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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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人员在翻着瓦砾堆。突然,一个人叫道:“在这儿了!”随后他又说:“倒大霉啦,是无所畏惧的克里斯琴!”

  布劳格斯冲到那人身前。克里斯琴在一大堆砖头下面。可以看得见她的脸;她双眼紧闭。

  那个救护人员叫着:“吊车,哥儿们,赶快。”

  克里斯琴呻吟了一声,动了动。

  布劳格斯说:“她还活着!”他跪到她身边,把手伸到一块大砖垛的下面。

  那个救护人员说:“你抬不动的,孩子。”

  但那块砖垛却被抬了起来。

  那个救护人员说:“天哪,你会砸死自己的。”一边说一边赶紧弯腰来帮忙。

  大砖垛抬起离地面两英尺高时,他们用肩膀扛住了它。现在重量不再压住克里斯琴身上了。又来了一个人,再来了一个。四个人一起把大砖垛撑了起来。

  布劳格斯说:“我把她抬出来。”

  他爬到斜坡砖顶的下面,把妻子搂在怀里。

  有人叫道:“该死,往下滑啦!”

  布劳格斯把克里斯琴紧紧搂在胸前,赶紧往外爬。他刚刚出来,那几个救护人员就松开了砖垛,跳到了一边。砖垛落在地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布劳格斯意识到,这块大砖垛刚才就是这样落到克里斯琴身上的,心里明白她是没救了。

  他把她抬到救护车上,车子马上开走了。她死前又睁了一次眼,并且说:“你们只好靠自己来赢这场战争,我可帮不上忙了,孩子们。”

  一年多后,当他从海格特顺着下坡走到伦敦市区时,泪水又涌了出来,和落到脸上的雨水交织在一起,他想起刚才女主人说的那句至理名言:战争会引起一个人的恨意。

  十八岁的比利·帕金,本该在他父亲开在斯卡伯罗的皮革厂中当学徒,却因为战争的需要被军队按二十一岁接收,并一路被提升为中士。现在,帕金正受命率领他的先遣班穿过一座燥热的树林,向一个尘土飞扬的意大利村庄前进。

  意大利人已经投降,但德国人还没有,正是德国人在意大利抵御着英美联军。联军在向罗马挺进,对帕金中士这个班来说,这是一次长途行军。

  他们在一座山顶上走出树林,卧倒在地,观察位在山脚下的村庄。帕金取出他的望远镜,说:“我现在他妈的要是能喝上一杯茶该有多好。”他学会了喝酒、吸烟、睡女人,说的话和其他当兵的人没两样,也不再参加祈祷会了。

  这些意大利的村庄有的有设防,有的没设防。既然不知道哪里有设防哪里没设防,在接近这些村庄时就一概得小心翼翼。这得消耗掉不少时间。

  山的下坡上没有多少隐蔽之处——只有几片灌木丛。村子的外围有几栋白色的房合,然后是一条河,河上有座木桥,然后是更多的房子,中间有个小广场,边上有镇公所和钟楼。从钟楼到木桥视野开阔:如果这里驻有敌人,一定在办公所里。周围的田地里有几个人影在干活。天晓得他们是谁:可能是地道的农民,也可能是法西斯党徒、黑手党分子、游击队员、共产党人……甚至可能是德国人。在没有开火之前,你根本无法知道他们会站在哪一边。

  帕金说:“上吧,下士。”

  五分钟之后,瓦特金斯下士踏在通往村庄的土路上,头上戴了一顶便帽,军装外面裹了一条肮脏的旧毯子。他肩上扛着一个包袱,里面装的什么东西说不上,从一口袋洋葱到一只死兔子都可能。他跌跌撞撞地,不像是在走路。到了林边,消失在一座低矮的农舍黑乎乎的屋里。

  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贴墙站着,这样从村子方向便看不到他了。他向山顶上的士兵们望过去,挥起手:一次,两次,三次。

  全班爬下山坡,进了村子。

  瓦特金斯说:“所有的房子都是空的,中士。”

  帕金点点头。

  他们从房子之间运动到河边。帕金说:“该你了,哈德森。把这条小河当作密西西比河游过去吧。”

  二等兵哈德森把他的装备整齐地堆放在一起,摘下钢盔,脱下皮靴和紧身军上衣,溜进窄窄的溪流。

  他在对岸露出水面,爬上岸去,消失在房舍中间。这次等候的时间长些,因为要察看的范围更大。最后,哈德森走回木桥这边。“要是这儿有德国人,他们也都藏着呢,”他说。

  他重新装备整齐,全班通过木桥,进入村子。他们靠着街道两侧,向广场前进。一只鸟从一间屋顶上飞起,惊动了帕金。他们经过一座座房舍时,有人踢开了一些房门。里面没有人。

  他们站在广场边上。帕金向办公所点了下头。“你到那里边去过了吗,哈德森?”

  “去了,长官。”

  “这样看来,这村子是我们的了。”

  “是的,长官。”

  帕金向前走,准备通过广场,这时,猛烈射击爆发了。随着枪声大作,子弹冰雹般落在他的周围。有人尖叫了一声。帕金躲闪着,弯腰低头地奔跑着,在他前面的瓦特金斯用手掐着腿,痛得直叫;帕金把他抱了起来。一颗子弹“砰”的一响,掠过他的钢盔。他冲向最近的一间房舍,撞开门,摔进了屋里。

  射击停止了。帕金冒险向门外窥视。有一个人受伤倒在广场上:是哈德森。真不公平。哈德森动了一下,跟着就响了一枪。随后他便不动了。帕金说:“这些该死的杂种。”

  瓦特金斯叫着:“唔!”随后龇牙一笑,举起了什么东西,“不在里面了。”

  帕金又向外面看去。“他们在钟楼里,”他说,“那儿没大空间,不会有很多人的。”

  “不过他们可是会开枪的。”

  “是啊,他们把我们困在这儿了。”帕金皱了皱眉,“有炸药吗?”

  “嗯。”

  “咱们看看。”帕金打开瓦特金斯的背囊,取出了炸药。“有了。给我装一支十秒钟的引信。”

  其余的战士在街道对面的那栋房子里。帕金向他们叫着:“哎!”

  那门口露出一张脸。“中士?”

  “我打算扔个番茄。我一声令下,你们立刻开枪掩护我。”

  “好的。”

  帕金点燃一支香烟。瓦特金斯递给他一包炸药。帕金大叫:“开火!”他用香烟点着引信,跨到街上,抡开手臂,把炸药投向钟楼,然后立即转身,钻回屋里。自己人的火力在他耳中轰轰作响。一个子弹擦过门框,激起的木屑擦着了他的下巴。继而是炸药的爆炸声。

  没等他看,街对面就有人喊:“炸个正着!”

  帕金走出屋外。那座古老的钟楼坍塌了。就在烟尘落到废墟上时,听到了一声不合时宜的钟声。

  瓦特金斯说:“你以前是打板球的吧?那一下掷得可真他妈的准。”

  帕金走到广场的中央。看来,那些被炸得七零八碎的尸体拼凑起来刚好是三个德国人。他说:“这钟楼也实在太不结实了。就算我们一块朝它打喷嚏,大概也会震塌的。”他转过身去,说道:“多活一天,多赚一天的美金。”这是美国大兵的俚语。

  “中士,您的电话。”通讯员说。

  帕金走回来,从他手中接过话筒。“喂,我是帕金中士。”

  “我是罗伯茨少校,中士。从现在起解除你的实际职务。”

  “为什么?”帕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们发现了他的真实年龄。

  “上面要你回伦敦。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把你的班交给你的下士负责,返回基地来。路上有车接你。”

  “是的,长官。”

  “命令还说,你绝对不准以任何理由拿你的生命冒险。懂了吗?”

  帕金咧嘴一笑,想到了钟楼和炸药。“懂了。”

  “好吧。上路吧。你这个走运的小子。”

  布劳格斯想,别人之所以都叫帕金小子,是因为他们认识他,都是在他参军之前。毫无疑问,帕金如今已道道地地是个男人了。他迈着优雅和自信的步伐,用锐利的目光四下张望,与上级军官在一起不卑不亢。布劳格斯知道他在年龄上撒了谎。倒不是因为他的模样和举止,而是由于每当提及年龄时他流露出来的细小反应——那种小反应,像布劳格斯那样经验丰富的刑讯官,会出于职业习惯一下子注意到的。

  他们刚告诉他要他看一些照片时,他还挺开心。现在,他到米德温特先生在肯辛顿布满灰尘的地下室里的第三天,那种开心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乏味。最让他烦恼的则是不准吸烟的规定。

  其实,布劳格斯更烦,因为他不得不坐在旁边看着帕金。

  有一天,帕金说:“你们不会把我从意大利叫回来帮着破一宗四年前的谋杀案吧?那完全可以等到打完仗再说。还有,这些照片大多是德国军官。要是这宗案子需要我守口如瓶,你们最好告诉我。”

  “你的确该守口如瓶。”布劳格斯说。

  帕金又回去看照片了。

  那些照片全是些旧照片,大多数都已发黄、褪色,许多还是从书籍、报刊上剪下来的。有时候,帕金还要使用米德温特先生周到地提供的放大镜,更仔细地辨认合影中的小面孔;每逢这种时候,布劳格斯的心就怦怦直跳,直到帕金把放大镜放在一旁,拿起另一幅照片时,他的心跳才缓和下来。

  他们到附近的一家酒馆去吃午饭。和战时的大多数啤酒一样,这儿的啤酒很淡,但布劳格斯依然认为,应该明智点,只让年轻的帕金喝上两品脱——要是任他喝,他会一口气灌下个一加仑的。

  “费伯先生是个不爱多说话的人。”帕金说,“你不会认为他有那种动机。跟你说,女房东长得不错,而且她还想干那种事。回想起来,要是我当时懂得怎么上手,搞不好我自己就会把她占有啦。嘿,我当年只有——十八岁。”

  他们吃了面包和起司,帕金吞下了一打腌洋葱。他们回去时,在大门外停留了一阵子,以便帕金再抽一支香烟。

  “他是个大个子,长相漂亮,谈吐优雅。但我们都没怎么重视他,主要是因为他的衣着很差,骑着一辆自行车,而且也没钱。我猜想这可能是一种巧妙的伪装。”他带着询问的意味,扬起了眉毛。

  “可能吧。”布劳格斯说。

  当天下午,帕金足足找出了三张费伯的照片。

  其中一张是九年前才拍的。

  米德温特先生把这几张照片翻拍了。

  海因里希·鲁道夫·汉斯·冯·穆勒-古德(“咱们还是叫他费伯好了。”高德里曼说着,笑了一声)于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生于西普鲁士一个叫做奥伦的村子里。他家世代都是当地殷实的领主,父亲是家中的次子,他本人也是次子。次子都是要做军官的。他母亲是第二帝国一位高级军官之女,生来就受到教育,要做贵族夫人,也果真如愿以偿。

  他十三岁的时候,进入了巴登的卡尔斯鲁赫军校,两年后转入柏林附近更有名望的格罗斯-李奇特菲尔德军校。两所军校都以艰苦训练、纪律严明著称,学员的思想是靠藤条、冷水澡和粗劣的食物来磨炼的。海因里希在那里学会了讲英语和法语,还学习了历史,最后以本世纪以来的最高分通过了毕业考试。在他就学的经历里,只有另外三条记录: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他反抗当局,直至半夜溜出校门,步行一百五十英里到了他姑妈家;在一次训练中,折断了他的摔跤教官的手臂,还因为不服从上级挨过鞭子。

  一九二〇年,他作为见习军官在韦塞尔附近的腓特烈菲尔德中立区短期服役,一九二一年在梅兹的军校接受军官训练,并于一九二二年被授予少尉军衔。

  (“你那次用的什么字眼?”高德里曼问布劳格斯,“‘相当于伊顿和桑赫斯特的德国贵族学校’,对不对?”)

  随后的几年里,他在五六处地方短期执勤。他也是个成绩出众的田径运动员,尤其是在长跑项目上。

  他和人从不深交,从未结过婚,还拒不参加纳粹党。由于国防部一位中校军官的女儿怀孕这件事不明不白地牵连到他,他晋升为中尉一事被延迟了,但最终在一九二八年他还是当上了中尉。他和上级军官谈话时仿佛是同级,这一习惯之所以得到接受和原谅,是因为他是个步步高升的年轻军官,而且是普鲁士的贵族。

  二十年代末,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校成为海因里希的伯父奥托的挚友,并多次在他家的奥伦庄园中度假。一九三一年,还没上台当总理的阿道夫·希特勒曾是那里的座上客。

  一九三一年,海因里希晋升为上尉,并到柏林执行秘密使命。这是他最后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

  大约从那时起,他似乎就不复存在了。

  “剩下的我们可以推测,”珀西瓦尔·高德里曼说。“德国情报机构训练他掌握了无线电发报、使用密码、测绘地图、盗窃、讹诈、破坏和暗杀。他在一九三七年前后来到伦敦,有充分时间为自己弄到可靠的掩护身份也许是两个。他的孤独习性是间谍生涯磨炼出来的。战争一爆发,他就认为已获准杀人了。”他看着他办公桌上的照片。“他是个挺帅的家伙。”

  那是第十汉诺威狙击营长跑队的合影。费伯的位置居中,举着一只奖杯。他有着高高的额头和长长的下巴,蓄着短短的头发,一张小嘴上缀着窄窄的胡须。

  高德里曼把照片递给比利·帕金。“他变化大吗?”

  “他的样子要老多了,不过也可能是他……装的。”他沉思着端详着那照片,“他的头发现在长多了,胡须也不见了。”他隔着桌子把照片递过去。“不过这就是他,没错。”

  “档案里还有两条,都是推断。”高德里曼说,“第一,他们说他可能在一九三三年进入了情报机构——一名军官的履历没有明显的原因而中断时,一般都会这么猜测。第二条是谣传,未经任何可靠来源证实,说他当过几年的斯大林亲信顾问,用的名字是瓦西里·赞可夫。”

  “这难以置信。”布劳格斯说,“我不相信。”

  高德里曼耸了耸肩。“在希特勒上台的那段时间,有人劝说斯大林处决了他的军官中的精英。”

  布劳格斯摇了摇头,换了个话题:“我们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呢?”

  高德里曼想了想。“咱们把帕金中士调过来。他是我们所知唯一一个亲眼见过‘针’的人,他了解的情况很多,我们不能让他在前线冒险了。另外,把这幅照片好好复制一下,由一位修版师把他的头发加厚,把胡须去掉。然后我们就把照片分发下去。”

  “我们要大张旗鼓地通缉他吗?”布劳格斯疑惑地说。

  “不,目前我们要悄悄地动手。如果我们一登报,他就会闻风而遁。当前只要把照片送到警察部队就可以了。”

  “只做这些?”

  “我想就这些。除非你另有主意。”

  帕金清了清喉咙。“长官?”

  “嗯。”

  “我当真宁愿回部队去,我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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