、穿着蓝色手术服的人包围着。他的左腹部被切开一道口子，其他组织被钢钳拨弄着。强尼·奎斯特的肾脏跟主刀医生的手差不多大，犹如一颗深粉色的大蚕豆，被小心翼翼地放进厄尼的骨盆里，肾动脉上的血管需要接在厄尼的主动脉上，以完成对肾脏的供血。医生用5号缝合线把它和厄尼的血管对接好。几小时后，随着手术钳离开髂外动脉，肾脏供氧后又变回嫩粉色，这一刻，也宣布了强尼·奎斯特的肾成功移植进了厄尼的身体，厄尼迎来了第二次生命。

　　在手术灯下，这个医学奇迹看起来只是蓝色消毒床单下一个简单的刀口，但其实这是身体内无数细小的血管和分支的融合，像是无尽的霜晶体，通过这些微小的血管过滤血液，把有毒的物质排出体外。

　　民事审判随之而来，但最终新泽西所有控告医院的诉讼都私了了。文件被密封了，再也不会有控告任何库伦工作过的医院或者医院管理层的法律诉讼了。

　　新泽西立法机关州议会根据查尔斯·库伦的案子通过了两项最新的法令。2004年的病人安全法律，增强医院对于所有“可预防的恶性事件”的监管，尤其是对大型医院健康中心的医疗器材和医疗药物的监管。2005年又通过了优化后的补充法令，要求医院向消费者事务局报备（包括护理委员会），以确保在职的都是有护理医疗资质的从业人员，并且记录7年内所有涉及病患问题的投诉和处分。这些措施在35周内采用。遵守法令的医院将不用承担那些可能出现在他们记录中而引起的民事纠纷，而不遵守规定的医院也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在这本书的调研过程中，我们联系过所有库伦工作过的医院。一些医院没有回复我们的采访邀请，或者干脆对此不做任何评论；一些医院则称，因受到被害者家属民事诉讼的要求而不能接受采访，或是因人事部门的相关政策而不能评论查尔斯·库伦曾经的就职问题；还有的直接声称他们不想再就此事做任何评论或有任何参与。萨默赛特医疗中心仍旧是新泽西州顶尖的医疗中心。新闻发言人说：“萨默赛特医疗中心在库伦的案子中与有关各方积极配合调查，而且这段时间里，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提供可以提供的最好的资源给需要的患者。”

　　提姆·布劳恩在查尔斯·库伦的案子后退休了，他现在是一名私家侦探，专门调查医疗谋杀，他还自愿加入国家调查小组，帮助调查儿童谋杀的案子。

　　杜里埃的谋杀案让提姆·布劳恩很困扰，一直未能结案。2010年，因为几年前的另一桩谋杀，提姆终于追踪到了杀人凶器，但是杀害杜里埃的凶手一直没被定罪，她的案子也一直悬而未决。

　　丹尼·鲍德温离开萨默赛特郡，调到蒙默思郡的检察局任探员，同时他还是一名刑事犯罪案例的兼职教授。

　　因为“死亡天使”案的调查，当查尔斯·库伦被公诉后，丹尼和提姆受到了很多表彰和赞扬，其中包括国会级别和国家警察局级别的“优秀警察奖”。

　　在他们的授奖演讲中，感谢了给他们提供秘密信息的一名化名“艾米特工”的人。艾米·劳克林在查理被捕后就辞去了护士的工作。她现在已经结婚了，成了一名催眠师，做回归法理疗一类的工作。她说是查理的案子给了她灵感。在库伦案中，她的参与从未被公之于众，甚至查理都不知道艾米曾做了什么。

　　自从查理坦白罪行后，2012年10月，艾米去新泽西旅行时第一次到新泽西监狱探望查理。艾米请求他的原谅，查理告诉她，那并不是她的错。

　　但艾米最终也没有告诉查理，其实她就是秘密线人。

　　[1]在查理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以后，他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头条消息：1987年4月6日，一个身患抑郁症试图自杀的前空军辍学学员因在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做护士时谋杀病人而被捕，他叫唐纳德·哈维。他的同事因为他所照顾的患者相继死亡而给了他一个外号，叫“死亡天使”。哈维被法院判定需要对34起谋杀案负责。

　　[2]这种情况常见于老年人中，他们的衣角经常会不小心被明火点燃，所以也被称为“祖母式烧伤”。

　　[3]后来在阿德里安娜·鲍姆的要求下，孩子们的姓名也被更改。

　　[4]肝素抗凝剂，用于稀释血液，是一种可以防止发生心脏病和中风的血栓，常用于心脏手术中，帮助维持血液体外循环畅通。

　　[5]除了库伦以外，还有另外两个女护士也遭到了怀疑。后来其中一个被证明是清白的，而另一个被查出是在偷病房的吗啡用。

　　[6]库伦在圣巴拿巴工作最终截止的时间难以确认，但他在沃伦医院的面试时间是1992年1月21日。

　　[7]他后来才知道当时他母亲的尸体其实还在那里。

　　[8]库伦从潜水艇上被转移去了供给船只—美国船舰“老人星号”。

　　[9]库伦对于即将退伍的事情感到非常焦虑，在别人眼中，提早退伍肯定是非常不光彩的一件事儿。他告诉海军的精神科医生自己想自杀，因为他“不想以失败的形象回到家中去”。起初，他利用酒精试图自杀，结果海军医生在治疗后给出的评测是神志清醒，依旧可以继续在军队中服役。

　　[10]2001年，拉里·迪恩临死前，都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论点，证明他的母亲是被谋杀的。在他死后，有人在他家的冰箱中发现了他母亲的血液和组织样本。

　　[11]海伦·迪恩的尸检结果是由m.l.考文博士撰写的，她是沃伦县验尸官。“在注射部位进行过化学和毒物反应检测……化学检测评估结果呈阴性……有可能左大腿前侧被注射过一些物质，但有嫌疑的男护士通过了测谎仪的测试，结果显示，他在此事上说了实话，他没有给迪恩太太注射过任何东西。”

　　[12]有一个病人被发现死在病房中的时候，满屋都是沾满血的衣服，以及用完了的空药瓶，他全身赤裸地躺在床上，定定地看着天花板，输氧管早就没了氧气。医生们认为这些因素综合显示出来的结果表明，如果不是有其他致死原因的话，他死于突发的中风。

　　[13]一种短效静脉麻醉剂，通常用于诱导和维持全身麻醉。

　　[14]施拉姆被救护车从疗养院拉走的时候，是因为在吸气的时候有食物进入了肺部。

　　[15]2000年4月，查理使用病房区的电脑给两个近期被医院解雇的护士发了电子邮件，表达了自己的同情，并告知他们自己也离开了烧伤病房。他解释说自己已经申请转移到心血管科室那一层了。他说，自己跟他们是一伙的，也非常看不惯那些在病房里干了15年经验老到的“高级服务”护士。查理管他们叫“ss”，并在邮件中列举了一系列他们纳粹般的行为做参考。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邮件不仅仅发给了那两个刚刚被开除的护士，而是整个在烧伤病房工作的人，当然，也包括那些“高级服务”的“ss”。那之后，他在烧伤病房的日子立刻变得无法忍受了，而心血管科室的人很显然也没给这位新转来的成员什么喘息的机会。

　　[16]为了方便故事的叙述，查理在病房工作期间的另一位密友并没有被提及—唐娜·哈德格里夫。现在改名为唐娜·斯科蒂。唐娜也是艾米的好友，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是个小团体，其他的护士管他们叫“三剑客”。最初艾米听到的那些关于库伦的事件真相都是从间接的消息源得来的，唐娜是中间人。她没有参与后期的调查，对艾米参与调查的事也并不知晓。

　　[17]一条法令，就是院方在经过家属同意之后，不再对出现病危状况的病人进行抢救。

　　[18]拉克是药物信息主任，受过专业的教育，并且获得过临床药理的博士学位。

　　[19]州政府条例规定医院必须将任何在本院内发生的可能危及病患安危的事件上报给健康部门。上报需及时，医院无须查清具体引发事件的原因再去上报，一旦发生就应该联系上级。

　　[20]电子邮件显示的日期是2003年7月10日，有一部分内容是这么写的：我曾经跟医院的风险经理、药房主管以及运营经理、医疗中心主管分别交谈过，他们告诉我，在整个事件彻底调查清楚之前，院方管理层从来没有打算将这一系列事件上报给任何外人，不告诉健康部门，也不会去报警。

　　[21]帕斯卡尔·纳波利塔诺于7月13日被害。

　　[22]萨默赛特有六起病人中毒事件没有上报给警方—之后，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一个在事件中幸存下来的受害者才打电话将此事上报给了警方。

　　[23]20世纪60年代一部经典美国黑白电视剧中的主角，是个动作缓慢稀里糊涂的南卡罗来纳州小警局的警长。

　　[24]俄罗斯20世纪世界重要的古典音乐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

　　[25]在查尔斯·库伦所做的一切被曝光之后，蛛网系统的漏洞被生产商修复了。

　　[26]艾米回忆查理·库伦告诉她，在圣巴拿巴，他杀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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