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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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擀的面条已经用麻油拌好了,莫兰把两碗浇头端了上来,一碗是黄豆焖腐竹,微辣的,我喜欢,还有一碗是青椒肉片,另有一盅老鸭芋艿汤。莫兰照例只喝一碗汤,两颗芋艿一块鸭子就是她的晚餐了。

不跟老人一起吃饭的最大好处就是比较自由,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想干吗就干吗。通常,我们会面对面坐着,一边吃饭,一边看各自的电脑。莫兰把她的旧手提送给我,原本是为了让我用它在休息日打发时间的,谁知现在我也慢慢离不开它了。原本只习惯看报纸杂志的我,现在觉得用电脑网页更方便。

“就是这篇文章。”莫兰把她的手提电脑推到我面前,她已经打开了她要找的网页,“它是登载在2005年的《戏曲与人生》杂志里面的。他一共写过两篇关于杜雨晴的文章,一篇叫《我认识的杜雨晴》,另一篇就是我刚刚说的《杜雨晴自杀之谜》……你慢慢看吧。对了,在你看之前免得你有疑问,我告诉你一下,杜雨晴的丈夫在1982年就去世了。所以,他是看不到这些文章的。”

“明白了。”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文章是王宝国写的,我是不会关心杜雨晴的死究竟是怎么回事的。

两篇文章大约共4000字,我用最快的速度看了一遍。

正如莫兰所说,那篇《我认识的杜雨晴》,写了很多杜雨晴的生活小细节,比如,“她每天早上都要吃一碗小馄饨,馄饨里必须得放葱、蛋皮和猪油,如果缺少一样,她就会发脾气”,再比如,“她临睡前会喝一小盅酒,她说酒能帮助她睡眠。她偏爱绍兴的女儿红,每次热酒都要放一颗红枣进去,而红枣都要用清水洗过,再用双手捂热,她说这样人的精气就会进入那颗枣子”。

再比如,他提到她的头发,“她每天会数自己有几根白发,她小心翼翼地拔下后放入一只旧袜子里,随后将它们一个个存在箱子里,说是等她死后,跟她一起火化……”

他还提到杜雨晴不擅女红的事,“过去,她从来不会做针线活,连钉颗纽扣都由娘姨代劳,可如今被世事所逼,她无奈只得从头学起。钉第一颗纽扣就花了半个多小时,主要是她缺乏耐性,连穿针孔都觉得麻烦,她得先让自己静下心来,才能开始干这些她过去一万个瞧不起的活。她花了三个小时才终于把一件衣服上的扣子都钉好,她为此还去买了瓶好酒庆祝。”

她在为谁钉纽扣?她又会把钉纽扣的小事告诉谁?

我也认为如果不是真的跟她曾经生活在一起,曾经就近观察过她,是很难写得如此细致的。还未看完全篇,我的思绪就翻腾起来。

难道王宝国真的曾经跟她生活在一起过?

假如,那具被烧焦的尸体不是杜雨晴,那又会是谁?

我接着看王宝国的另一篇大作,《杜雨晴的自杀之谜》。

通篇看完后,我发现,其实只要看最后一段就行了。因为前面的叙述大部分跟警方的案件资料差不多,只有最后那段文字耐人寻味。

“杜雨晴,我们都不知道她是否已经不在人世。虽然警方判断她为自杀,但是若干年后,据说有人曾在南方某个小城见过她,她仍在唱戏。只不过,过去她的观众是整个剧场里疯狂的戏迷,而今,在那里捧场的只有几个老茶客。有人说,她仍然喜欢吃小馄饨;有人说,她比过去更挑剔了;有人说,她的手也变巧了;当然她也老了。没人知道这传言是真是假,但作为她的戏迷,我们只想说一句,不管她是生是死,她永久都活在我们的心中。”

南方的小城。这几个字不由得让我想起福建,以及那些逐年被提现取走的钱。

从字里行间能感受到王宝国对杜雨晴的迷恋,不管她有多任性多挑剔,在他的笔下都成了一种情调。他是以欣赏和迷恋的口吻写的。而杜雨晴,我记得徐子健曾经带人去抄过她的家。

“你说,他会不会是救了杜雨晴之后,把她安排在福建,然后再把他的钱陆续带过去给她?或许这样,杜雨晴才会勉强接受他。”我提出了我的猜想。

莫兰跟我的想法差不多,但她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的。

“我觉得她接受他,是因为她发现这个男人真的爱她,不仅在危难的时候救了她,给了她钱,还为她杀了人。还有什么比为她杀人更好的表白?”听起来,她很欣赏这种行为。

“你说杜雨晴就是他杀死徐家人的动机?”

“我说的是那个被烧死的女人。”

我倒把这人给忘了。

“其实,看网上的资料,当初主要迫害杜雨晴的人是京剧院的……”莫兰在电脑上打开一个文件夹,“这是我今天打听到的,迫害她的人叫刘业,是京剧院原来的党支部副书记。听别人回忆,说杜雨晴过去跟她抢过角色,还欺负过她,这个人因此就怀恨在心。声明一下,这个刘业是个女的,曾经积极要求入党,每次开会都第一个表忠心。在表演上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在官场上却干得风生水起。她后来是京剧院的院长,戏曲协会副秘书长,还有一个头衔是京剧艺术理论学家。”莫兰冷哼了一声,“她是第一个贴杜雨晴大字报的人,也是后来对杜雨晴实施严酷报复的人。可惜啊,她的命真好,一点惩罚都没受到。2006年病故,得的是胃癌。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子孙满堂,幸福美满——灭门案的被害人为什么不是她?”她好像在替徐子健喊冤。

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徐子健也不是什么好人。”我说。

“王宝国和苏湛商量名单的时候,如果问问我,我肯定说服他们想办法把刘业也骗到现场,这才完美!”

完美个屁啊!这是谋杀!不,是大屠杀!贱妃!我心里笑着骂了一句。

第5章 第五天最后一任妻子

那天,我还没到办公室就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那是副局长的声音。

“高竞在哪里?”她问。

“不知道。”乔纳干巴巴地回答。

“等他来了,就让他来我办公室。”

乔纳没回答,紧接着副局长就走了出来。一看见我,她先是一愣,随即就怒冲冲地命令我:“高竞!跟我来!”

我知道,我私自办案的事一定是暴露了。其实这事她早晚都会知道。

一走进办公室,她就啪的一声把一张纸扣在桌上。

我一看,是市局出具的协查令,意思是让“刑警高竞”配合市局做好西田巷320号的现场勘察工作,并建议让“刑警高竞”协查此案。

“是谁让你去查这案子的?是谁给你的权力?你以为你是谁?”她一连串地质问我。

我不说话。我想在这种场合,我最好还是闭上嘴,以免火上浇油。

“你太自以为是,你把领导放在什么位置?你眼里还有没有纪律?”她气得满脸通红在办公室里来回走着。

就在她准备长篇大论地教训我时,她的手机突然响了。

她没有马上接电话,但她一看那个号码,就立刻朝我挥挥手。

“快出去!”她道。

我蓦然猜出了对方是谁,于是我故意站着不动。电话铃响个不停。她没料到我会不动弹,她不知道该不该接那个电话。

“怎么还不走?”她怒道。

电话铃忽然停了。

她看了一眼她的手机,一丝失望和惊慌掠过她的脸,随后,她怒不可遏地看着我。

“高竞,你现在是要跟领导对着干是不是?我让你出去,你为什么不出去?”她大声道,脸已经涨成了猪肝色。

“我想破这案子。”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想与其是浪费时间跟她绕来绕去,还不如直言相告,“如果你不让我碰这案子,我就不走了,我就每天跟着你。”

她愕然地看着我,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高竞,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这是在威胁领导!”

我耸耸肩说:“我哪有。只不过为正义据理力争罢了。”我在她对面,拉了张椅子坐了下来。

她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她瞥了一眼来电显示,又看看我。

我脱下外套,放在了椅背上,心想,别以为老子失去了记忆,就没了智商。我还是有身体记忆的。当年我当凶杀科科长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深深地烙在了我的每个细胞里。我是有经验的审问者,我知道审问犯人,就知道怎么对付你。莫兰曾经告诉我,只要你不怕这个人,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对付他。这一点没错。我才不怕她!她这个副局长又不是同弟兄们一起出生人死干出来的!

她看着我的举动,终于接了电话。

“……嗯,之帆,我稍后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我现在有点事……”她用我从来没听过的温柔语气对电话里说着,她的话还没说完,我一把夺过她的手机,按断了电话。

她气得脸都歪了,但还没等她咆哮起来,我就冷冷地说:“我们的事还没谈完呢!你只要让我参与这个案子,之后怎样随你安排。”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好像在掂量我话里的意思。

“到时候,你仍会去枪械科报到。”她道。

“可以。”

她神情有些犹豫。

“四十年前的案子破了,那是你的功劳,副局长。这是在你的辖区。”我一边提醒她,一边朝椅背上一靠,翘起了二郎腿,表示愿意给她时间考虑。可她显然是不想再把我留在她的办公室里了,她用两根手指顶住一侧的太阳穴,好像很烦恼的样子。

“高竞……好吧,”她骤然道,“我答应你去办这个案子,但这是你最后一个案子,从今以后,你不能再插手破案的事,明白了吗?现在你给我滚出去!”

我站了起来,从椅背上拿起了外套。

走出她办公室的时候,我想,这个案子是个先例,它告诉我,我被踢出凶杀科,并不代表我职业生涯的结束。今后,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都能破案,只要我愿意。我会让她后悔今天的决定。

我回到档案室的时候,乔纳正好按断了她的手机,看起来她心情不错。令我意外的是,她竟然没有问起副局长。

“我已经通知了姨夫,姨夫立刻就给辜之帆打电话,还要我怎样?”乔纳反问我,“再说,我老公刚刚到家,你说是你们这些破事重要,还是我老公重要?”

乔纳的老公郑恒松是另一个区的局长,是个风度翩翩又很有手腕的人。乍一看,不太像个警察,过去曾经负责过扫黑组。失去记忆后初次见到他时,他穿着黑色紧身衣,头发梳得溜光,感觉更像个黑老大,而他拥抱我的方式,就像是欢迎我加入他的帮会。在得知我被排挤到档案室之后,他也来电话安慰过我。

“高竞,你可以来我这里当卧底,很刺激,很有挑战性。当然,你至少得有半年不能跟莫兰联系,这是为了她的安全考虑,你得做好准备,可能时不时要出去砍人,或者被人砍。你还要学会吸毒,因为你得显得跟他们一样。你比很多警察都时髦,莫兰把你打扮得越来越像个白领了,只要再去弄个纹身就行了。知道吗?你还有个优势,那就是你有失忆症,就算你被抓住,你也不可能供出什么来。当然如果你不说点什么,我们又赶不及去救你,估计你会被大卸八块……”

就是他的话让我觉得,世界上还有比被扔到档案室更糟的事。

总之,他是个聪明人。我挺喜欢他的。

“他回来了?代我向他问好。”我说。

乔纳呵呵朝我笑道:“我已经把你破那旧案子的事说了,K县属于他管辖的范围,他说他会叫人去查你说的那个诊所。”

听她这么说,我立刻就放心了。郑恒松可不是那种说话轻率的人,一旦他答应下来,他必然已经把前前后后的事都考虑好了。

“你说的那个诊所。”乔纳接着道,“卫生局没有登记过,也许过去有登记,但我是没查到,而且那地址已经不存在了,那条路都没有了。”

如果地址不存在,那调查起来确实麻烦,得有人专程跑当地的档案局,查找诊所附近区域居民的档案。这整个过程就很烦琐,如果松哥肯派人替我跑这一趟那真是帮大忙了。

“替我谢谢松哥了。”我笑着说。

“别高兴得太早。”乔纳丢给我一份复印件。

原来,她替我找到了王丽同父异母的妹妹。王丽是苏湛的最后一任妻子,当年她是个女理发师,而她妹妹仍然健在。

可惜谈话之后我发现,王云对苏湛丝毫都不了解。

“她嫁人的时候,我才14岁。对他们的事不清楚,但就知道一点,她结婚没跟我们说,直接就嫁人了,也没摆酒席。我妈都没发现户口本不见了,后来她来还户口本,才知道她嫁人了。她还给了我爸妈50块钱,说她嫁给了个医生。”

关于她姐姐跟父母的关系,她也做了解释。

“我们家三个女儿,一个儿子,所以父母比较重男轻女,一直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让我们赚钱以后补贴弟弟。我姐姐排行老二,平时经常被父母打骂,所以她跟父母的关系也比较疏远。她结婚后,几乎不怎么回家。她也从来没带她男人回来过,一顿饭都没在家吃过。我们都不知道她结婚后住在哪里,她来了就是给父母一点钱就走了。”

听起来好像很耳熟,似乎跟苏云清母亲的婚姻状况颇为相似。这个苏湛似乎很少会在妻子的娘家露面,就像是故意跟他们错开距离。他在躲什么呢?

我向她提到王丽失踪的事。她说:

“她从1967年10月开始就没再回家了。我妈也去找过她,但没找到,因为不知道她说的那个诊所在哪里。她好像是故意不让我们知道诊所的地址。后来过年的时候,她给父母汇了点钱,那次比较多,有200块,那在当时真是一大笔钱了。但那是最后一笔钱,自那以后就没再汇钱来。1973年的时候,我妈曾经去派出所说过这件事,但警察对她说,报了警也没什么用,没人会真的给她去找女儿,她也就只能在家等着。后来也就没再去了。我妈是1982年去世的,那时候我们几个都已经结婚了。她在去世前几天对我们说,我姐姐可能已经死了,她说她梦见我姐了,我姐躲在一个黑漆漆的洞里,说她很冷,还老在哭。我妈让我们给我姐烧点纸。她是哭着说的,她觉得她对不起我姐。”

“那张汇款单还在吗?”我问她。

王云马上拿出了汇款单。大概因为是最后一次汇款,所以它被好好地保存在一个旧信封里,存放在一个干净的饼干盒子里。我拿出来一看,那是苏湛的笔迹。

“她只汇过一次款过来吗?”

王云点头说:“以前她都是自己拿钱过来的。她说钱是她男人给的,她男人好像挺有钱,据她说是个医生,我们也就知道这些。哦,、对了,”她又想起了什么,从手上脱下一枚红宝石戒指来,“还有这个,是我姐结婚后三个月,她送给我妈的,说是那男人给的,听说是那男人前妻的东西,那个前妻已经死了。我妈是劳动人民,哪见过这个,她拿去给识货的人看过,说是正宗的宝石,挺值钱,我妈也就顾不上什么前妻不前妻的,就戴上了。”

我向她借来了那枚戒指,答应验过之后一定会还给她。

她拄着拐杖送我到门口,她的风湿病看来很严重。她说:“不管怎么样,我想知道个结果。可能我姐姐不喜欢我们这个家,但她终归还是这个家的人。我也得给老人一个交代。”

王云住在棚户区中的一处危房。她告诉我,父亲去世时,曾经告诫他们不能搬家,因为王丽有可能还会回来。

“我爸很少提起我姐,我们都认为他早已经把她忘了,老实说也没看出他对我姐有多少关心,但那次,他是抓着我弟弟的手说的。”王云说到这里,眼圈红了。

那天晚上,郑恒松和乔纳来家里吃饭,顺便也带了他为我查的资料。

“怎么,那地方被烧了?”看了资料后,我大吃一惊。

“是啊,1967年10月12日,突然发生火灾。”郑恒松心不在焉地说着,正好我岳母从她房间里走出来,一看见他,马上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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