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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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煦:必须这样做,不这样不行。

薛焕:我看过你们的预算,要把淮军接过来,要花十八万两银子。我来问你,哪去弄这么大的一笔钱?

吴煦:这事由顾文彬来解决。

薛焕:顾文彬?那个诗人?画家?六扇门的捕头?你不是开玩笑吧?

吴煦:生死攸关,谁敢在这时候开玩笑?

薛焕:顾文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

吴煦:他也没钱,不过他去找洋人贷款。

薛焕听后,沉默良久,终于点头应允。

事情到了这一步,往后还有一个诡异的变局。在这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是苏松太道吴煦坚持快点儿把淮军接过来,而通商大臣薛焕反对。后来李鸿章到了上海,薛焕却和李鸿章处得极好,他家里有两个女儿,一口气全都嫁给了李鸿章大哥李瀚章的两个儿子。反倒是坚持迎请李鸿章的吴煦,成了李鸿章的敌人,惨遭李鸿章修理打击。

何以会有这种变局呢?

这是因为,薛焕与吴煦,两人在智商和情商上存在着一段无可弥补的差距。薛焕其人,智商高情商也高,起初不答应用洋火轮接淮军入沪,是因为他不想承担任何责任。只要需要他承担责任,就甭指望他能答应。除非不需要他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下他才肯做顺水人情。李鸿章入沪之后,薛焕立即发现,李鸿章各方面的才能都在他之上,早晚必然飞黄腾达,所以立即在第一时间冲过去,和李鸿章站在一起,并分享胜利果实。

薛焕是一个精明的官员,而吴煦却是最典型的笨官。这种官员,工作都是他来做,麻烦都是他来承担,最后还不讨上司欢心,惨遭修理。究其原因,是因为如吴煦这种人,缺乏对外部世界的观察能力,分不清孰高孰低。如吴煦,明明是他把李鸿章接过来的,却硬是看不出李鸿章的过人之处,反而在小事上给李鸿章添堵,结果惹火了李鸿章,遭到了李鸿章不客气的修理。

精明的薛焕与憨头憨脑的吴煦,是官场上最常见的两种类型。任何人只要稍微加以留心,保准会在你的周围,发现这两种人。

吴煦与李鸿章之间的纠斗,是以后的事情。眼前的事情是,曾夫子发现李鸿章为了逃脱他的手掌心,竟然以既成事实的方式强迫他就范,盛怒之下,曾国藩发火了,他回到屋子里,把门一关,不再搭理李鸿章。

李鸿章的后手

李鸿章居然敢算计自己的老师,是因为他早就有了后手。他清楚,曾国藩一旦知道上海那边的洋火轮已经准备就绪的时候,肯定会怒不可遏,不放淮军离开。所以等这事发生的时候,李鸿章的后手就立即施展了出来。

李鸿章的后手,共分两步。

第一步,是他跪到老师面前,再三解释上海雇用洋火轮的事儿不是他的主意,而且他本人也不同意这个方案。理由是,乘夷船越贼境,太不安全。

作为佐证,李鸿章举例说,如今湘军幕府之中,对于淮军赴沪之事,议论蜂起,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他不可能接受如此危险的方案,建议老师再寻找一个更妥善的法子。

听李鸿章这么一说,曾国藩也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太小心眼儿。好歹自己也是圣人啊,不能流露出过多的私欲,让人耻笑。于是他消了气,坐下来,和李鸿章商议出一个新的折中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仍然走陆路,让李鸿章率淮军,循北岸逶迤前进。途中尽量避免与太平军相遭遇,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一路溜到上海去。

这个方案听起来极尽离奇,但用兵之妙,走的尽是让对手意料不到的怪招。更何况,此前曾国藩也有类似的成功案例。比如说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其人原本是个书生,曾国藩筹建水师的时候,打算以彭玉麟为帅,由是书生彭玉麟易装为乞丐,穿越了由太平军控制的漫长水道,顺利抵达湘军大营,从此由一名翩翩文士,转型为凶悍的湘军水师统领。

曾国藩想出这个法子,多半是他突然想起来李鸿章曾和彭玉麟动手打过架,所以他不由自主地进入了一种思维定式,将当年彭玉麟的成功案例移植过来。心里所抱有的期望,是希望李鸿章也能够像彭玉麟那样,从此成为曾老师最好的助手。

但是曾国藩低估了他这个得意弟子。李鸿章之所以推出这么一个怪异方案,其目的是暂时给曾国藩一个心理缓冲,以便在他最后出手之时,能够让曾国藩接受现实。

对曾国藩的最后一击,来自素有烈士情结的沪上名士钱鼎铭。

1862年3月28日,钱鼎铭在另一位沪上名士潘馥的陪伴之下,自上海坐轮船重返安庆,带来了一个让曾国藩始料未及的消息:沪上已经凑足了十八万两银子的巨款,和麦李洋行签了货运合同,七艘洋火轮不日即将抵达安庆,准备分三批,将六千五百名淮军接到上海。

听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当时就急了,一口拒绝: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呢?钱鼎铭眨着纯洁的大眼睛,很无辜地问曾国藩。

因为…这个方案太草率了,太不安全了。现在曾国藩能够想到的,只有这么一个理由了。

这时候钱鼎铭使出了他的撒手锏,往曾国藩面前一跪,号啕大哭起来,哭曰:江苏官绅殷殷请援之意,有甚于蹈水火者之求救,其雇洋船来接官兵,用银至十八万之多,万不可辜其望,拂其情…

这是钱鼎铭二哭曾国藩。头一次,他是央求曾国藩派救兵往援上海,而这一次,他是哭求曾国藩答应他的运兵方案。

目前的史书,但凡提到钱鼎铭,都有这样一句话:钱鼎铭因为赴安庆求救兵,效春秋申包胥哭秦廷之举,终于打动曾公,让李鸿章获得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他也因此成了李鸿章的恩人与心腹…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

钱鼎铭为李鸿章立功,不是在第一次哭谏上,而是在这一次。

第一次哭谏,只是促成了淮军的建立,并没有促成淮军赴沪的直接结果。而让李鸿章获得沪上腾飞机遇的,是钱鼎铭的这一次大哭。而且,两次大哭的目的完全不一样。第一次哭,是为了打动曾公的慈悲之心。这一次大哭,却是要动摇曾国藩的声望,让曾国藩陷入尴尬的境地。

明摆着,人家巨款也花了,接人的船也来了,你曾国藩还不放人,那就是你曾国藩的不对了。

钱鼎铭之哭,就是人心所向,道义所在。气恼的曾国藩不搭理钱鼎铭,让他一个人哭去,自己回到卧室,捧起小说《红楼梦》,潜心阅读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摧之恋。读到伤感之处,他写日记曰:原定由巢县、和、含陆路东下,今若遽改为舟行,则大拂兵勇之心,若不由舟行,则大拂江苏绅民之心,踌躇久之,不能自决。

钱鼎铭这一哭,就占了天大的理,让曾夫子无计可施。第二天,他不得不找来李鸿章开会,反复讨论到底应该如何做。这节骨眼儿上钱鼎铭就在门外,跟个被一百个老公抛弃了的怨妇一样,呜呜咽咽哭个不停,哭得曾国藩心乱如麻,不得不答应了下来。

李鸿章终于获得了机会,钱鼎铭因此成了头号大功臣。此后,李鸿章感恩图报,要把钱鼎铭那嫁不出去的暴脾气丑妹妹忽悠给洋务运动的先知郭嵩焘,彻底毁了老郭的幸福人生,这是后话。

尚武中心天地会

1862年4月5日,第一批赴沪淮兵登船出发。

这支人马,有程学启的开字两营,韩正国及周良才的亲兵营。临登船,曾国藩亲往壮行,他手抚程学启的背,说道:程学启,好好干,我看好你。知道天地会的张国梁吧?他死了,死得好惨,被李秀成打得尸沉河底。让先帝咸丰哭得跟个泪人一样。

这一番话,说得程学启感激不尽,莫明其妙。

曾国藩所说的这番话,隐藏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怪异的规律。每一次战争与劫难,都是中国的尚武中心崩裂所致。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两个尚武中心,一个是民间暴力社团天地会,另一个是淮上巨捻。

暴力社团天地会,最早在明朝灭亡时由郑成功的军师陈永华创建,陈永华希望凭借这个非法组织,联合江湖英雄,驱逐满人出关。这个目标最终没能达成,天地会却在不断的清剿行动中坚持了下来,而且集结了江湖之中最崇尚暴力的一伙怪人。

天地会及淮上巨捻虽然崇尚暴力,视杀戮为体面之事,但由于这两个尚武中心都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主张,所以始终闹不出个名堂来。临到洪秀全起事于广西,自称他是耶稣的弟弟,这个癫狂的呓语,却成了太平军起事的明确纲领。而太平军缺乏能征惯战之人,只能要求天地会加入,替太平军去打天下。

说到政治纲领,这东西也有一个规律。政治纲领的文明开化程度,与组织的严密程度是成反比的。简单说来就是:越是文明的、先进的纲领,越是推崇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越是远离紧密的组织结构;越是愚昧的、落后的纲领,越是契合人性之阴暗,感召人性之恶,越是容易聚集成为暴力中心,聚拢起具有强大破坏力的团队来。

这是因为,越先进、越文明,越是趋近于建设性。而建设十分艰难,所以建设性纲领最难见到效果。而越落后、越野蛮的纲领,越是趋近于破坏性。破坏可是比建设容易千倍万倍的事情,所以特别容易取得效果。

当时,天地会有几名头目:罗亚宋,大头羊张钊,冯子材。当时罗亚宋认为,洪秀全的理论太过于邪门儿,没必要理睬。可是大头羊张钊却坚持认为洪秀全这个搞法蛮好,说不定会搞死清廷。于是天地会破裂,大头羊张钊带着小老弟冯子材,投奔了洪秀全。而罗亚宋却投奔了官兵。

大头羊张钊到了太平军那边,改名叫张嘉胤,他很快成为太平军中最优秀的将领,与广西巡抚劳崇光对阵厮杀。战不多久,张嘉胤突然想到一个妙计,他与太平军首脑们商议,由他假意投降劳崇光,然后里应外合,大破官兵。太平军首脑们拍手称妙,就让张嘉胤赶紧去执行。

于是张嘉胤假意投降劳崇光。可是那劳崇光既然是做官之人,每天琢磨的就是算计别人,一点儿也不傻。发现张嘉胤只是自己跑过来,妻子儿子还留在太平军那边,就知道他是诈降。

那么该当如何处置这个诈降者呢?劳崇光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暗中找了一个人,模样相貌与张嘉胤略有相似,就让这个人假冒张嘉胤,带着官兵大战太平军。这条计策,听起来极是儿戏,带有很强的恶作剧效果,应该不会奏效才对。

事实上,太平军那边是知道劳崇光以诈对诈的,这么简单的花样儿,犹如小孩子玩过家家,岂有一个看不明白之理?可是他们忌妒张嘉胤有一身不俗的武艺,更忌妒他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于是就假装懵懂,装作没看出来,趁此机会把张嘉胤的妻子儿子拖到战场上来,当着张嘉胤的面全部宰杀了。

目睹妻子儿子惨死,张嘉胤心胆俱裂,从此就死了这颗心,踏实地做起官兵来。不久钦差大臣向荣赶到,发现张嘉胤是个将才,就替他改名叫张国梁,并把他的名字报告给咸丰皇帝,要求嘉奖。

咸丰皇帝是性情中人,最喜爱战场上能打能杀的猛将,从此视张国梁为自己的心腹爱将,不停地给他加官晋爵。有次听说张国梁得了感冒,咸丰皇帝立即派八百里快马给张国梁送药来。此事让张国梁感激不尽,遂建江南大营,将南京城围困起来,誓擒洪秀全以报咸丰皇帝知遇之恩。

却不料,太平军中的天才将领李秀成攻破杭州,取其辎械,然后突然回师,直捣江南大营。这是江南大营第二次崩溃,张国梁力战不支,溺水而死。李秀成怜其忠义,命人收尸以礼下葬。

这个时候,天地会的罗亚宋因为与会中之人不睦,最终分道扬镳,投奔了官兵。岂料他前脚加入官兵,后脚张国梁就带着小老弟冯子材,也投奔了过来。罗亚宋怒极,发誓决不与张国梁站在同一阵营,就又跳槽去了太平军那边,改名罗大纲,成了太平军中最悍勇的战将,并很快战死。

罗大纲、张国梁双双身死,只剩下一个小老弟冯子材躲在镇江。后来他大败法国兵于镇南关,扬我国威。但另一个尚武中心淮上的存在,标志着中国战乱的持续。

不读书、愚昧固执、对社会充满仇恨的人多了,就是乱世。读书人多了,思想比较开明,对人性持淡静宽容的人多了,就是盛世。

曾国藩之所以对程学启提到张国梁,是因为两人的人生际遇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先从贼,后为官兵,都是被太平军当面宰杀了妻子儿子。所以曾国藩希望程学启能够成为第二个张国梁。这个希望是有道理的,两人既然前半生的轨迹十分吻合,后面的结果也不应该有区别。如果弄出区别来,那人性的规律就不好研判了。

壮行之后,程学启和哭得两眼红肿的钱鼎铭,率师登上火轮船。他们将穿越太平军占据的腹心地带。

此行安危如何,实在是一个未知数。

新官上任的四句格言

当时的长江南北两岸,是不计其数的太平军营垒。炮塔林立,直指江心。程学启、钱鼎铭及淮军士兵们心惊胆战,躲藏在船舱里不敢吭声。外边太平军的声音近在咫尺,听得清清楚楚。火轮船冒着黑烟,行至采石矶,却突然停了下来。两岸的太平军拥出来看热闹,吓得程学启和钱鼎铭唇齿青白,相顾无言。

英国船长对程学启解释说:轮船之所以突然停下,是因为搁浅了。此时南面是南京城,北边则是和州的太平军大营。数以万计的太平军对船上之人虎视眈眈,其状惊悚,无以复加。

幸亏在这节骨眼儿上,江潮忽涨,火轮船又开动起来,程学启和钱鼎铭才长长地松了口气,一屁股坐在舱板上。

实际上,太平军是绝无胆子招惹洋人的。前者,忠王李秀成进攻上海,太平军不留神错杀了一名洋人,李秀成大怒,当即将那名太平军斩首,首级送入上海城的英国领事馆,向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谢罪。可是英国人根本不知道太平军杀的是谁,所以这事也就没法追究。但此类事件对太平军的心理震慑是异常强烈的。所以太平军尽管发现这七艘火轮船有问题,可是没有人敢问一声,生怕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

于是程学启、钱鼎铭率第一批淮军,如期抵达上海。

李鸿章让程学启先行,是有考虑的。程学启部是湘军中最具战斗力,精神状态最饱满的。让这批精锐先行,目的是为了给上海父老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便于淮军立足上海。

但是,李鸿章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原因有三个:

一是湘军本来是穷部队,全靠了曾国藩东拼西凑,到处想办法弄钱,供养这支部队。而程学启虽然战斗力强悍,但在湘军中的身份极为尴尬,说是后娘养的孩子也不为过。因此,登陆上海的淮军,多是些光着脚板,连鞋子都穿不起的穷大兵。手中的武器更是可怜,士兵手中拿的多是削尖了的竹子做的长矛。体面一点儿的算是将领了,最多也不过是一个号坎儿,脚上有鞋再挎上腰刀。这般军装,没法子叫人提起精神来。

二是大上海太过于富庶了,大富豪不计其数,如拥有租界几乎所有地皮的顾福昌,称得上地产大王,可他的财产,在上海最多不过排到第四。还有刚来上海不久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上海的富豪之中,根本就排不上号。上海人见惯了大场面,对穷酸的淮兵,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最后一个原因,最是让程学启有苦难言。这个原因就是晕船,士兵们憋在船舱里久了,尤其是穿越太平军所占据的狭长水域之时,因为两岸火炮森森,堡垒林立,淮兵不敢步出舱室一步,大小便的问题无法解决,结果弄得士兵们满身污物,肮脏不堪,甫一登陆,就因为晕船效应,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让上海人看得目瞪口呆。

上海人说:这是一支大裤脚的蛮子兵,是一支叫花子兵。

李鸿章如何知道开局竟是如此尴尬?他仍然信心爆棚,于1862年4月6日出发,仅比程学启晚了一天。临行之前,曾国藩对他面授机宜:少荃啊,你马上就要走了,临行之前,老师要告诉你,上海那些人,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们把持上海的关税厘金,一群贪官污吏,勾连一气,上下其手,中饱私囊。苏省吏治,贪诈朋比,积习相沿,这都是治吏不善留下来的祸患啊。老师说了你可能还不信,等你去了上海,就知道这些人是多么难缠了。

李鸿章站起来,走到曾国藩面前,扑通一声跪下:老师,若然如此,学生该当何以处之?请老师教我。

曾国藩俯身,低声道:老师只有四句话,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

这四句话,是曾国藩对李鸿章立足上海给出的应对之策,也是任何一个新人到了新的环境之时,所必须要谨守的。第一就是言语稳重,注重诚信,万不可刚一出场就弄个信用破产,那就没办法混下去了。第二是说做事情的时候,要有恭敬严肃的态度。对于中国人来说,态度比是非对错重要,比做事的结果重要,只要态度对了,一切都对了。第三是告诉李鸿章,对于洋人,可以一起防守,但不可一起进攻。这一条说的是新人在官场中对同事兼对手的政策,可以与老同事一起做封闭性工作,但千万不要一起做开放性工作。封闭性工作职责权明确,出了问题不容易栽到你头上。而凡开放性工作,都有一个职责权不明确的特点,一旦效果不理想,背黑锅的永远是新人。最后一条说的是人际关系的疏理,新人如果有必须要让渡的利益,就要让渡给关系与你疏远的人,以便在整体环境中获得正面评价,万不可只顾及关系亲近的人,而不理会关系疏远的人,让人疑心你搞小动作,那就彻底毁了自己的前程。

李鸿章仔细品味老师说的话:学生记住了,请老师详加指点。

曾国藩:少荃你记住,你率军入沪,军队就是你的命根子。所以你要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治后图。

李鸿章向曾国藩磕头:师德如山,学生铭记在心。

抬起头来,李鸿章心潮澎湃。他终于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机会,但此行是福是祸,全然取决于他积四十年之久养成的智慧与对人性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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