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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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居住在世界上最不公平的谎言国度里，每天早上穿越过静卧的河流和贴满领袖肖像的墙，上学去。他坐在教室，打开课本，抬起头，定下心准备聆听一番胡言乱语。
很多年之后，这个小男孩被这个国家驱逐，在异乡写作，用笔写下对祖国的爱与憎恶，审判喂养自己长大的所有谎言。
这个小男孩是诗人布罗茨基，也是作家尤里·德鲁日尼科夫。
苏联作家德鲁日尼科夫从小就是一个叛逆者，在高中毕业的历史考试中，他因为“在说明斯大林同志内战期间的作用方面犯了错误”，被莫斯科所有大学拒绝，辗转多年才走上写作的道路。
德鲁日尼科夫的成名作是《告密者001号：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神话》。帕夫利克是苏联家喻户晓的小英雄，地位大概比中国的赖宁还要高，无数少先队员为他流下泪水，无数作家为他颂歌，成千上万的纪念碑刻上他的名字，邮票和明信片上都印着他的像。
帕夫利克的主要功绩是举报了他的父亲——某村苏维埃主席。他父亲帮助富农，抵抗农业集体化运动，帕夫利克的举报让父亲被定罪，被逮捕和被判流放十年。而帕夫利克也为“义举”付出了代价：他和其他四个亲戚一起，被“反革命分子”谋杀在
森林里。
随着帕夫利克被树为道德楷模，告密成为政权提倡的光荣，随即演化成了浩浩汤汤的大清洗运动。
德鲁日尼科夫从80年代开始调查这个小英雄的故事，用十几年的时间发现了真相：帕夫利克的父亲离开了他的母亲另结新欢，嫉妒和愤怒的母亲一直向帕夫利克灌输对丈夫的仇恨，派他告发，报复了自己的父亲。而帕夫利克则是一个智力迟钝的孩子。
作家还发现了最惊人的真相：杀害帕夫利克的，并不是官方宣传的“反革命”，而是国家政治保卫局。
帕夫利克被一群无情的大人操纵着出生和死亡，直到成为了冰冷的塑像都没有抵抗的权利。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他的塑像——和其他所有伟人与罪人的塑像一起，被一根细钢丝穿过单薄肩膀，拖入苏维埃博物馆。
在写完《告密者001号》之后，德鲁日尼科夫又写了小说《针尖上的天使》。
《针尖上的天使》讲述的是赫鲁晓夫时期一个报社编辑部的故事。主人公《劳动真理报》的总编马卡尔采夫的桌子上被人放了一本禁书，他看了之后患上心肌梗塞。小说讲的就是他从住院到死亡的短短六十七天的故事。
故事写法很有意思，它是由层出不穷的人物推进，从司机、打字员、摄影记者、克格勃到最高领袖。其中最有趣的是泌尿科专家，他专门治疗最高领袖的阳痿和花柳病，掌握了这个国家最高层面的机密。
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人事档案、证件、表格和自述，以及小传等等。所有人都有一个默契，那就是说谎和聆听谎言的默契。简单的马克思主义是刷在墙上的标语，没有几个人真正信奉，大多数人都是被动接受。
小说所写的《劳动真理报》只有一条原则——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订报人应当读到的是：我们的国家一切正常。
老记者拉伯波尔特向年轻的摄影记者炫耀自己按照上级指示杜撰出各种假英雄，想象出各种全民的狂欢。他说：“我的谎言是纯净的，不掺和一丝真相。”
年轻人问他：“你不惋惜自己的才华吗？”
拉伯波尔特说：“不，右倾的思想我用左手写，左倾的用右手写，而我自己完全是中间的。”
放在当时的现实背景下，或许我们可以理解拉伯波尔特这一套堪称辉煌的自欺欺人。徐元宫在《苏联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一文中考据：全面恐怖时期的苏联，书报一共要经过五道程序的检查：1.自我审查；2.政治编辑的思想政治审查；3.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书刊检查；4.秘密警察机构的惩罚检查；5.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
所有铁路事故、空难和生产过程中的不幸事件，都被当做秘密，不允许报道。甚至连关于天气的消息也是秘密，民众只能知道未来三天以内的天气，而且获知的永远是令人愉快的晴朗。
那么真相呢？人们关心真相么？虽然人们经历过长久的蒙蔽和自我欺骗，已经不再追问真相，甚至当公正的太阳终于照耀着它的时候，人们已经不再感兴趣。可贯穿《针尖上的天使》一书的，仍然是一部关于真相的手稿。
引发主人公心肌梗塞、最后死亡的禁书是库斯汀公爵写的一本《1839年的俄国》，书里描述了几百年前的俄国人：俄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演员，刚刚来得及告别，已经在忘记你，只顾眼前并且忘了昨天想的事情。他们活着死去。他们创造不是为了取得对其他人有益的结果，而仅仅是为了奖赏。他们不知道创造性激情，他们不知道创造一切伟大事物的热情。气候消灭体质弱的人，政府消灭道德软弱的人。生存下来的是野兽的人以及无论行善还是作恶中的强者。
就是这本书，让所有阅读的人都惊骇万分。在所有人都表演的时候，仍让他们惊醒的，恐怕只有一面镜子。
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谟在《愚人颂》当中假设了一个经典的境况：人生如戏，人人都在扮演着一定角色。有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演戏，把戏演完；另一种人，发现生活原来是一出戏，就努力离开舞台。第二种人错了，因为剧院以外，什么也没有，没有另一类生活在等着你。这场戏是唯一的演出。
我想，大概是伊拉斯谟错了。努力离开舞台很难，但是并非不可能。如同德鲁日尼科笔下在赫鲁晓夫时期仍呼唤社会改革的人，虽然艰难，虽然根本不被任何人所看见，虽然努力的效果微乎其微，他把他们叫做“针尖上的天使”。
2012年9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为小说《针尖上的天使》所写的书评。
作者在写这本小说时，丝毫不做它有朝一日被出版的希望。有本书叫做《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搜集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东欧的知识分子反抗体制的声音。“萨米亚特”一词来自俄语，意思是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
这些出版物被阻止出版、被搜查、被没收、被销毁，可还是层出不穷，在谎言编织的日常生活中撕开关于真相的裂缝。
多亏有这些“针尖上的天使”，如今的我们才能瞥得昔日的苦难，并从中找到反抗的勇气。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孤单做伴
一个九十岁的嫖客，在一个沉睡的十四岁雏妓的身旁醒来，用唇膏在她卧房的镜子上写道：“亲爱的姑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孤单做伴。”
以上情节，出自马尔克斯的最新小说《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Memories of My Melancholy Whores）。小说的主人公出生于中产家庭，一辈子没有老婆、没有事业、没有钱，他在父母留下的老旧房子里居住了将近一个世纪，他当过记者和拉丁语老师，现在靠退休金和在一家报纸写周日的专栏勉强度日。
在他九十岁那天，他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处女狂野的一夜，这欲望来得如此汹涌，他联系了相熟的鸨母。当天晚上，他走入一个妓院的房间，躺在床上的，是一个赤裸的、全身汗光粼粼的十四岁少女，温柔热烈如小斗牛，她服了迷药，所以昏睡不醒。
主人公吓得不知所措，只想逃跑。作为一个男人，他并不是毫无经验的。相反，他九十岁的人生丰富浪荡得很：他到五十岁的时候，就已经睡过五百一十四个女人，不过，其中没有一个是不要付钱的：即使女人不要钱，他也会强迫她收下，把她变为
妓女。他很早以前曾经订婚，但是在最后一分钟逃婚。他一生不愿意负责，哪怕是对一只猫。
他生日那一晚，并没有和这个少女上床——老鸨因此嘲笑他。与上床的满足相比，他被一个更大的结论所震惊：在这个十四岁的妓女身上，他找到了真爱，九十岁以来的初恋。
老人爱得发狂，他变了一个人，他每晚去找这沉睡的处女，在她简陋的房间里布置上油画和书籍，在她耳边轻轻吟唱和讲解动人的诗，他吻遍她的身体但从未交合。他变了一个人，发现运转和影响世界的力量，是爱。不，不是那种皆大欢喜的爱，而是各种形式的苦恋和单恋。
老人改变了自己的专栏，无论是什么主题，他为她而写，他为她哭，为她笑，为她把自己的生命浇铸在每个字符里。他把每篇专栏变成了每个人都有共鸣的情书，因此阴差阳错地获得了事业上的最大成功。
白天，这个小处女到工厂上班、缝纽扣，晚上，则回到妓院忠贞地躺在床上，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老情人的模样，也对他的爱恋几乎一无所知。
按照马尔克斯的标准衡量，这并不是他最精彩的小说，首先，它篇幅并不长，只是一篇中篇小说。然而与《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相比，它也没有密实的叙述，令人炫目的结构。可是，它确实是马尔克斯最勇敢也最古怪的小说，像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和川端康成的《睡美人》的结合。最邪恶的娈童癖，和最纯洁最无私的爱恋的结合。
九十岁的男主人公，面对一个沉睡的处女，是如此的惶恐和无助。她代表了青春、生命力、激情和不可知的未来，而老人，则已经被衰老、性、死亡这些概念如海草一样纠缠，无法自拔。大师如马尔克斯，在此刻也与他笔下这个一事无成的小小专栏作家毫无二致。主人公被少女所控制，是马尔克斯被“死之将至”的念头所控制。主人公面对少女的无助，是马尔克斯面对每天失去自己寿数的无助。
无论在《百年孤独》还是《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马尔克斯都在传递着一个想法：不要以为年纪老了，就不该谈恋爱，这是大错特错的，人就是因为不再恋爱，才会衰老。
然而在《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里，这来得太迟太迟的爱，却是一种惩罚，一种加诸自身的道德惩罚。
面对着这个小妓女，他直面了自己过去的一生，那些窝囊、堕落与卑劣。对小妓女近乎绝望的爱，是一次对自己迟来的革命，交付了自己扣押一生的全部灵魂与爱恋。
这让我想到历史上最著名的浪子卡萨诺瓦，他在玩弄女人这件事上从来不曾失手，无论是最矜持的修女还是最高贵的夫人都臣服于他，然而，在他人生的最后放纵里——其实也不过是四十岁，他却被一个年轻精明、人尽可夫的小妓女所玩弄，他花费了很多钱和精力来讨好她，她却不让他近身一寸。这种被玩弄，也是潜意识所做的选择，是一次自我惩罚，一次道德回归，一次游戏临近尾声时候的忏悔。
《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的结尾，多少是让人有点失望的。当老人九十一岁生日到来的时候，他不能在死前“和心爱的女人从未干过”。于是，他把自己全部的财产都赠送给他的女孩，而鸨母宣布，那年轻的小妓女爱他爱得发狂，这将死的老人，感到自己终于有了新生命。
在这里结束，是因为马尔克斯对自己的衰老，不愿意太残忍。而如果再写下去，这故事也许会变得更精彩：次日清晨，少女第一次在曙光中看清了自己的爱人，看到他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2012年11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为加西亚·马尔克斯最新小说《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所写的书评。
小说没有中文版，我自己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从英文版翻译过来，没有版权，自然是不能出版或发表的，只是给一些朋友看看。
看看，其实是好奇八十岁的马尔克斯笔力如何，尚能饭否？这篇小说是马尔克斯对川端康成小说《睡美人》的改编再创作，几乎一样的故事，两位大师写出来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
川端笔下作为主人公的老人，是冷静而奇诡的。马尔克斯的主人公“我”却非常纯情而可悲，对小妓女的炽热的爱折磨着他，惩罚着他。然而小妓女是永远沉睡的、无知的、无辜的，惩罚者是老人自己。
这篇小说写完后不久，马尔克斯就得了老年痴呆症，忘记自己写过《百年孤独》，多么酷又合理的收梢。
达尔文改变中国
要是评选其思想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人，恐怕不是马克思，而是达尔文。从小孩到老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承认进化论的生存法则，都能朗朗说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句子。
达尔文一生没有踏足过中国，他的学说在自己的祖国甚至受到抵制和怀疑，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他？那么轻易地就接受
了他？
汉学家浦嘉珉写了《中国与达尔文》这本书来回答以上的
问题。
达尔文学说进入中国是在晚清，当时，中华文明在坚船利炮的轰隆声中，突兀地、被迫地进入世界近代化语境，开始了第一次全面的自我怀疑。儒家乐观主义忽然无法自圆其说，天变了，道自然也要跟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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